【電子文庫|人與環境的歷史互動】獵「人」與獵「物」──文化的歷史形塑與推陳

作者|李先達(臺灣大學 臺文所碩士班)

人類文化形成,絕大多數源自於生活。如果不再有人像你那樣活著,專屬於你群族類的那種文化,是否也該跟著送葬?某種程度上,國家的精神與意圖,嘗試保護這份多元性。

日前報載,1「原住民自製獵槍無罪」,原住民「習俗獲尊重」,「法院前放狼煙慶祝」。配合如〈獵槍的背後〉等評論文章仔細觀之,2事實上原住民狩獵用的自製獵槍使用,早已除罪化。根據《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的規定,所謂「自製獵槍」,即「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由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力,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報備地點製造完成。」報導指出,爭議在於該名排灣族男子,改造的是效能較佳的「後膛槍」,有違內政部函示定義之「前膛槍」。法院的見解則終究回歸傳統習俗,摒除這項爭議。

當所有其他中華民國國民無法擁有操持私槍的權利之時,基於對於傳統文化習俗,以及生活其間的人的尊重,原住民在特定條件限定下,可以持有獵槍,進行狩獵,保有自身的文化。然而文化與歷史是會進展的。同樣是一兩百年間會發生的事情,從獵「人」到獵「物」,顯然「出草」已經完全沒有文化上的容身之處。表面觀之,當代的,文明的有識之士當然不會放任「殺人」成為合理的生活方式與內涵之一。在文化的歷史上,出草已然被代謝掉了。其實,如果重新細察原住民出草的底蘊,在所謂「野蠻」行徑的外觀下,未必蘊含著少於林野動物狩獵的那些生活習俗所能攸關代表的思慮與想像。

歷史上,早在日治時期,針對臺灣原住民之舊慣調查實乃臺灣總督府原住民統治政策中一項重要之施政作為,而此作為之直接成果便是多冊的《蕃族調查報告書》。例如,其指出布農族某蕃社的出草原因包括:3

  1. 為了誇耀自己的勇猛。因為無人願意服從未曾馘首者的命令。
  2. 社民相信通姦者無法獵取人頭。通姦嫌疑犯,為證明自己的清白而
    出草。
  3. 社民相信妻子若與人通姦,丈夫出草必有所獲。故砍人頭歸來的丈
    夫更有理由斥責妻子。
  4. 為了替父親、兄弟或親戚報仇。
  5. 蒙冤者為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法之徒是無法獵取人頭的。

文化上,出草行為整體的記載,除了留下早期原住民生活樣貌之外,也為歷史、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提供極好的基礎。例如陳宗仁在研究原住民槍枝使用的文章裡,4便根據《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的描述理解泰雅族、賽夏族的用槍行為,進而引用並認同張旭宜的觀點:「原住民出草獵人頭,並不是為了殲滅敵對族群或覬覦他人財物,取得人頭此一行為及其象徵意義,才是出草活動的重點,換言之,出草是一種儀式性的活動。」

獵取人的首級,若是為了復仇,或者表彰戰功與勇猛,尚屬一般文明可以直接理解的取徑。但是說到,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等情事,則必須是該聚落文明中,長期發展下來衍生累積的文化觀點,成為某種價值與標的在信仰中運作。文化的發展,其歷史的軌跡,有賴學者專家仔細考察。初步直觀,也許出草成功並且歸來的人,在傳統部族生活裡,理所當然因為其「快意」與「宰制」的成果,部族間有較權力與知識詮釋行為背後的精神層面的人,便對此「光榮」事蹟(有益於部落發展)進行解讀,使得素樸的行為,漸漸衍生更多的指涉意義。此中有些,在時間裡固定延用了下來,成為「傳統」的基本組成。出草如此,獵取動物在飽食與祭祀之間,有了更多的意義擺盪創生,也是如此。是以亦有部分的漢人文明,廟堂之內,特定節慶以越發豐腴的牲口祭拜來表達敬意,成了約定俗成的事。

人類學上,學者提出「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的概念,闡釋原住民傳統文化在當代觀光現象中所處的位置。5其指出傳統的、異族的文化,因為「異文化情調」的獨特性成為某種表演者,供予前來觀看的人前來消費。

出草文化雖不可能置入異族觀光之中,然而過往的出草事蹟,其異質性與隔閡感,實為原住民的重要歷史特色──亦即「傳統」之一。旁人與後人,對於出草(合法殺人)的過程感到好奇與顫慄。如文章所言,各族的傳統事實上是會相互競爭的,「……不同參與角色的原住民,透過在觀光情境上的交會,所表現出的一種族群內部的族群性再塑現象。而這種族群意識得以再強化或再造的基礎,就在於大家均交集於對傳統的追尋與神入。」6筆者認為,傳統就在口傳的過程中,與史料的累積裡,形塑了原住民族想共同的記憶,與區分彼此的本質要素。舊的原素進了新的時代與社會,有了新的包裝。但傳統事物本身,仍舊是依靠原住民各族長久以來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之多元特色來區別與樹立。光光一個出草的動機,同一原住民民族中,不同社群也還有不同的說法,不同的傳統。然而,這些差異,隨著文明與文化進展,在歷史中,逐漸走向同一種被封存的結局。

從獵「人」到獵「物」,原住民的傳統與生活,在自身的歷史進展裡面臨汱舊換新,新的價值觀被引進,不合時宜的規條被廢止。然而,在此次的獵槍判決之中,吾人可以依稀拿捏,握有決策權的國家司法機構在面對少數、多元文化的保存問題之時,依舊得回到人的本身作考量。當局自身,也需要新的、合宜的價值指引,去思考人類生活的方式。除了單純以數量計數,也還有本質上的基底是非必須衡量。畢竟,奪走一個獵人的獵槍,與奪走作家的筆、高空彈跳者的繩索,何異?

  1. 2013/12/18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218/35515172/
  2. 2013/12/25台灣教會公報專欄社論:http://www.tcnn.org.tw/news-detail.php?nid=5995
  3.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初版),頁89-98。
  4. 陳宗仁,〈近代臺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大歷史學報》36期(2005,臺北),頁87。
  5. 謝世忠著,《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初版),頁99-100。
  6. 謝世忠著,《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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