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私人資本與傳媒公器

每當討論到新聞自由時,新聞自由似乎總無法與一般人民的言論自由之權利分割。然而在台灣近來的脈絡中,閱聽者開始注意到境外資金對於電視台報導的內容與論述有著極為明顯的影響。但更近一步,當對境外資源透過電視台推展其所欲之論述的批評成為了政治正確的表述,本國的私人資本對於媒體的影響似乎無庸置疑地是為民喉舌的人民公器,保證人民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而忽略了人民做為主體的單一性問題,以及將源自於特定社會機構之新聞自由等同於公民之言論自由,從而掩蓋了資本本身對於媒體報導內容所產生的影響。科學人才培育計畫此次欲針對私人資本如何影響媒體報導的內容,邀請相關專業以及從業人員,以自身的專業與經驗提出其所觀察到的問題面向,在政治正確的論述之外,為台灣討論與激盪對該問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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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閱誌】二月份特刊–媒體

    編者肥皂箱 擔任編輯的這段日子,看著一篇篇滿載理想的文章,我時常感受到腦中的世界如同宇宙,廣闊得搜尋不到歷史的萌芽處,身處其中的人物都顯得渺小脆弱,已知的部分總是太少,在黑暗中朝著星光前行,不知年月、不知蒼老的走著,前方卻仍然只有永恆的微光,空有期待,卻走不到終點。在有限的時間裡,個人不能完成的,就交給群體智慧和制度來完成吧!但群眾首先需要知道我們的周遭出了什麼問題、自己可以幫上什麼忙,我想這就是跨閱誌特刊誕生時的初衷。 近年來,資訊傳播速度飛快,社會議題的曝光度大幅增加,其實這才是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千瘡百孔,每個人都是被鎖在雲霄飛車上的遊客,一同高速爬升或驚險滑下,難以置身事外或是故作和平。在跨科際意涵裡,如何有效溝通、傳播,會是面對社會議題時極為重要的環節,但觀察臺灣的報紙、新聞,不難發現我們的主流媒體已經陷入困境,內容缺乏深度、失去第四權的公眾價值、勞動條件低落、只為點閱率/收視率而活……,自然環境破壞了、物種滅絕了,可能再也沒有復原的機會,那媒體呢?我們所在乎的公平正義呢?近期臺灣出現越來越多的獨立媒體、自媒體,嘗試用不同的視角或經營方式,打破傳統媒體單向、獨佔的傳播市場,傳統媒體也在試著改變自己。 新媒體帶來的雙向溝通,讓網路如同戰場,隨時都有不同立場的民眾在筆戰,看似混亂,甚至有諸多不盡完美之處,例如:論述方式不夠細緻、多有情緒化發言、意見不夠具體客觀等等,但這突顯了不同立場的人能有更廣闊的交流機會,無須顧慮平日外顯的身份地位、人情壓力,平等對話。未來還不到悲觀的時候,更重要的是,閱聽大眾不再把關心社會的責任外包給另一個「救世主」或是「強人」。 最後,是跟大家說再見的時候了,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已經依原訂計畫走完四年的旅程,這也是最後一期跨閱誌特刊,一路走來,有不少摸索、困惑的時期,但這些都是必經的過程,如同民主社會、科技發展,甚至個人的職涯規劃,無法以尺規畫線,保證一切平順、無須妥協,直達目標。我們期盼,未來的重要議題都能落實跨科際意涵,納入各方關係者,充份、開放的討論,以成就更尊重、包容的幸福社會。   跨閱誌特刊主編 黃群皓 本刊物已全數完結,欲觀看紙本特刊,請詢問臺大總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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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本的三個向度

講者 | 曾柏文 udn Debate 相對論 總召集人暨主編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近年來,資本影響媒體的問題備受關注。談到資本,多數人會直觀的想到具體的金錢和財務資本,抽象資本時常被忽略,但其影響力不容小覷。抽象資本泛指任何能夠幫助你做事的資源,它不見得是錢,很可能以其他的型態出現。傳統上的媒體則是指報紙和電視等平台,但現在它的意義擴及網路,甚至是「自媒體」-個人即是媒體,媒體的古典意義已經無法適用於現況。 資本與媒體看似有著截然不同的定位,但進一步思考,資本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媒體,而媒體本身也具有資本的特性,當媒體取得了足夠的認可與影響力時,它本身就是資本。梳理這兩者的關係時,容易讓我聯想到馬克思闡述的意識形態-底層建築的經濟生產關係會決定上層建築。