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臺灣文學裡的科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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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心靈轉變的物質基礎:台灣文學裡的科技物】時代進入每個人的耳朵:聶華苓《桑青與桃紅》、郭松棻〈月印〉

撰文作者|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資訊傳播,對人類來說始終是一項難題。人是一種有賴高度合作才能克服自然環境的社會性動物,但當社會生活日益複雜、成員與生存空間日益廣大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資訊傳播就必然遭逢物理上的限制,進而限制了人群所能進行的合作程度。於是,人類發展出文字,克服了聲波短暫和難以精確重現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新問題是,文字作為一套符號系統,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學習才有可能使用,所以在現代義務教育普及之前,文字出版品始終很難擴及到真正的基層人口當中。最好的資訊傳播辦法,仍然是人們每天操使的語言,問題是,如何讓一段話語被散佈在整塊土地上成千上萬的人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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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心靈轉變的物質基礎:台灣文學裡的科技物】變成別的東西,然後賣出: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撰文作者|何致心(東華大學) 特約編輯|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人們對「廣告」一詞的想法,從以前到現在,其實並不完全一樣。越到近代,我們就越來越習慣廣告的無孔不入,習慣所有適合我們的商品自然而然地來到我們的眼前,像是網路書店裡的「買了這本書的人,同時也買了⋯⋯」訊息。廣告滲透人們生活的程度,其實是和商業發展的強度成正比的。商業需求越強,廣告就越強調精準擊中客群、越強調用強烈的手段去影響消費者的行為。現在的我們,已經不可能向古早時代的人一樣,覺得在店門口立一個大招牌就算是「廣告」了。黃春明著名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正是記錄了台灣某一個商業發展轉捩的時期,資本主義剛剛開始在台灣重新復活,但日常生活中的科技還跟不上這個步調,所以形成了小說主軸的特殊角色:Sandwi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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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文庫|專題|心靈轉變的物質基礎:台灣文學裡的科技物】汽車和現代公路碾過了什麼:呂赫若〈牛車〉

