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電子文庫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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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環保之外,還有更多被你忽略的重要問題—永續活動的重要性、架構及指引

作者:賴柏宏  政大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特約編輯: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前言 我們曾看著其它國家一塵不染的街道與環境而羨慕他們擁有較好的公民素養,我們也曾立志及要求自己在跨年後不留下任何一項垃圾,以證明我們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養。但這樣的行為需要不斷地被鼓勵及監督,情況時而良好,時而失控。 至今,我們仍然常見到活動結束後,滿地垃圾的狀況。但垃圾的處理僅止於表面問題,其實還有更多關於「永續」的細節藏在活動舉辦的過程中。舉例來說,你知道手上的食物是從哪裡來的嗎?你知道發生意外事故時該如何逃生嗎?你知道臨時搭建的設施可能有什麼危險嗎?你知道你的造訪對當地社區造成壓力嗎? 忽略這些問題看似並不急迫,但我們絕對正在冒著高風險在參與各項活動。     衝擊 無疑地,舉辦活動是一項擁有整合多方資源特性的營利事業,通常具有主題性且熱鬧的活動能夠吸引大量的參與人數,也為當地帶來了許多經濟收益。像是大型活動如電玩展、演唱會、運動賽事、以及節慶活動,皆能夠吸引大量地觀光人潮。但這些活動卻也可能造成許多潛在的負面衝擊。這些衝擊大致分為: 經濟衝擊:物價通膨、財富分派不均、活動失敗帶來高經濟風險。 社會衝擊:活動發展過度將造成社會風險的增加,可能導致當地居民的移出。 環境衝擊:污染及過度浪費、雍塞交通、增加當地自然資源的負荷。 如何使活動舉辦能夠更加的永續,將經濟、社會及環境衝擊皆考量進去,則是現在活動產業與國際社群都正在關心、思考的議題。 學者將責任性活動、綠色會議、環保活動、社會責任之相似的活動管理規劃概念統稱為「永續活動」(Laing, 2010)。與環保為主要訴求之活動不同的是,永續活動增加了社會與經濟的考量,評估活動造成的各項負面衝擊並發展出永續活動管理方針(Raj, 2008)。 永續活動管理的作法不僅只是為了環保目的,也為了滿足社會責任、行銷、公共關係之各項需求。     何謂永續活動? 學者Raj參考至今既有的活動管理政策,並提出永續活動管理架構來說明基本的永續活動如何落實。永續活動架構中列出活動規劃及管理者必須考量的十項管理議題(請參考下圖): 組織架構:各項永續活動管理作法都必須建立在「組織架構」的設計上。因為組織架構代表的是一個組織的管理能耐以及組織內部情境,決定活動永續政策的制定以及各項活動舉辦行為,包含分派職權、與利害關係人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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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的潛力:有機農業典範轉移,以菲律賓內格羅斯島為例

作者:曾容愉  歐盟Erasmus Mundus  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有機農業及其產出研究 在全球人口持續擴張的趨勢下,對於糧食的需求同步擴張,許多報告指出全球糧食系統改變的必要。 然而,農業目前面臨兩種挑戰,其一是提高產量,其二是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意即在餵飽人們及提供所需要的肉類與高卡路里飲食的同時,又必須將糧食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目前為止,「有機」顯然是一個能夠降低傷害生態系統的農法,但過去曾有學者Seufert等人(2012)指出,有機農業的產出低於慣行的工業化農業。因此,要達到同樣的產出,有機農業需要使用更多的土地。 不過,有趣的是,當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生態農業的研究時,便愈加發現其好處。 倫敦皇家學會會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於2014年發布了一份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差異的研究報告(詳參:多樣化農法減少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落差)。 報告指出,當有機農場採行生態農法(如間作與輪作)時,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產量的差距遠比先前所預期的小,或甚至不存在差距。以豆類為例,兩種農業之間的產量幾乎無差距。事實上,關於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產量,早在幾年前(2012年),Seufert等人發表於「自然」期刊的研究已進行比較,該研究當時指出,有機農業相對於慣行農業減少了25%的產量。 然而,在倫敦皇家學會會報的這份研究中,研究學者指出,在研究方法上,相較於兩年前Seufert等人的研究,這次(2014)的研究是採用更多的農場樣本數(3倍),以及更為挑剔、精細的統計方法;同時,該研究也指出,兩年前所採行的研究由於統計上的偏差,錯誤地呈現有機農業產量與慣行農業的產量差距。 話雖如此,過去50年來,決策者、高等教育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慈善事業等機構的研究,多著重在高產出的慣行工業化農業研究,這樣的偏好在科學或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 舉例來說,「自然」期刊拒絕那些質疑其2012年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結果的新研究;美國農業部(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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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源頭做起的永續—生產者延伸責任之引介

