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載來的東西:朱點人〈秋信〉、甘耀明《殺鬼》

撰文作者|陳書羽(耕莘青年寫作會)
特約編輯|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軍事速成線 (大安溪左岸)

軍事速成線 (大安溪左岸)

當鐵路深入一塊土地,成為強悍的人造骨骼之後,那塊土地就踏上了「工業化」、「現代化」的不歸路。鐵路和行駛在上面的火車,對於農業時代的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怪物,無論是它的材質、體積、速度還是它造成的景觀。在台灣,劉銘傳鋪設了第一條可以載客的鐵路,但是要等到日治時代,全島規模的縱貫鐵路才真正開通。從無到有,這後面是很多力量綜合在一起的結果:從世界另一端運來的大量金屬、提煉這些金屬成為穩定材料的工業能力、能夠適應各種地形氣候的科學探勘和工程技術、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來的龐大資金,以及資金背後更加龐大的,對於鐵路所能帶來的商業利益的期待。

這一切象徵了社會形態的改變,悄悄地釋放出一個當時人們不一定明白的信號:統治他們的政治權力,已經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這當然不只是「從清朝變成日本」這個名字上的差別而已,而是說,台灣人原本是被一個古老的農業帝國統治,現在卻轉而隸屬於一個工業的、資本主義的帝國。影響所及不只是政治領域,所有社會與文化領域都將要連根拔起,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小說家不見得能清晰地說出這個道理,但他們還是隱隱然感覺到有哪裡不一樣了,所以紛紛寫出了各種以鐵路為題材的作品,其中一篇就是朱點人的〈秋信〉。這篇小說的主角斗文先生是清代的老秀才,一直醉心於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到了日治時代,都堅持讀古書、穿古裝。到了1935年,他才因為禁不起旁人的勸誘,決定坐一趟火車到台北看日本人舉辦的「台灣博覽會」。沒想到,一踏進火車車廂就引起眾人譏嘲的眼光,因為:

在車裡的時裝——和服、臺灣衫、洋服的氛圍裡,突然闖進斗文先生的古裝——黑的碗帽仔、黑長衫、黑的包仔鞋,嘴裡咬著竹菸斗,尤其是倒垂在腦後的辮子……儼然鶴入雞群,覺得特別刺目。

但是驕傲的老秀才是不可能屈服的,他一向認為是世風日下,大家不懂得傳統文化的好,所以:「他接著眾人的眼光,像受了侮辱,一時很難受,但旋即不以為意地斜著眼角,把眾人睨了一眼,泰然自若地坐下去。」然而這樣的驕傲撐不過幾分鐘,很快地,火車要開了:「當車長的笛聲剛在鳴響的瞬間,他急急的把兩耳掩住,塞避火車的汽笛,引得車裡一陣的哄笑。

這個場景很短,但是很可以代表台灣人在第一次面對「火車」或「鐵路」的時候的不安,被一種全新的事物驚嚇。而這又可以擴大成人們對「現代化」的害怕;這在已經習慣這一切的我們來說可能覺得有點奇怪,但是對當時的人而言,那些工業、機械之類的東西,幾乎就像是外星人的科技一樣難以理解。未知就足以帶來恐懼,更何況有時候這些機械還會搶走人們的工作、改變人們的生活。當然,斗文先生是比較晚才去搭火車的那種人,所以在小說中只有他落伍。但是仔細想想,整車的人只有他穿著古裝,不就正好顯示了台灣人對「車廂裡面」這個空間應該是什麼屬性的想法?——這是一個專屬於「時裝」的,現代文化的地方。

更具體地把「對現代的恐懼」和「對火車的抗拒」聯結起來的,則是甘耀明的小說《殺鬼》。《殺鬼》的故事描述日治時代的山村「關牛窩」,在二次大戰期間,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此地建立了自殺部隊「白虎隊」的訓練基地,與當地人互動的故事。這篇小說有很強烈的奇幻色彩,許多情節都是不符合物理現實的,透過這種方式把這段歷史寫得繽紛、神秘。小說的第一幕,就是火車鐵路進入關牛窩的過程:「殺人的大鐵獸來到『番界』關牛窩了。⋯⋯新世界終究來了,動搖一切。」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敘述是用當地人的語氣和視角去寫的,我們可以從中推測他們對火車(=新世界=現代)的態度。接下來小說描述日本人兩次要修築鐵路渡河,卻都在一夜之間被沖毀,村民認為,是因為那條河是恩主公手下的螃蟹居住的地方,所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建成的。但到了第三次,日本人卻用灌鑄水泥的方式造好了橋。一場小型的「現代vs傳統」的對決,就以代表傳統的宗教信仰落敗結束。但除了這個命題,甘耀明更深刻地寫出了火車的另外一個面向: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所打造的現代化社會,將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為國家機器的零件,不管你的意願如何,你就是會被迫貢獻出你自己的身體和勞力。如果說在農業時代,人們還可以「隱居山林、不問世事」,在現代化的工業時代,就根本沒有機會拒絕這些被國家強加的義務。

