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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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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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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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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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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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藥物「傷害」— 以2003年一則判決文書淺談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2003年12月29號,中山分局丁員警以「台北→e同去郊遊」帳號,在男同志聊天室「UTHOME」裡釣魚,晚上11點多,員警收到私訊,是住在晉江街的小良以「台北→both無聊」發送的。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詳載兩人對話內容如下︰ 小良 (11:30) 衣服*1=450*5=2100 小良 (11:33) 你要多少 小良 (11:34) 最多420,一顆啦 丁員警 (11:35) 那5000給我幾顆 小良 (11:36) 12顆 丁員警 (11:37) 等於一顆400幾啦 小良 (11:37) 我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 小良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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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猝睡治療到迷姦性侵 — 一段藥物性暴力化的跨文化歷史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一、媒體製造的性侵—從一樁G水致死案談起 2012年11月15日,一群20初頭的青年男女在參加完台北西門町的廟會活動後,晚間10點多前往桃園縣某家KTV飲酒、歡歌,據其中郭姓男子追憶,大夥喝不多,約莫6到8支600 cc 的金牌台灣啤酒罷了。帶著微醺,四男二女於隔日 (16) 凌晨兩點多再奔向桃園市「皇冠汽車旅館」803 號房續攤。 依高等法院的判決記錄,一行人進入房門不久,郭男便為自己及友伴們調了摻有GHB (俗稱「神仙水」、「G水」或者「迷姦水」) 的蠻牛提神飲料,一人一杯,均飲喉下。不知是否統一口供,眾人都表示在5至15分鐘後,「昏昏沈沈的,意識不清楚,全身沒有力氣」、「開始有點想睡覺,不太知道旁邊的人作何事」……。 滿室迷濛中,一名十七歲少女 (判決書均寫作A女) 表示作嘔,在兩位男仕攙扶下進到廁所吐了一陣,然而出來仍不見好轉,據友伴憶訴,她在抱怨完頭疼後便陷入深長深長之昏睡。不知是低估藥物傷害、或者害怕施用毒品之舉將東窗事發,這五名友伴拖延近四個小時,才在曦光初現的凌晨六點多時將少女送往醫院急救,然而少女再也沒醒來。 法醫判定是藥物中毒造成持續缺氧,進而併發多重器官衰竭死亡。肇事者自然為郭男,不過桃園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判定郭男之罪乃「過失人於死」,其行非出於故意;且雖造成A女獨殞其身,但包括郭男在內的眾人也都承受藥物的強烈生理影響。 這樁悲劇在12月4日於各主流媒體曝光,由於資訊來源都出自少女家屬,應是家屬不滿偵查現況後主動接洽;相同故事,經由鎂光燈照耀後便產生出與判決書全然不同的敘事及情節發展。不論文字或影視記者都再三暗示郭男 (乃至眾男) 行為是故意、甚至懷有惡意,譬如《中時》當天的新聞標題即命名為〈損友誆解酒 17歲女喝神仙水腦死〉,文章內容則稱A女「原本猶豫,但被大家慫恿喝下」;與男性「蓄意」暴力相對,女性的無辜清純形象則被不斷不斷放大,於是A女在報導中有了名字 —— 當新聞人物有了名字,一張陌生面孔便成了一名可被辨識、被指名道姓稱呼的主體,他/她與閱聽眾之間的隔閡可能因此漸漸消弭,尤其此名字是如此無邪稚氣——「笨妞」,在記者筆下,笨妞「平日上課正常,外貌可愛人緣好,沒嗑藥跡象」,別說嗑藥,就連抽菸也只被發現過一次,在教官告誡後便不曾再犯了。[1] 郭與眾男的蓄意及惡意指向怎樣之暴力呢?《中時》還算節制,點到為止,《蘋果》則極其露骨地將新聞標題訂做《「神仙水」性侵 少女命危》,報導聲稱A女「下體新傷痕,疑遭性侵,醫院報警調查」、「警方昨查出這名女生確喝下摻有『神仙水』(俗稱液態快樂丸)飲料後昏迷慘遭性侵」… 這些警方、院方發言看似有據,但資訊來源未經求證、日後也不見存於法院判決記錄,僅是家屬發言的轉述[2]。在證據薄弱的基礎上,記者進一步加油添醋,直引「毫無人性」、「要他們血債血還!」等家屬的激動發言,甚至搭配動態新聞,動態畫面中,郭男笑盈盈拿著藥粉,輕挑地往飲料中灑倒,此時旁白說到:「其中一人,趁機將神仙水摻入提神飲料」,但畫面不只郭男一人,他背後還有兩名男性彷彿共犯般,指指點點並不時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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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 科學理性返回生活世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首先,先從一點開始講起,在現代社會之前的傳統文化從來沒有將科學視為獨立於人文關懷的學術研究,而是同時將科學對於宇宙的探討與價值信念的問題嵌合在一起。 