作者:詹詒絜   歐盟 Erasmus Mundus 環境科學、政策及管理碩士 特約編輯: 詹詒絜   前言 多來年,隨手做回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你曾經想過是誰負責在做蒐集?是誰在處理加工這些回收物品?回答這些問題,也許我們首先會想到拾荒業者、慈濟以及每天跟隨在垃圾車後面的回收車,前者屬於民間單位,後者則屬於各縣市政府環保局單位下的地方清潔隊。 民眾通常把回收物品交給這些單位,再由他們轉交給回收商,經過進一步分類後,回收物品會被送到再生處理廠進行加工,處理過後還能被使用的物質就成為二次料,回到生產循環中;無法再被使用的物質則變成廢棄物,最後會被掩埋或是焚燒。 這個程序其實延伸出另一個問題:是誰應該負擔這中間蒐集、分類及處理等程序上的財務責任?   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瑞典隆德大學工業及環境經濟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IIEE)Thomas Lindhqvist教授在遞給瑞典政府的環境報告中提出生產者延伸責(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概念,其意指生產者的責任應該被延伸到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生產者的工作並不是把產品製造出來就結束,其還應該負責產品在被使用後的廢棄回收及處理程序。 其概念背後的邏輯為有鑑於生產者掌握了產品的設計、原料和生產,一個產品的產出過程和後續使用及廢棄階段上對環境影響都與前端的設計、原料和生產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生產者必須承擔回收、再生及最終處置的責任。 如此概念也是為了促進生產者重新思考產品的設計和原物料的使用,像是如何多利用可回收物質,以在後端廢棄處理上能夠比較順利或降低廢棄成本等,進而降低產品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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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永續藍圖該怎麼畫?——在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與巴黎氣候高峰會之後

作者:許菀庭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執行長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前言 2015年,你是不是也曾經換了臉書大頭貼祈禱呢? 從1月「我是查理 (Je suis Charlie) 」(查理週刊恐怖攻擊事件)、11月巴黎乃至黎巴嫩、伊朗等國發生的一連串恐怖攻擊事件,世界上的網絡用戶,透過社群網絡集結起群眾的力量,捍衛平等與人權。然而,不只是世界上的facebook用戶,世界各國的官員也在這一年,為人權達成許多新的里程碑。 巴黎恐怖攻擊後的一個月,接續京都議定書的「巴黎氣候協議」於巴黎正式定案,為全球人類的下一波氣候行動揭開序幕。同年9月25-27日,各國高階官員也齊聚於紐約的「聯合國永續發展議程高峰會」(UN SDG Summit) ,擬定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以及169項細項目標(target),這些決議將會是未來15年全世界為平等與人權而努力的重要方向。 回想同一年在台灣發生的故事,我們經歷了八仙塵爆、空汙紫爆、蘇迪勒風災、史上最熱的聖嬰現象與暖冬,與60 多年來最大的春季缺水危機。正當全世界為了對抗氣候變遷、邁向永續發展與人權進步而集結力量的同時,我們也隱約看見了台灣在永續之路上的重重阻礙。筆者在這裡希望藉由簡單地回顧永續發展目標的討論脈絡及其願景,並從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與永續高峰會兩大重要會議於同一年舉辦所顯現的意涵,探討「氣候議題架構下的永續發展目標」,來反思現階段的台灣情境,以及我們可能需要做些什麼。     永續發展目標是哪裡冒出來的? —— 歷史脈絡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快速變遷,我們像是不小心按到十倍速快轉鍵一樣,在不到兩百年的時光內,走入全球經濟整合、產業變革、溫室氣體排放急速爬升,這一切也快速地擴大各國貧富差距現象。到了20世紀中葉,各國科學家針對氣候變遷、環境破壞提出的警訊漸漸受到重視。 於是在西元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 報告,對「永續發展」提出定義。這份重要的官方報告使得國際上最重要的兩組議題––「環境」與「貧窮」––在論述與行動上開始產生匯流。 西元1992年在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 (Rio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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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永續未來:系統動力學的貢獻

