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違相生的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

【全文原載於《知識通訊評論月刊》87期〈依違相生的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

近代科學在人類知識中的候然而起, 是晚近的新生事務,也引起愈來多對科學進展與社會價值統合問題的關注。英國近年展開的生命科學的社會價值研究,清楚彰顯出這兩方面知識的認知鴻溝和統合挑戰。

「基因體學網絡」年會。(圖片來源﹕〈網路時代的新社會科學〉@《知識通訊評論月刊》87期)

十月裡英國卡迪夫( Cardiff) 市政府十月的氣氛有些凜測,而且不只是因為秋意而起。社會科學家與一些生命科學家廠集在此,參與英國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基因體學網絡」年會, 希望促進不同學科間的對話,大會主請者包括埃斯特大學哲學家浩克勒( Christine Hauskeller ) ,以及因剔除基因研究得到二00七年諾貝爾獎生理醫學獎的伊凡斯( Martin Evans) ,主題為基因重大科技發展﹒ 不過演講後第一輪問答並不熱絡, 顯然需要更多對話觸媒。有人詢問伊凡斯對主辦單位的看法, 他表示,「主辦單位很喜歡問我們的動機,但其實我們也想瞭解他們的動機」。

「基因體學網絡」始於二00二年,英國政府於二00一年宣布,將增加二億英磅投入基因研究,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主張,其中九百萬英磅應交由社會科學家研究基因議題與基因科學家。這個組織成立七忽後,共資助五個大學約一百位研究人員,也是全球的一大計畫,來拓展基因學研究範固進入合成生物學等的領域。二年前, 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撥出一千八百萬英銬,經同儕評鑑資助三個研究中心,為期五年,該研究理事會認為科學的挑戰主題不斷變遷,不應永久資助相同計畫。

這三個中心研究範圍很廣泛,「基因體學經濟與社會中心」規模最大,另外兩個中心則分別探究哲學、基因體學創新及生命科學,而基因體學論垃則於二00四年在英國愛丁堡成立, 協助基因體學網絡, 將研究成果推廣至政治及公共領域。

融合研究社群

物種分類樹。(圖片來源﹕〈網路時代的新社會科學〉@《知識通訊評論月刊》87期)

在這些中心裡,社會學家不再如過去般「研究」科學家如何工作,而是將社會科學家分組為跨領域團隊,通常由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與哲學家組成,運用資金進行質證研究,研究人員亦深入參與他們所探究的自然科學家社群中。

這些中心預計運作十年,目前已完成四分之三,記錄卻是參差不齊。這種模式確實有益於社會科學研究,讓成果不僅具原創性,更能影響政策,例如有關動物與人類胚胎混合的立法論辯中,也左右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創新方向,國際人類基因組織倫理委員會主席查維克( Ruth Chadwick ) 指出,「這些中心確實發揮了增值功能,原本目標就是希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提高互動,我們也看到這種合作帶來了資助機構所希望的開放性」。

愛丁堡大學科學工程學院前院長布菲爾德(Grahame Bulfield ) 表示, 社會科學家能協助自然科學家建立與外界的橋樑,不僅用學術方式研究科學與社會的互動狀態,更要向大眾解釋研究成果。

不過有些人士批評, 自基因體學網絡成立以來,英國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未提供足夠指導,相關負責人幾經替換,一名未參與其中的資深社會科學家表示,「研究成果品質不如預期﹒ 人事變動頻繁造成管理不當」。

打開阻隔

長期以來,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關係對立多於合作,前者通常很排斥接受社會學家或科學史學家等外來者的研究。

不過近期雙方的隔聞似乎開始崩解, 曾是物理學家的社會學家韋恩( Brian Wynne) 指出,過去十年來, 自然科學家對社會科學界的觀威大幅改變,前者更願意接納後者, 社會科學家做為自然科學家的夥伴,就像是伊拉克戰事裡的媒體一樣重要。

例如韋恩便參與策劃英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公民科學計畫,希望將業餘博物學家記錄的大批資料,納入館內生物多樣性研究中,例如借重漁民詳細觀察河川情況,幫助英國政府修正測量水質的標準。

許多科學家亦投入「生命條碼」計畫,希望建立有效工具,讓生物學家能使用簡短的DNA,便可辨別物種,社會科學家則遊走於國際計畫與個別專業人士之間,讓各界能逐漸建立標準,例如決定使用哪一段基因,才能充分整合入現有的研究方法。

華森(James Watson)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裡,擔任人類基因組計畫研究副主任時,首次大規模地讓社會科學家參與生命科學領域,建議計畫經費中,每年應提撥百分之五(約一千萬美元),研究計畫相關倫理、法律及社會議題。