著名的科學史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1953年的科學史經典著作《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From the Close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中點出近代科學革命以來時至今日我們世界經驗的改變,早期的古典天文學還將人的意義追求鑲嵌進宇宙秩序的探究中,而在近代科學革命,人成了中立的觀察者而從宇宙秩序的探究中抽離,人與眼前的天地成了互不相關的平行世界,原先具有人文意義的宇宙秩序現在成了數學計量的無限空間。 而早於柯瓦雷的揭示,1935年,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其創始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後來收錄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一書中),則是將歐洲文化危機追溯到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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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從現代科學開端檢視現代文化結界

作者:紀金慶 台中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在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研究的是「事實」(fact),並且也只關心「事實」,科學研究的範圍不涉及意義、價值與信念問題。我們並且認定科學研究由於完全不牽涉任何關於價值信念的意識形態問題,因此科學研究是一種中性的、理性的活動。上述觀點幾乎成了我們現代人的日常信念,並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問題: (1) 首先,由於我們時代對於科學典範的推崇,而科學實踐的標準乃是「明證性」,因此使得一些文化領域受到排擠。例如像藝術或宗教等人文活動,這類的人文活動相當重視「親證性」,「親證性」完全有賴個人獨特心靈的感悟,舉例說明,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宗教家或藝術家沒有個人獨特的眼界,儘管他們發出的言論或創作出來的作品可以得到普遍的認同與共鳴,然而當中獨特的個人特質仍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2) 其次,人之有別於其他生靈的一個重要本質在於,人是具有意義向度的生靈,而當現代社會將科學理性視為現代理性的核心標準,並同時認定科學理性只關心事實,而不涉及意義時,那麼也就無怪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那麼多文化反思擔憂:喪失意義向度的現代世界陷落到一個純粹以物質開發為導向的文明階段。 對此,我們有必要對科學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在這裡,筆者選擇用「拆解」與「鬆綁」這樣的字眼來表達我們應該對科學理性懷有的態度,絕非是主張一種我們應該敵視科學的立場,以至於主張我們必須否定科學,而是主張我們必須有條件的接受科學,其中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區分科學實際的作為以及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神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們對科學的運用在不少地方已經超過科學實際有效合理運作的範圍。 在本篇文章中,讓我們先簡易的回顧科學發展的歷史,來檢視科學經驗中實際發生的設定。     你相信你看見的、還是看見你所相信的? 依據一般的見解,人們習慣認定科學與其他人文活動的區別在於重視事實,並且也只重視事實。例如將科學與哲學相比,哲學就相當重視概念的思辨,而科學則重視經驗觀察得來的事實。乍聽之下,似乎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例如熟悉文化史的朋友會知道,在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這些近代重要科學家發展物理學理論前,近代之前的科學活動就叫做「自然哲學」。 然而,當我們回顧科學史發展時不難發現,恰好與我們今天印象相反的,未能如實從具體事實出發而過度重於抽象原理與概念推導,因此備受當時科學界責難的是當時伽利略與牛頓。 我們以科學史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來舉例,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與當時主流的古典自然哲學競逐,依據古典自然哲學的想法,一切物體按照自身本性運動,以落體為例,輕物上升,重物墮下,因此兩個同時下落的輕重物,重物墜地的速度一定比輕物快,因為輕物有向上運動的本性;而伽利略認為,一切物在無空氣阻力的條件下,降落時間沒有不同,因為一切只取決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在伽利略的想法中,個別物體沒有內在本性決定運動的問題(所以沒有什麼輕物趨於上升而重物趨於下墜的區別)。 