作者:黃意鈞 歐盟Erasmus Mundus學程系統動力學碩士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今日人類面臨了許多重大挑戰,以台灣為例,當前我們面臨了包括產業轉型瓶頸、年金制度瀕臨崩潰、醫療崩壞、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等問題。這些問題有幾個共同的特色: 1. 複雜性:由多種不同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並且也和其他議題相互影響。例如,年金制度牽涉到人口議題、經濟發展;醫療崩壞牽涉到健保財務機制、醫病互動、藥價政策、醫院經營等因素;能源議題牽涉到不同發電方式的可行性、氣候變遷、產業發展等因素;而生態系經營管理涉及在地居民生活方式、生物多樣性保育、產業發展等面向。 2. 動態性:構成難解問題的因子不僅多樣,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可能持續變化,導致問題的嚴重性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發展,因此這些難解的問題不僅是複雜的,同時也是「動態的」。 3. 涉及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問題的複雜性意味者有多種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這些不同的角色往往有不同的觀點與考量,使問題無法只靠少數的「專家」處理,而是需要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這些特色讓我們原本想要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無法發揮預期的效果,或是即使有效果卻也意外地產生了負面的副作用,有時甚至產生反效果,也使得系統動力學應運而生。   處理動態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s Dynamics)起源自美國,由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Jay Forrester (1918-)所創立。他早期研究電子工程,並且參與了現代電腦的開發,後來於1950年代結合控制工程(Control Engineering,關注系統內部的回饋機制與自我調節)、控制論(Cybernetics,關注訊息在控制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關注人類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發展出一套研究複雜系統的哲學與方法,也就是系統動力學。 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如今系統動力學已經被運用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管理學等不同的領域,以及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等跨領域議題。 系統動力學的目標是「研究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產生系統層級的行為變化,進而找出能夠顯著影響系統行為的槓桿點來改善系統」。 在運用系統動力學的過程中,首先會針對想要處理的問題蒐集各種因子,接著把這些因子放入電腦模型中,模擬它們在真實世界裡的互動關係,藉此讓問題在電腦中「重現」。接著研究導致問題發生的結構性因素,最後嘗試設計對策以引發系統性的變革,讓系統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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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作為推動環境議題的手段:從美國案例來反思

作者:台大法研所碩士  李彥麟 特約編輯: 詹詒絜   歐盟Erasm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 編輯:林庭宇  台大法律系學士   前言 在民主國家,行政及立法兩個政治部門是直接或間接透過選舉而產生,具有民意基礎又受到人民監督。由政治部門進行氣候變遷治理的工作,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相較之下,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通常不具有民意基礎、也不對人民負責,其在氣候變遷治理上究竟可以發揮何種功能?本文將會概述美國幾個著名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透過這些訴訟的例子,反思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的意義。   1. 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背景 美國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未獲國會的批准。2001年政黨輪替,共和黨的小布希上任總統後,美國聯邦層級對於氣候變遷的態度更趨消極。然而,美國的公民社會活力充沛,行政法與環保法令也相當強調人民參與的程序權及司法審查,透過環境訴訟來捍衛環境,對於美國的環保團體與環境律師而言是家常便飯。 眼見政治部門此路行不通,關切氣候變遷的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便轉向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不受企業的遊說、享有獨立性的法院,試圖以訴訟的方式繼續推動美國的氣候變遷治理。然而,在對立的一方,產業界及一些以化石燃料礦業為主要產業的地方政府(例如產油的德州、產煤的維吉尼亞州),也有可能提起訴訟,挑戰聯邦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令或措施。