甘耀明透過兩個場景來處理這個命題。第一個是「白虎隊」的訓練過程。在小說裡,白虎隊是從台灣各地徵召而來的少年士兵,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擔任陸地版的「神風特攻隊」——萬一美軍登陸台灣,他們要背著炸藥包衝向敵陣。於是,在訓練的時候,學徒兵們就要揹著從自家帶來的,十五公斤重的祖墳墓碑,充當炸藥包進行體能訓練:

演習的重頭戲叫『肉迫』⋯⋯他們把火車當假想敵,在首班車進站時,白虎隊在山頭伺機,看著車殼上的蝴蝶反光。⋯⋯機關助士在離開關牛窩前,會先看到一群原住民小兵拿竹竿殺來,竿尖裝有當作炸藥的石灰包,刺中車身頓時迸了灰。不消多時,三人一組的學徒兵衝出,戴鋼盔,揹墓碑,不是絆倒、體能不支的跪地,就是被火車的煙塵嗆翻了。

幾次失敗之後,他們想到了新的辦法:他們「利用漢人亂葬的習性」,在鐵路沿線挖掘假墳墓,躲在裡面,等到黎明火車經過的瞬間衝出。這裡很有趣的是,火車當然代表了現代的、工業的、日本的國家力量,但是這個演習訓練又是在日本軍官的要求下進行的,所以這些「攻擊火車」的行動,本身就有一種矛盾和曖昧,正好反應了當時台灣人矛盾的心理狀態。我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我們到底是不是「現代人」?我們應該反對這些東西嗎?我們應該接受這些東西嗎?同時,這整場演習,學徒兵們先是揹著祖墳墓碑,後來還躲到墳墓裡面,仿佛一方面暗示了他們身上猶背負著某種文化傳統,一方面暗示了國家機器對他們的生命進行最徹底的徵用——他們被找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去「死」。對「白虎隊」來說,這並不是戰爭。戰爭是軍人拿起武器的奮鬥,但是他們不是軍人,沒有武器,因為他們甚至不是那個國家的公民。

火車把國家運送進來,國家再下令把新鮮的生命運送出去,《殺鬼》的另外一個場景則描述了「徵兵」。一名原住民男子尤敏被徵召上戰場,他十歲的女兒拉娃就在他上火車時,「手緊抓住車椅,雙腳纏著父親的腰,以『人鎖』留人。」無論身旁調派多少士兵拉扯,拉娃始終不肯放開,如何勸誘她都沒有用。最後,日本軍官下令不讓拉娃吃任何東西,但源源供應食物給尤敏,要動搖拉娃的意志。然而拉娃始終沒有受到影響,反而越來越有精神,人們這才發現:

原來,尤敏用磨利的指甲割破自己的肚皮和拉娃的腳,等兩邊的傷口瘉粘,長出的血管互通了。由敏把養分輸給拉娃,拉娃把睏意輸給尤敏,他們是生命共同體。

如此血淋淋的生命共同體,終於勉強留下了尤敏的一條命,他們從此就這樣粘在火車上。在這裡,甘耀明象徵性地寫出了一個有點複雜的概念。人們確實無法抵擋火車(=現代化=工業化=國家機器)進入關牛窩,但即便人的生活已經被塞進火車裡,每一個人都還是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抵抗這些東西的負面影響。抵抗不見得是大規模的行動,也可能是身體層次的拒絕合作,雖然它很微小,但它的意志還是可能很堅決。然而在另一方面,甘耀明除了寫出「個人的抵抗是有意義的」,還是透過故事批判了造成這一切的遠因,那種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但對當時的人來說完全陌生、強行進入台灣人生活的現代國家力量。當然,我們不需要因此討厭「火車」,而是要在面對下一條進入我們生活的「鐵路」時,能夠更小心地去避免那些附帶的負面效果;或者,我們要更戒慎地避免,去成為那種製造出「殺人的大鐵獸」的人。

>台灣日日新報 元旦春節特刊

1928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於台灣日日新報刊登的觀光地圖,上面標明台灣鐵路沿線各大站及城鎮位置,並註記台灣八景與十二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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