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醫療技術與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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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探究醫療技術與法律規範之間】從分配正義到醫療資源的分配

作者│陳柏宇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編按:這篇文章從政治哲學的角度,點出一個不斷被辯論的難題 – 究竟依據什麼原則進行資源分配,才合乎公平正義?雖然文末沒有觸及到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但跨閱誌也提供讀者一個延伸的問題:一直以來是跨科際所討論對象的「脈絡化知識」,是否能夠幫助回答文章裡提到不同學理所面對的質疑?如果答案是正面的,又可以如何行動呢? 「正義(justice)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first virtue),就如同真(truth)是思想系統中的首要德性一樣。一個理論儘管多麼地優美、精煉,假若它不真,仍必須被丟棄或修改。同樣地,法律或制度無論多麼地有效並且有條理,假若它不正義,仍必須被改革或廢除。」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Rev. 1999). 你我身處的現實社會中,有限的資源讓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透過彼此合作來獲取較個人單打獨鬥更大的利益;然而,一旦我們彼此合作,緊接著面臨的問題便是合作獲得的果實該如何分配;欲望趨使每個人總想分得更多,況且抱持著不同價值觀與人生目標的人對於如何分配又將產生衝突。因此,我們總會渴望有方法能適當地規範每個人之利益與負擔、權利與義務,分配共享的社會合作果實,讓我們免於利益衝突可能引發的武力爭奪與互相傷害,而能在穩定的社會中安心過生活,而這樣的方法便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探討的課題,也是「正義」最重要且棘手的部分。 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關切的是社會整體資源該如何分配,其核心在於尋求符合正義的「分配標準」;惟什麼是符合正義的分配標準,存在極大的理論分岐,包括主張「所有人都應該分到完全相同的數額」的嚴格平等主義(Strict Egalitarianism)、為追求實質平等而令「最不利者獲得最大利益」的自由主義學者John Rawls、主張以「整體效益最大化」作為分配標準的效益主義、主張依其「貢獻」或「努力」來決定應得數額的分配原則,甚至有主張政府「僅確保財產的取得與交換合乎正義而不應介入整體資源分配」的自由主義學者Robert Nozick等。即便分配標準存在分歧,主要的論述仍集中在效益主義者與自由主義學者John Rawls的理論,以下將簡述之。 效益主義從適用在個人身上之理性直覺出發,即一個理性之人會為了未來更大的個人利益而選擇犧牲眼前較小的個人利益,藉此獲得個人的最大淨效益;將此一想法進一步放在由一群理性之人所構成的社會之中,並假設社會上的每個理性之人都應具有關注他人苦樂的同情心,無論是看待他人或是整個社會之利益與損害時,都會用像是看待自己的利益與損害般同等的眼光去評估他們最終所能獲得之淨效益。是故,整體社會基於上述兩個理由(理性之人會追求個人的最大淨效益與以看待自己的苦樂之眼光來看待整體社會的損益),將主張為了更大的社會利益而放棄較小的社會利益,以尋求社會整體的淨效益能最大化的結果,以此判斷當前社會制度是否合乎正義。惟各種滿足效益的手段與關於效益的分配方式只考量所能達成效益總額的大小,並不受任何其他規則的限制,無論效益的來源或性質為何,均不會影響效益本身被視為首要價值,因此備受質疑。 對於效益主義的質疑中,最重要的聲音莫過於自由主義學者John Rawls的理論,其主張效益主義忽略整體效益該分配給誰及如何分配,此乃關乎社會制度是否正義的首要因素。Rawls認為,現實社會中決定資源分配的社會制度可能只是政治角力下符合強者利益的產物,未必符合正義,必須透過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排除每個人在現實社會中所擁有的地位、財富、價值觀等各種自身資訊,並進一步去思考他們將願意接受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以此尋求一個能視每位社會成員為平等且自由之個體的制度,方為合乎正義的社會制度。最後,Rawls探求的結果,一個符合正義的制度必須平等且最大範圍地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同時確保每個人都擁有實質平等的機會以獲取有利的職務及社會地位,並在經濟與社會制度上能令社會上最不利者獲得最大利益。 醫療資源的分配正義 當資源分配的問題放在醫療體制下,將面對的是有限的醫療資源該優先分配給哪些患者。常見的主張仍是以「整體效益最大化」與「最不利者獲得最大利益」兩種分配標準為主,然其中尚有諸多值得思考的議題。 若以「整體效益最大化」來決定醫療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必須先決定效益該如何計算;常見的計算方式,包括將醫療介入後病患能多活幾年、生活品質改善的程度與年數、能挽救多少條性命等結果加以量化,以此作為醫療資源分配在特定醫療介入方式所得的整體效益,進而選擇能讓效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如下圖所示,縱座標由0至1代表病患的生活品質或健康程度,0代表死亡狀態,1代表完全健康狀態,藍色區域則是特定醫療行為介入後所能帶來的生活品質改善程度;當藍色面積越大時,意味著所投入的醫療資源能獲得更大的效益。 當採取整體效益最大化作為判斷醫療資源分配的標準,在計算效益的過程中仍將遇到諸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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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時光機:冷凍精卵與胚胎

作者|林宛樞(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責任編輯|劉晨志(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科幻故事裡不時出現這樣的背景設定或是劇情環節,頻繁得幾乎都要成為乏味無聊的俗套:某個人死亡或將要死亡時,被那些不捨他或她死去的、或是財力雄厚而充滿狂想的另一些人們,在臟器腐壞完全死絕以前急速低溫冷凍起來,等待有一日醫療科技足夠進步,能夠治癒從前治不好的病痛、修補昔時挽不回的創傷時,再將那已被冰凍數十年的人重新解凍,醫他的病療他的傷,讓當時被「暫停」的死亡就此解消不算數了,那人於是跳過了冰封沉睡中的千萬個日子,在遙遠的未來裡繼續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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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探究醫療技術與法律規範之間】醫學、法律、倫理下的器官交易