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及法律傳統下,美國的氣候變遷訴訟案例可說是相當豐富。基本上,這些訴訟可大別為「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以及「氣候變遷管制訴訟」:前者主要是由氣候變遷的受害人民、地方政府(在環保團體的協力下)為原告,向發電廠、汽車業者、石油業者等排碳大戶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或請求法院判發禁制令的案例;後者則是環保團體或產業團體認為政府的氣候變遷管制違法或違憲,而以聯邦政府機關——特別是環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為被告,所提起的訴訟。本文的案例分析將以前者為主。   2. 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 在法律上,若某甲不法侵害了某乙的權利,造成某乙的損失,某乙可以向某甲請求賠償其所受的損害。填補損害是侵權行為最主要的目的;而賠償責任將使行為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改變某甲的行為,發揮管制行為的效果。這就是侵權行為法的機能。 將侵權行為法套用到氣候變遷議題上,結果會如何?企業從事經濟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隨之而來的海冰熔化、山林野火、水資源短缺、海岸侵蝕、颶風肆虐,帶來人身與財產的損害。 如果企業為了避免被法院判決支付受害者鉅額的賠償金,則企業未來勢必須減少碳排放。如此一來,法院實質上將取代行政與立法部門,搖身一變成為管制溫室氣體的角色;而面對積極的法院,原本裹足不前的政治部門,可能就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與立法上有所回應。 換言之,在單純填補受害人的損害這種自利的理由之外,用訴訟來逼迫排碳大戶減碳、促使政治部門表態,這就是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原告(以及環保團體)所打的如意算盤。 近年來,美國的氣候變遷侵權行為訴訟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案件: (1) Connecticut v.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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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三)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五) 離開東北地區後,筆者來到東京都周邊,首先參訪的是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市的報德能源公司(Houtoku Energy),與其他投入社區電廠的地方類似,依山傍海的小田原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樣也受到2011 年福島核災的影響,市長、地方企業家、以及地方團體開始思考一個不依賴核電的未來。最後由地方38家企業共同成立報德能源公司,並另外成立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集資,從太陽光電開始,並逐步發展山林中的再生能源資源,以及投入山林資源保護等措施。 參訪當天首先來到一座位於山上的太陽光電廠,該大型發電廠裝置容量達到1MW,在市政府的稅務減免支持下,取得原本用來傾倒廢土的場地,於上架設太陽光電板。建設資金除銀行融資外,也來自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電廠前架起一塊木板,投資者的姓名在上一個個列出。而資金亦用來租用包括中小學等公共設施的屋頂,架設太陽光電板。   至此為止,小田原的案例似乎與其他社區電廠沒什麼不同,然而筆者隨後觀察到在此處的地方凝聚力似乎遠遠超過其他案例。同樣以設立基金的方式對外集資,福島會津地方設立的太陽市民基金中,只有15.2%的投資者是福島縣當地居民,這對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基金來說並不奇特,其他類似的基金也都是將集資對象擴及到日本全國。然而在小田原的報德太陽能市民基金,投資者中有26%來自小田原市,有51%來自小田原市所處的神奈川縣。比較會津與小田原市兩個基金來源的差異,也許會認為兩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會是成因,但進一步認識小田原的歷史脈絡,就能察覺此種高度凝聚力從何而來。   報德公司此一名稱來自於德川幕府時期小田原藩的重要藩士二宮尊德,市內祭祀二宮尊德的神社即名為報德二宮神社。二宮金次郎(尊德)改革小田原藩政頗具成效,而其勤奮向學的形象也為日本國民周知。然而深深影響著小田原能源轉型路徑的,是二宮尊德曾經說過的名言:「不重視經濟的道德訴求終將徒勞無功,而不重視道德的經濟則是一種犯罪」。 如前所述,福島核災後,小田原市內的企業主開始反思過往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是否適當,在地民眾認為不能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對土地帶來無可回復的災難,因此除了開始思考核電以外的能源選項外,也開始檢視人類社會與能源間的關係。   當地知名的企業主鈴木悌介,也是日本知名的魚板食品商人,同樣大力支持包括報德公司在內的社區電廠發展。[1]筆者參訪了他的魚板工廠、餐廳以及當時仍在興建中的低碳辦公大樓,處處可見對低碳轉型的關切。比方說在在屋頂上架設太陽能熱水器;在餐廳中引進地下水恆溫系統,在辦公大樓中完善隔熱設施並大量引進自然光,減少建築中的能源消耗。