在經濟生產關係中,你是資本家,還是勞工、勞動者,在經濟生產關係中所具備的地位、擁有的資本,會決定你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說經濟跟社會的結構會形塑你的知識,這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所以談論資本或經濟關係是如何影響知識生產時,我將以此為根基,並提出三個向度來討論。   第一個向度 我們經常關注的某些媒體,是不是被外部或是中國、親中資本所持有?因為近年來的媒體抗爭運動,主要是圍繞著旺旺中時開始。但這裡混淆了兩個概念。 首先,是本土資本跟純粹的外資。假設今天是美國的報業集團,或是英國BBC併購臺灣的某個媒體,我們的態度會跟親中的旺旺來併購完全一樣嗎?所以在旺旺的爭議中,牽涉到兩個層次。其一是外部資本:相對於本土資本,外部資本會不會使得媒體本身的自主性受到侵蝕?如果是一個跨國的大型媒體集團來併購呢?我相信臺灣反而會認為,這樣似乎能引入一些想像中的國際專業。所以事實上,這是兩種不同價值的交易,一個是媒體自主性,另一個是能否引進國際專業。今天討論臺商旺旺,或者反服貿的問題時,大家擔心的是有政治圖謀、有敵意的中資進入臺灣媒體,而不只是因為它是外來的資本。 換言之,資本本身是沒有意圖的,真正有意圖的是掌握資本的人。所以當我們要談論資本對任何東西產生影響時,要切割兩件事情:第一,資本的擁有者,真的有權力掌握經營者的意圖嗎?經營者的目標是什麼?二,資本運作的政治過程是什麼?有任何人能夠獨斷的下決定嗎?還是它需要經過某些機制或是民主的過程?資本真正的擁有者,跟使用資本發揮影響力的兩者,理論上是可以稍微拉開來的。 2012年,我在立法院工作時,認為中國時報是臺灣品質最好的報紙,它是一份少數能夠兼顧從左到右不同立場的報紙,比起其他媒體,也較有明星級的記者。此外,它的民意論壇知識密度是最高的。那時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長金耀基曾感慨地跟我說:「中國時報是一個真正有知識分子品格的報紙,而這樣的報紙在香港是無法生存的」。但幾年後,曾是精神指標的報紙,只因為換了老闆便漸次崩壞,裡面有指標性的人開始往外跑,例如:黃哲斌寫了一篇〈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就此離開曾經引以為傲的工作;郭崇倫改到udn主持國際瞭望節目;夏珍進入風傳媒,還有無數具有知名度的記者都離開了,之後甚至還發生許多針對中時的抗議示威。中國時報是個很值得警惕的案例,它讓大家開始思考,僅是更換資本主,資本主的品味、其所在的利益結構會如何牽動媒體的表現。     第二個向度 當大家的注意力只關注在所謂的外部資本跟敵意資本時,似乎過度假設了只要是臺灣人自己擁有的媒體就是好。黑格爾把社會切割成國家、市場跟公民社會這三塊,若以此架構思考,到底是誰該擁有媒體?媒體服務於誰? 臺灣在70年代之前,黨政軍的媒體就有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台視是省政府的、中視是國民黨的、華視是軍方的。1988年解除報禁,當時臺灣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社會運動氛圍將威權體制視為敵人,再加上後來一波波的媒體改革,終於使得黨政軍退出三台。但弔詭的是,今天我們發現社會最大的敵人是自由主義。 當時臺灣社會並沒有意識到自由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特別是在經濟上。此外,長年的國共內戰,讓臺灣的左派思維飽受打壓,所以大家都認為以市場化、自由化對抗威權主義就是解決的方法。因此從開放報禁、媒體自由化等運動以來,直到90年代黨政軍退出三台,我們成功的把國家逐出了媒體。但是把國家逐出媒體之後,誰進來了?就是資本,來自私人媒體集團的資本。 晚近,我們才意識到媒體服務的是公民社會,如公視,06年才成立公廣集團。這些年,臺灣媒體的整體狀況就是從國家掌握快速滑到私人資本掌握,但是比較服務於公共價值的,到今天都還是相對弱勢。   第三個向度 我想談談集權,就是組織的程度,資本是集中式的制度,還是分散的廣闊結構?大約十五年來,媒體集團私有化之後的表現令人不滿意,因此許多人努力讓媒體朝向權力分散的方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媒介就是網路崛起。明日報是臺灣媒體發展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社群媒體興起後才打開更多的可能,像是年輕的一代越來越常以社群媒體做為訊息的主要來源,它讓很多分散的媒體有發展空間,其中包含了許多自媒體、新興的獨立媒體。自媒體是我們每一個人,像九把刀、朱學恆都有經營自己的facebook,成功的自媒體,被閱讀、轉發擴散的量,比起許多傳統媒體的報導都還要大,某些傳統媒體集團也看到了這樣的趨勢,並嘗試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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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新聞的「多重災難」現象-一個微觀的觀察案例

