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環境正義與科學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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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正義與科學民主化

講者 |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編輯 | 黃群皓 編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經邁入第八場,前幾場主要在釐清跨科際概念,這場我們邀請到范玫芳教授,從水資源爭議直接看到跨科際知識在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前不久,天下雜誌刊登了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先生的文章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提及財務、法律制度導致台灣快速邁向不公平,階級無法正常流動,有能力的後繼者無法和財大權大的家族勢力相抗衡,形成世代、財富不平等,環境正義的問題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的人製造了 PM2.5 的空汙問題,新生代的人卻要跟著呼吸 PM2.5 的空氣。許多社會問題都呈現類似的不公平現象,期盼跨科際計畫能透過一次次的專題討論,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向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   曾文水庫 Photo credit:Scott Lin @ flickr,CC license 什麼是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緣起於80年代的美國,當時有許多少數民族社區面臨經濟、生態不平等的問題,在此之前奠基的民權運動基礎,促使環境正義運動者連結環境、種族階級、性別社會正義等議題,挑戰既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別於更早之前的環境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為主流,關注稀有動物保育和自然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的論述奠基在既有的社會正義、政治哲學思想上,關注範圍更廣,舉凡人們居住、生活、工作、休閒等地方都算是環境,探討面臨環境利益風險時應該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產生污染時該由誰來承擔、人們怎麼跟自然界互動。 為什麼少數族裔的生活環境容易受到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早期的環境正義研究比較聚焦在其關聯,例如是否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不公平是種族階級造成的?還是這些空間分布只是反映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性?也就是說,是廠商先設置汙染廢棄物,導致地區價格下跌,窮困者、少數族裔才搬過去居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種族階級、原住民受壓迫、社會階級等其實是多重因素交互關聯的。近幾年,環境正義的研究強調空間尺度的動態性,也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政策、居民活動,會造成跨越疆界的多重影響,例如氣候正義、全球電子廢棄物跨疆界移動、空氣汙染。在地環境的特殊性、居民的行為模式,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有毒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談論環境正義不能忽視在地知識、文化的多樣性,當主流文化以附屬地位看待在地文化時,往往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將在地意見排除在外,導致分配不公。 近年來,有不少STS的學者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該如何挑戰既有的科學,因為科學知識有時候會受限於議題敏感、權力不對等、特殊的政治結構,無法被有效使用,例如在美國,有些大型的工廠時常製造汙染,但當地居民又依賴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如果這時候廠商又提供很多政治獻金給官員,我們很難期待會有研究經費提供給科學家,去研究工廠排放汙染與民眾健康的長期關聯。這種情況下,過往偏向靜態的程序正義已經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決策。科學應該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如果有新的科學知識產生,我們理當賦予居民參與過程的機會與權力,例如美國有些州的大工廠必須取得執照才能營運,取得證照的前提是獲得在地居民同意,等於是直接民主,一旦有更多研究數據顯示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居民也有權力撤銷原有的同意權。 環境正義運動所倡議的正義、永續健康概念,若能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中,有助於催生更公平的技術,有別於傳統的量化風險評估或是致病率這類過於簡化的計算,而是全面的涵蓋文化關聯性來考量。以蘭嶼核廢料為例,政府認為核廢料的輻射劑量在標準範圍內,避重就輕的看待污染,但卻未有涵蓋文化的全面性評估。 環境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有學者提出民主化社運,讓常民知識與專家知識能完整結合,例如共同參與社區研究、爭論科學的客觀性,試圖在專家知識的高牆內納入常民觀點,重新建構科學知識,促使知識生產民主化,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左圖為范玫芳教授,右圖為陳竹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