他的努力也帶動地方政府與其他團體的投入,報德公司除了善用自然資源發電外,也成功地捲動地方對能源轉型的投入。   身處臺灣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個一百五十年前的人物,到現在還可以對地方的發展起著啟發作用,這樣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的社區電廠中也很少出現。但這也就是筆者在之前提及的,發展再生能源要應對的除了各地殊異的天然條件外,還需面對各地不同的人文社會圖像。小田原報德公司的案例說明了此種基於共同歷史而累積的在地凝聚力,同樣能引領著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六) 筆者在此一系列中介紹了三個日本跟社區電廠有關的實踐,嚴格說起來,由於這三個案例都屬於由地方自主發動,跟因為遭逢抗爭而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創造社會接受度的案例不同。然而由這幾個案例中,也都看出如果要讓再生能源能更好的發展,並同步帶動社會轉型的話,則必須正視社區、地方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與此同時,日本案例中也說明了,對於能源的選擇,從來就不僅是技術或經濟層面的思考。如果能從生命週期的角度認識能源,了解各種能源開採、使用及後端處理上的各種外部成本,那就能認識到選擇使用特定能源的同時,其實是反映了對特定社會發展模式的想像。當代能源轉型的必要性,除了提升低碳能源配比以應對極端氣候威脅外,更在於重新認識技術與物質層次背後的社經結構,以及伴隨著此種結構所形成的壟斷知識及權力。深刻的能源轉型因而必然涉及對社會發展模式與價值選擇的論辯。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本或歐美案例中,社區型能源的倡議往往來自(消費)合作社,以德國來說,自從1990年代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法案立法修法,並自2000年開始能源轉型的進程後,能源合作社的數量由2001年的66家,成長為2013年時的888家。[1] 基於共同理念、價值而組成的合作社,與一般商業公司不同的是不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標,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社區關懷等都是合作社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落實在社區層次時,對能源議題的關注也就跟著轉向電價與發電量以外的面向。   而筆者參訪案例中另一個可供思考的面向,則在於如何想像社區。從地域畫分角度出發雖然相對單純,但不管是日本或其他國家,要找到如同小田原市一般因其歷史脈絡而有著高度地方凝聚力的地方,都不會太簡單。因此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模式,其實拓展了對社區型能源的可能想像。儘管募資對象擴及全國,但這畢竟是一個由在地發動的計畫,發電利潤除分配給投資者外,也能直接用於在地社區。 與此同時,即使投資者來自遠方,但彼此間仍存在共同價值連帶,日本許多位於鄉間的市民風車或社區電廠,會不定時地舉辦參訪導覽行程,讓住在城市中的投資者可以親自看到他們投資的再生能源設施,看到與這些設施一起生活的人們,除彼此交換理念外,也多了個連結在地農產品與都市消費者的機會。此種類似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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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二)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三) 筆者本次參訪的行程安排獲得日本永續能源政策協會(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ISEP)諸多協助,ISEP在日本是以民間智庫的方式運作,積極在日本各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去也曾與日本政府環境省合作,推出綠色電力認證制度,讓自願投入減碳的企業得以取得認證。在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後,許多地方開始反省過去對能源議題的認識,由對核電的質疑出發,開始思考地方是否有天然資源可發展再生能源,加上日本政府在2012年推出再生能源躉購(Feed-in-Tariff, FIT)電價制度,大大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地方社區因而開始投入再生能源發展,而過去在此一議題中倡議許久的ISEP也成為重要的諮詢對象,協助各地團體規劃籌組電廠並克服法規障礙。   2014年,在日本各地蓬勃發展的社區型再生能源,決定成立日本全國社區電力協會,協會會員包括投入社區電廠的公司以及消費者合作社,成員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已經有20個組織加入,並有10餘個組織即將加入協會。筆者參訪時有機會參加正於北海道札幌市舉行的協會理監事會,會上主要討論包括與日本環境省合作的社區電力認證,日本電業即將走向自由化,此認證可在未來電力市場中,供認同社區協力理念的消費者辨識選購。當天會議也討論未來在日本全國招募會員之方案,試圖透過與在地農產品結合,強調社區電廠與在地共存共榮之意象。協會未來會直接招募一般民眾成為會員,當天理監事會上也同時討論加入會員的贈品,選項包括青森蘋果、福島會津地區釀造的日本酒、瀨戶內海的漁獲等等。這些別出心裁的贈品都是各社區電廠所在地的農產品。這一現象也彰顯出日本社區電廠試圖結合在地資源的做法,未來當各地社區電廠可以直接售電時,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一度度的電,還在過程中建立起與各地社區的連結。   