作者|陳柏宇(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責任編輯|劉晨志(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印度境內其他地方,人們在說著要去馬來西亞或美國的時候,眼裡都閃爍著希望的光芒;海嘯難民安置區的人,眼裡閃爍著希望的當下,卻是在說著要賣腎的事。 1」 印度民運人士Maria Selvam 今年初行政院通過衛生福利部擬具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部分修正草案,將交付立法院審議。其修正重點乃開放腎臟活體器官的配對捐贈制度,在維持器官捐贈的立場下盡可能地改善可供移植之腎臟器官明顯不足的困境;此外對於仲介器官移植或違反無償捐贈者處以刑責,希望藉此嚇阻器官交易的發生。此兩修法重點背後預設了一個重要且具爭議的前提,亦即「面對醫療實務上人體器官供不應求的困境,法律上仍應堅守禁止器官交易的立場」,惟此一前提是否恰當,值得讀者仔細思考,以下筆者將從醫學、法律及倫理等三方面,逐一揭開問題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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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探究醫療技術與法律規範之間】醫學技術與法律規範的交會點

作者、責任編輯|劉晨志(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學生) 「法蘭肯斯坦博士計劃要靠自己的力量創造一個生命體,一個更完美的人。他從墳場挖出的屍塊的精挑細選,再將之拼成人型,通過電擊成功地賦予了生命。法蘭肯斯坦無疑具有高度專業的知識,但他要到一切都已經不可逆轉之後,才發現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他製造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一個怪物。於是,他開始追殺這個怪物,怪物也本能的逃亡和反抗,開始了一段悲劇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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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科技的倫理省思

作者|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學系教授) 任何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對母親、家庭或是社會都是一個新的喜悅,但同時也帶來新的責任。 我們身體大約是由一百多兆(十的十四次方)個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又可依其結構與功能,區分成二、三百種不同的細胞像神經、肌肉、血球等等。不同的細胞,各司其職,但又協同一致地運作,我們才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人身上所有的細胞都起源自一個受精卵,這個受精卵不僅具有無窮生長分裂的潛力,從單一細胞發育成由一百多兆個細胞組成的個體。不僅如此,在細胞生長分裂的過程中,另一套精微的分化程式同時在展開:從開始看來完全相同,逐漸分化成外觀,功能完全不同的細胞,進而組成特定的器官與個體。是誰在發號施令指揮這一系列生長/分化的進行?這是現代生物學裡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任何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都代表著一個奇蹟的出現!想想單從一個受精卵開始,每一次細胞分裂,30億個遺傳密碼組成的遺傳程式就要複製一次。每一次細胞分裂,儲存遺傳程式的染色體就得經歷一次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挑戰,怎麼把複製完成的兩套染色體正確無誤地分別送到二個子代細胞;這是個極端精巧複雜又絲毫不能出錯的過程。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子代細胞錯失了若干重要的調控基因,而導致後續發育的災難! 然而在這樣複雜的發育過程中,錯誤是免不了的!任何錯誤都可能導至胚胎的畸形發育,這時體內另一套品質管制的機制就會啟動,母體會自動將這些發育異常的胚胎排出體外,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自發性流產」。大約有百分之20到30的孕婦在懷孕20週內會有流血的情況,其中一半可能來自「自發性流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自發性流產是由於胚胎發育的異常所致。由此可知一個正常胎兒的出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自發性流產」是大自然要確保胎兒發育正常的一種檢查,那麼產前篩選能否視作要達到相同目的的人為檢查呢?對高齡產婦檢查胎兒細胞中21號染色體的數目,來確定胎兒是否罹患唐氏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檢查。但是「性別」的產前鑑別就「於法不合」了!顯然生殖科技的運用是要是受到法律的規範,而法律的規範則奠基於當前社會大家對倫理價值的共識,在這裡科學並不是最後也不是唯一的判準。如果性別不可以岐視,不該作性別的產前檢查;對唐氏症的產前篩選,我們能視為對身心障礙者的岐視嗎?這種倫理的困境其實是出自我們對人的價值,並沒有一個明確而固定的標準。古代斯巴達人殺嬰的「風俗」有它產生的社會背景。被今天視為野蠻的風俗,在過去那樣的時空及社會條件下,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個生殖科技的重大爭議就是,胚胎發育到什麼時候我們才把它當作「人」?換言之,從單一細胞的受精卵到十月懷胎出生的嬰兒,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西方教會極端的看法把受精卵當成「人」,而反對任何形式的避孕或是墮胎。教會認為受精卵具有發展「人」的完全潛力,因此不可以隨意「殺害」。但是,我們身上有許多細胞,都保存著完整的人類基因資訊;在適當的環境中都有發展成為人的潛力,想想看桃莉羊的故事,難道說,殺死了我們身體上的這些細胞也是不道德嗎? 科學的發展帶給我們對生命新的認知,而新的認知往往會帶來對現有倫理價值新的衝擊與挑戰。知識打開了我們雙眼,真實的生命也許並非如傳統想像中的賞心悅目,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拾回一個合理的倫理判準?考驗著我們的智慧。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提供了最終的倫理判準,在東方,我們的倫理判準在那裡?是一成不變的把英文的倫理守則翻譯成中文就算交差?還是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可以找出一個我們的準則,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對中國人來說生命也許沒有什麼先天不可侵犯的神聖性,但是作為一個人,孔老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許還是一個值得我們珍惜並且需要去實踐一個行事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