特約編輯、撰文作者|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每一個科技物都不是孤零零地發揮作用的。一個新科技要普及,必須要有足夠的條件和力量先等在那社會生活當中;接下來,它會改寫、創造新的社會規則,終至在某一層面上影響人類的心靈和生活。這便是我們這個寫作計劃「心靈轉變的物質基礎:台灣文學裡的科技物」發想的開端,我們將反推上述的過程,從表達人類心靈和生活的文學作品中,找到那個關鍵的科技物,思考這條從物質到精神的鎖鏈是如何形成的,當我們理解這些經驗之後,也許就能找到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新科技。   就讓我們從汽車開始吧。台灣最早有汽車行駛的紀錄,是在日治時期,而作家呂赫若寫於1935的小說〈牛車〉就見證了這種交通方式轉換所帶來的重大影響。〈牛車〉的主角是一名世代運送稻穀等貨物的牛車伕,在日本人帶來汽車之前,牛車幾乎是農村與農村間、農村與市場間無可取代的運輸方式,不然有什麼方式可以運送幾百斤的農產品?但我們的主角楊添丁正好遇上了汽車「入侵」台灣的歷史關鍵點,生意從此一落千丈,生活也陷入困頓。 我們首先當然要問:讓「汽車」被需要的社會條件是什麼?首先是因為人們開始需要更巨大的運輸量,以及更快速的運送節奏。而這些需要在日治時代出現,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為日本政府來到台灣的目的是「殖民」,意即「以武力為後盾的經濟掠奪」,所以當台灣已經完全納入統治之後,就要盡可能地開發此地的資源、發展此地的經濟,加速它在資本主義市場下的生產能力。因此,牛車雖然還是有運輸的功能,卻不敵載貨汽車的運量與速度優勢。於是,當楊添丁找上以前常常合作的碾米廠老板時,老板卻拒絕使用牛車: 「說的也是。不過,你也要想想。有時為了趕時間,雖然我有三、四部載貨兩輪車,還是得租卡車。買賣也沒有做那麼大,而且我也想過要使用你的牛車。我並不是沒有想到從以前就經常為我搬運的你。不過,現在不能再使用牛車了。你去別處看看吧。」 不止如此,連旁邊的農夫都搭腔了: 「現在不是牛車的時。大家都在做這種買賣。不!山裡的人都有載貨兩輪車,而且比遲鈍的牛車更好。在我小時候,牛車相當多。現在卻不多見了,不是嗎?總之,它比不上那快速的運貨卡車和載貨兩輪車喲。」 同時,由於這整套經濟體系的引入,產品能夠大量生產,所以使得主角楊添丁陷入困惑:為什麼現在的米價越來越便宜,但我的生活卻越來越糟?他當然不會知道的事情是,在殖民體制下,殖民地產業大部份的利潤都會落入殖民者手中,所以殖民地人民本身的經濟能力會像是被吸血鬼咬住一樣一點一點乾枯掉。 而第二個關於汽車的問題是:它創造了什麼新的社會條件?這可能需要動用一點想像力。那個年代的汽車性能和保養都及不上我們現在熟悉的機種,所以它只能行駛在經過特別處理的「現代公路系統」之上。(即使到現在,大部份的汽車也幾乎不曾離開公路行駛)所以,在上一段提到的與碾米廠老板的交涉中,楊添丁曾經哀求道:「如果有卡車無法去的地方,也讓我的牛車效勞一下。」所謂「無法去的地方」,指的就是公路尚未鋪設之處。在楊添丁的年代,這種「平坦鋪著小石塊的路」等於是突然出現在生活當中的新事物,而且它立刻改變了整個生活空間的規劃,帶來了更多限制。小說描述到,在路面的中央會有一塊石標,寫著「道路中央禁止牛車通行」。為什麼?因為不同形式的輪軸重壓之下,很容易導致路面不平整。所以,為了讓汽車能夠順利行駛,牛車的地位從本來是最主要的陸地運輸工具,變成被隔離在兩旁的牛車道上:「隨著道路中央越來越好,路旁的牛車道卻通行困難。黃色的土面一被堅硬的車輪輾過,就會出現溝痕,看起來像嚴重凹凸的皺紋。因此,車子無法前進,車輪陷入深溝,備極辛苦。再加上完全沒有整修,越發變成崎嶇的山谷。」這些伴隨著汽車而來的交通規則,也讓過慣了農業社會那種鬆散法律狀態的人們難以適應——在小說的最後,楊添丁被警察罰了一筆要工作二十多天才能籌到的罰金,原因是他坐在牛車上駕駛;而這本來是楊添丁這樣的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小說並沒有說明這條法律的用意(擔心牛車失控衝撞汽車?),正如同警察也不會給楊添丁機會理解、辯駁一樣。 汽車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規則,但這些殖民者不曾考慮過,如果像楊添丁這樣無法適應新狀態的人要怎麼辦。楊添丁本身是一個善良的人,他也曾努力過、考慮轉行,但在殖民地經濟日益衰落的情況之下,他唯一的資源就是那台隨著時代演進不斷貶值的牛車。他(和他的同伴們)沒有田產,沒有轉業的資金和技能,所有合法的方式都無效之後,他只好轉向非法的活動去營生。他只接得到夜間運貨這種糟糕的工作,在旅途中偷摘甘蔗葉餵牛、和其他牛車伕一起砸壞刻著「道路中央禁止牛車通行」的石標,然後趁夜大搖大擺地開上道路中央。他的妻子在日益窮困的情形下,只好賣淫維生。他自己則在籌不出罰金的情況下,終於禁不起朋友的慫恿,到市場上偷了一麻袋的鵝。這很弔詭,代表著「進步」、「文明」的日本人,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卻造成了本來不會犯罪的人去犯罪,因為這些法律把它們逼得必須違反另一些法律。這並不是為犯罪者找藉口,〈牛車〉這整篇小說就是楊添丁一家人經歷各種嘗試,一步步走向必然的毀滅的見證。而這一切,卻是從一種新科技——汽車——進入日常生活開始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感覺到,平常我們對新科技總是抱持著正面的態度,好像進步就是好的。但是,「進步」如果不是讓整個社會一起享受到,那往往就會像〈牛車〉所描繪的一樣,以某些人的痛苦去換得某些人的便利。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日本人(和台灣的有錢人)一定也覺得讓骯臟、緩慢、缺乏效率的牛車消失在道路上是一件美好進步的事;他們不曾、也不需要考慮楊添丁該怎麼辦這個問題。這種時候,汽車和公路所碾過的,就不只是一種落後的生活方式而已了。那底下,是一個一個絕望地掙扎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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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刀劃開了誰的身體:賴志穎〈紅蜻蜓〉

撰文作者|陳書羽(耕莘青年寫作會) 特約編輯|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台灣,「醫學」這門知識都在現代化過程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為「落後」的文化,人們試著引進西方的知識、科技,想要迎頭趕上,醫學就成為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一方面,它確實符合我們對科學的印象:精確、嚴謹、就連最複雜的生物體都可以解構分析;另一方面,它卻牽涉到最奧祕的生命領域,關於傷病、生死等人所面對的最原始切身的問題。所以,最初把現代醫學帶回中國和台灣的「醫生」或「醫學生」,不但成為「現代」、「進步」的代表,這些知識精英也往往有種自覺,不只要醫治同胞的身體,還要醫治整個民族的病弱。醫治一具身體依賴的是金屬的手術刀,醫治整個民族就得靠文化、文學的手術刀,於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有醫生作家魯迅;在台灣,現代文學的開端也有醫生作家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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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載來的東西:朱點人〈秋信〉、甘耀明《殺鬼》

撰文作者|陳書羽(耕莘青年寫作會) 特約編輯|朱宥勳(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作家) 當鐵路深入一塊土地,成為強悍的人造骨骼之後,那塊土地就踏上了「工業化」、「現代化」的不歸路。鐵路和行駛在上面的火車,對於農業時代的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怪物,無論是它的材質、體積、速度還是它造成的景觀。在台灣,劉銘傳鋪設了第一條可以載客的鐵路,但是要等到日治時代,全島規模的縱貫鐵路才真正開通。從無到有,這後面是很多力量綜合在一起的結果:從世界另一端運來的大量金屬、提煉這些金屬成為穩定材料的工業能力、能夠適應各種地形氣候的科學探勘和工程技術、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來的龐大資金,以及資金背後更加龐大的,對於鐵路所能帶來的商業利益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