此種基於地方意識、共同價值組成的發電事業,其實在福島核災前早已逐漸成形,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北海道綠色基金(Hokkaido Green Fund)。1986年車諾堡核災後,北海道一群共同購買的消費者合作社的成員,由食品及環境安全角度出發,開始關心能源議題,而北海道核電廠及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興建計畫也都引起廣泛討論。1997年時,這些關心相關議題的合作社成員,開始倡議要建設屬於地方的綠色能源,因此推出社員間的綠色電力費率運動,加入此一運動的民眾每月多繳5%的電費給代為收繳電費的合作社組織,藉此募集未來建造風機的基金,並在此一基礎上於2000年成立北海道綠色基金。   然而單從綠色電力費率制度募得的基金,還是不足以興建風機,加上當時日本對發展再生能源的規範及誘因皆有所欠缺,銀行也不願意提供融資。基金因而開始考慮公民集資,透過與ISEP的合作,研擬出匿名夥伴協議(anonymous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集資模式,公開向日本國民募資,由於此一模式的投資風險低於其他金融商品,而提供的利潤回饋也高於當時已經是零利率的日本銀行,因此在短時間內由超過200位投資者中募得1.4億日元的資金,由於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資本,不足之資金銀行也願意融資。   2001年時,第一座市民風機落成,取名為濱風小子,成為日本社區電廠的先驅。此一具有國民信託性質的集資模式,日後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藉此克服發展再生能源初期的融資壓力。至2014年為止,全日本已經有18座市民風機。[1] 筆者本次也前去參訪北海道厚田市新建好的兩支風機,這一案例也是採用類似的方式集資興建,當日落成典禮就在其中一支風機下舉行,除地方政治人物與在地居民外,北海道綠色基金位於各地的會員也熱烈參與。會場安排各種在地表演,並提供當地農產品作為午餐,為兩座風機命名的小學生也接受表揚,風機基座上則列出所有參與投資之民眾姓名。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地方社區對這兩支各2MW的風機之重視與投入。     作為日本社區電廠的濫觴,北海道綠色基金的運作除了提供一個可操作的集資模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此一模式背後反應出的草根力量,透過共同購買合作社形成的共同價值與社區意識,在政策尚未明朗之際,透過由下而上的力量發展再生能源。而各個市民風機以及其他社區電廠的運作,也都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同社區來說,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能從社區電廠中發出多少電、創造多少利潤這些數字,而是那些對社區發展、能源使用、社會價值的共同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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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能源,社區的力量!?(一)

作者:房思宏 台大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 特約編輯:房思宏   (一) 儘管臺灣一連幾週遭受寒流的侵襲,但人們不健忘的話,一定記得那個溫暖的冬至以及一點都沒有寒冬感覺的冬天。就平均溫度來看,2011至2015是人類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熱的一組五年,2015年的七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個月,而2015年非常有可能是最熱的一年,且較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溫度增加近攝氏1度。[1] 2015年的聖嬰現象固然加劇了此一升溫趨勢,但長期來看,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且持續累積的溫室氣體仍是全球暖化的主要成因。 隨著地表及海洋溫度持續升高,除了海平面上升這一巨大的危機外,極端氣候的頻繁出現,既有的基礎建設將越來越無能發揮作用,超出防洪頻率設計預期的強降雨與大洪水、更熱更強的熱浪、大規模的乾旱、以及強度越來越大的颱風及颶風,都對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威脅。而當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時,也代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成為新常態,當代風險的樣態將越來越難掌握、控制與管理。   面對極端氣候威脅,如何強化都市的韌性(resilience),提升人們應對的能力,就成了應對氣候變遷危機中調適策略(adaptation)的重要核心關懷。然而儘管國際氣候談判結果讓世界仍持續往增溫攝氏2度的災難性門檻邁進,但人類的確仍有機會在本世紀中前大幅度減碳,進而抑制全球升溫的趨勢。自1990年代末期,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如何抑止溫室氣體成長,由於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此一減量(mitigation)策略的重點因而在於如何減少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依賴,進一步邁向低碳甚至去碳(de-carbonization)的發展模式。 