這項模式後來也成為全球典範,但也反映出自然科學界與社會科學家關係多麼緊繃,一方面沒有人喜歡聽從他人指導該怎麼做,另一方面資助單位總想著要給出更多的研究經費,來解決真正的問題。

創建基因體學網絡的羅斯(Ros Rouse)指出,當初成立各個中心的目標,其實與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完全不同,而是希望進行生物學與醫學的社會學研究,以及改善科學、大眾及政府之間的聯繫。

參與計畫的生物學哲學家杜普雷(John Dupre)指出,倫理、法律、社會議題原本只是基因組計畫的附屬品,後來卻發展出不同的面貌,他特別關心當基因資料與物種分類樹產生差異時,科學家如何繼續運作,基因組序列顯示,細菌及其他原核生物的基因交換相當密集,故演化史可重現在同一棵演化樹之上。

杜普雷及其研究團隊正與哲學家、演化生物學家等合作,希望發展出網絡等不同模式,來呈現有機體的基因關係,生物學家多利托(Ford Doolittle)即深入參與此項研究,他表示,「我認為這項研究相當有用,因為生物學家不太常思考哲學問題,人類為哲學因素而研究自然模式,卻又否認哲學很重要;哲學家很重視立論結構,這對於科學家也是正視此問題的很好機會」。

基因體學創新中心正在分析創始主任泰特(Joyce Tait)口中所謂製藥業、政策規範及消費者的「創新三角」為何。泰特認為,製藥或農業生物科技等產業的創新速度快慢,其實大多取決於法規機制,但不是因為規範鬆緊,而是對待大小企業是否有所歧視,才會影響創新速度。

高層組織也運用這些研究結果,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便採用有關製藥業未來的報告,作為二00九年六月出版的二O三0年生物科技經濟展望的基礎,由於該組織極具威望, 這份報告也很可能大大影響全球各國政府的藥品管制策略。

生物學哲學家杜普雷(中)與他的團隊。(圖片來源﹕〈網路時代的新社會科學〉@《知識通訊評論月刊》87期)

擴展影響力

英國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創立基因體學網絡,便是希望這個機構能跨出學術界,涉足公共及政策領域, 基因體學論壇也是為此而生,論壇主席兼社會學家葉利( Steven Yearley ) 指出﹒ 「任何社會科學中心的創設目標都是為發表最佳成果,而論壇除了這項工作, 還要確保更多民眾能夠瞭解研究結果」。

這些研究中心都希望協助英國參與合成生物學領域, 尋找建立新生物系統、甚至整個有機體的方式。人造生命勢必會引起大眾激烈討論,而研究人員也自一開始便尋求社會科學家協助, 部分人士認為,合成生物學若要有所發展,就得改善生物學家與工程學家互動模式,社會科學家除了投入其中,也在合成生物學初期公開諮議期間,便協助科學家及相關組織。

領導英國合成生物學網絡的愛丁堡大學醫學工程學家艾弗利克(Alistair Elfick),也在尋找合成生物學成功所必須具備的技術標準,他很重視社會科學家的觀點,強調這個學科面對公眾參與,與社會科學家合作相當密切,因為此項研究必須獲得社會認可才能繼續下去。

社會科學研究自然科學,都必須具有這種務實考量嗎?部分社會科學家警告,有時對政府、科學家或大眾有用的研究,並不一定能符合社會科學瞭解自然科學運作的核心目標。未參與計畫的醫學社會學家馬汀(Paul Martin)指出,若刻意要符合政府需求,可能會造成利益衝突,讓原本只是客觀研究科學與創新的社會科學家,最後卻成為科學與創新過程的一部分。

同樣未參與計畫的社會學家布朗(Nik Brown)擔心,政府與科學家可能對社會科學家懷抱錯誤的期待,他指出,「外界誤以為社會科學家的主要功能,便是改善科學家與大眾的互動情況,但我們其實是為瞭解科學及其建構模式」。但基因體學網絡的最大困難,其實是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的往來情形,熟知這個網絡的資深研究員私下表示,雙方在溝通上就有問題,彼此方法論的南轅北轍,也造成許多信任危機和缺口。

許多研究科學家常忙著尋找經費、發表論文與進行研究,並不在乎社會科學家感興趣的課題,醫學研究慈善團體衛康信託代表伍茲(Tony Woods)表示,「科學家其實不太想知道,研究成果是否會造成道德困境,對於社會學家關切的議題,科學家常覺得不太重要。」

對於基因體學網絡究竟算不算成功,英國經濟暨社會研究理事會的策略研究會成員史帝文生(Jim Steve nson )含糊地表示,「我覺得現在運作尚稱順利,不過其中花費了一段時間調整,我們必須讓科學界及產業界認真看待此事,這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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