我們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伽利略挑戰傳統的勇氣,卻沒告訴我們在比薩斜塔進行的落體實驗中,重物以些微的時間差距快於輕物先行著地,因此伽利略在這場實驗上,在這個「事實」的觀察上,其實是落敗的,伽利略的失敗加深了反對者對他的懷疑,而伽利略的作法是將些微的時間誤差歸給了空氣阻力(羽毛接觸面積較大)。 若我們不被科學教科書誤導,而從科學史的證據來看,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持平的評論: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和古典自然科學,各自看到自己看到的「事實」,並做了不同的解釋與處理。 通過這個史實,筆者希望我們可以接受以下這個和我們一般常識信念相反的道理,我們常說眼見為憑,並且深信良好的理論是基於經驗觀察歸納而來,然而,我們常常忽略了一件相當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理論也會影響我們觀察事物的角度,而觀察事物的角度一但確立,往往事物會不斷呈現我們所以為的樣子。在我們舉的例子所呈現出來的道理就是如此,同一個現象,對兩種立場相反的理論而言都是成立的。 因此,如果我們要問近代科學的開端以至於到現代科學的發展之所以不同於古典自然哲學的地方究竟何在,那麼顯然答案不在於近代科學(以及現代科學)是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而古典自然哲學是不重視事實(或經驗歸納)。 在近代與古典自然哲學典範之間不存在什麼「經驗」檢驗「理論」的問題,相反的,不同的科學理論典範各自規範並界定「什麼是經驗」。而當我們理解到這點時,那麼我們對於科學的追問轉眼就接近更重要對於文化的追問,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是追問,構成我們現代世界之所以是現代世界的前提條件。 現代物理學的起點不是歸納經驗,而是規定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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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與人體測量學 ─ 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體理想

原文題目:The Anthropometry of Barbie: Unsettling Ideals of the Feminine Body in Popular Culture 原文作者:Jacqueline Urla, Alan Swedlund 本文改編收錄於《後身體文化權力與生命政治學》,汪民安、陳永國編著之中譯版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女性對於身體的不滿,展現整容手術、節食、化妝品與有氧運動等跡象上,並吸引許多商業利益附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小時候把玩的各式芭比娃娃。這個長髮、身材不自然地纖細的塑料人偶自出生伊始,即包含著一系列複雜、矛盾的意義,而不同時代裡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也推動芭比所代表的意義發生演變。     芭比的誕生 由美泰兒公司(Mattel)發明的芭比誕生於美蘇對峙的年代,此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庭抗禮,而對導彈的恐懼混合著對物質富足的冀望在美國夢裡蔓延。芭比的出現應運著時代,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混含著對物質的想望、家庭和睦和明顯得性別角色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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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夠多「援助」了,讓我們來談談「賠償」吧!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 本文編譯自 The Guardian: Enough of Aids – Let’s talk about reparations by Jason Hickel   大部分的人在談論「殖民」時都會感到不太舒服,甚至會想要假裝這件事不存在。事實上,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組織等單位所推廣的國際發展主流論述,也不斷地將殖民的歷史抹去。根據「官方」說法,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主因起自發展中國家內部;而西方國家之所以富裕,源自於他們夠勤奮,且支持正確的價值觀和政策。由於西方的發展程度遠遠比其他地區還高,西方國家們便寬大為懷地「援助」其他國家,給點東西好幫忙他們。 如果殖民曾被認可的話,等同於說殖民不是犯罪,而且「被」殖民還是美事一樁,可以幫助這些被殖民的國家在發展的長梯上往上爬一層。但歷史記錄告訴我們非常不一樣的故事,也打開了歐洲人偏好拒絕討論的話題(雖然不管他們多努力嘗試,這話題總是會不斷地重新浮現)。最近,在一場牛津聯盟(Oxford Union)的辯論裡,印度國會議員 Shashi Tharoor 十分有力地提出殖民母國(註:在 Tharoor 的論述裡指涉的是英國)虧欠被殖民國們「賠償」的想法,他申論時被錄下的影片在 Youtube 上走紅,吸引超過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