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果實來自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上各國直接間接的化石燃料補貼,導致化石燃料的真實成本無法展現,增加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難度。然而應對氣候變遷威脅別無他法,只有認真面對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相應的政經發展結構,才可能真正走向低碳及去碳。減碳策略中儘管間雜著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爭議,但一般來說除盤點並移除化石燃料補貼外,最重要的就在於提升能源效率以及發展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除了有著明顯的減碳效益外,因地制宜的特性也具有強化社區近接(access)使用、創造分散式(distributed)能源結構、甚至培力(empower)民眾的正面效果。然而這些效應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如果再生能源開發商沿用舊有的思維及模式,則各種再生能源發展就只會是另一個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現象而已。在國內我們已經看過苗栗苑裡反風機的抗爭,國外也有風機的噪音、地景影響等疑慮。而農地種電的爭議更是已經在臺灣發酵。換句話說,除了因為其間歇性特質而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在電網調度甚至升級,導致能源結構中既有壟斷者不樂見再生能源的發展外,面對社會大眾時,再生能源也不會因為其「綠色」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設施所在地居民以及社會整體接受。缺乏良好規範下發展的再生能源甚至可能遭遇大規模的反彈。 筆者在2015年七月有機會到日本進行一趟參訪,了解日本社區電廠(community power)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訪談及其他機會了解日本發展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問題。這一系列中將藉由日本幾個案例,與讀者分享在創造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nce)過程中,社區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 在氣候談判上持積極態度的歐盟,相較於其他國家與地區而言,也有著更為前瞻的減碳目標:在2020年時要比1990年的碳排放量減少20%,與此同時,再生能源將在2020年時提供歐盟20%的能源,而能源效率表現也要求提升20%。此一目標決非透過由上至下的決策所能達成,相反的,正是因為必須在此目標中大幅推廣發展再生能源,如何爭取社會支持就成為目標是否達成的重要關鍵。針對新興能源科技的社會溝通,歐盟提出創造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在不同階段中系統性地納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透過持續且反覆地溝通,持續更新資訊、釐清問題並修正計畫。[2] 此一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考量、強化在地參與與公共溝通的精神,在德國雲德(Jühnde)生質能源村的成功案例中已經充份展現:透過完整的資訊告知、掌握地方願景、進一步形成參與式的決策,讓雲德村除充份應用自身的生質能資源外,也在過程中強化、凝聚地方的參與,創造能源自主。[3]    而許多針對再生能源發展爭議的研究也都指出,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讓在地民眾及其他利害相關人充份參與、以及引進再生能源是否能帶來相關效益等因素,都影響在地民眾乃至社會整體對發展再生能源的看法。再生能源必須因應各地不同天然資源才得適切發展的特性,除了表示在電網等基礎設施上必須有著強化調度、走向分散等調整,才可能充份發揮再生能源潛力外,更意味著再生能源必然與「在地」的人、地景以及非人生物,有各種互動牽連的可能。要妥善發展再生能源,除了必須因應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外,也必須充份掌握不同「在地」的人文社會圖像,才可能發展再生能源除減碳外的各種社會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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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成本效益幫慈善組織排名,有助於慈善工作發展嗎?

翻譯:  孫語辰  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 學士   ◎ 本文編譯自:Cochrane, L., & Thornton, A. (2016). Charity Ranking: Delivering Development or Dehumanising Ai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8), 57-73.   個人捐款時,面對眾多亟需資源的慈善組織,有時會希望手頭能有資料指引他們,判斷究竟哪一家組織值得託付善心。因此,一些機構或團體開啟了替慈善組織排名的業務,並把排名資料公開,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使用、參考。 Logan Cochr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