講者 | 黃俊儒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註:此文編修自活動主講人之逐字稿)   最近我採訪了公共電視《麻醉風暴》的導演和編劇,採訪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臺灣這幾年的戲劇產出,少有以科學或科技相關內容為主題的。以國外為例,日本有《破案天才伽利略》、《醫龍》;韓國電影-《舉報者》,談的是生物科技專家黃禹錫的醜聞,他們的影視文化敢探觸這個議題,甚至進一步反省科學與科技。更遑論英美,有更豐富的產出。 綜觀臺灣的電視、影集,自從侯文詠的《白色巨塔》完結後,這樣的題材已經空窗好一陣子了,這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媒體與科學都不在我們的文化思考脈絡裡?是什麼樣的媒體環境,造就了現今的訊息?訊息絕大多數會被詮釋成什麼樣的內容?編劇在構思一個想法或是劇本時,常會不斷翻閱各種新聞,但是我們的新聞媒體,又是如何呈現科學的?這當中有非常多問題,我想先聚焦在跟資本比較有關連性的部分:我們是如何引介最新的科技知識?也就是編譯新聞是怎麼一回事。 2011年,聯合報的頭版標題寫道:「外星人訪地球,FBI備忘錄證實為真」,並放上兩張照片說是外星人。當天所有看到新聞的人,應該都認為外星人就是長這樣子吧?因為新聞說已經被證實了,即便現在新媒體蓬勃發展,還是有很多人只能透過這種方式接受新知,這樣的平面報導,甚至會讓當天的電子媒體發佈更多相關的訊息,影響更多人。 過去科學研究的傳播狀況,有清楚的統計資料指出:「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若有一般的媒體轉載,在科學家內部的流通,都會比沒有被轉載的要高很多」。也就是說,如果某位化學家要了解其他化學小領域的驚人發現,透過學術社群或是期刊的流通即可,只要這個訊息曾經被媒體披露過,其他的化學家很快就會知道,甚至物理學家也會知道化學家做了什麼。換言之,大眾媒體在科學圈裡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促成科學圈內的發展,更不用提它對普羅大眾的影響。 當時聯合報的外星人新聞放在頭版,所以這則訊息會直接在7-11的報架上被看到。新聞的主要內容在談:FBI的一個資料庫網–the vault,將過去的一些機密文件解碼,過去的機密已經不再是機密,所以用一個資料庫把它公諸於世。裡頭披露了一份1947年的飛碟報告,政府似乎隱瞞飛碟與外星人登陸的事實。這份新聞報導的是美國FBI,消息來源卻是英國的八卦小報–每日郵報(Daily Mail),在邏輯上就有非常大的衝突。每日郵報的網站甚至已經告訴我們,這是一張惡作劇的圖片,但聯合報卻寫外星人已經被證實為真了。當天有很多地方轉載了這則消息,當晚臺灣都在討論外星人,但幾天後證實這是烏龍報導,聯合報的更正寫道:「全球媒體都上當了」,事實上只有部分媒體不經查證上當而已,而這個更正報導出現在第15版。以上的案例,其實隱含著媒體內部人員與新聞生產流程的問題,導致報導品質備受影響。   新聞生產方式對科學編譯新聞的影響 一、內容農場般的選材 最新的科學,需要媒體報導才能讓大眾得知最新發展,但媒體選材時,卻又處處受限,例如:要有一定的收視率、有業績壓力,所以記者都會盡量找和生活相關、聳動、具有爭議性、話題性的消息,因此國外的八卦小報成了此類新聞最主要的來源,如同上述的外星人。假設外星人是真的,那會是非常重要的新聞,但是紐約時報、英國衛報,或是BBC都沒有報導的話題,卻出現在聯合報。 後來我們更細緻地分析科學編譯新聞選材方式,發現一整年的資料,只有112篇文章能夠追蹤到來源。例如:聯合報說引自每日郵報,每日郵報說引自哪一個科學期刊,讀者可以在每一個環節都看到它是引自哪一個地方,這樣的報導只有112篇。 此外,臺灣受美國影響很大,科學新聞選材上,美國佔的比例卻很低,只有11.6%,最高的是英國,這個時候就印證了為什麼很多研究都叫英國研究。英國所有的報紙裡,我們又特別喜歡引用每日郵報。 某位民意代表,同時也是陽明大學的教授,每次上節目都會講科技醫療新知,很多次都拿每日郵報的案例,讓我不禁擔憂,讓這樣的人繼續講下去,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因為他是藥理學博士,又是陽明大學的教授,所以對大眾而言他的言論非常有權威性,但是他都找最容易講述、最聳動的內容,和我們的媒體呈現一致的狀態。     ▲媒體為什麼喜歡引用每日郵報? 為了釐清原因,我特別訪談了國際新聞中心的記者。他們表示,每日郵報其實只是英國的小報,但因為它網站裡頭的畫面、照片容易吸引目光,也因此容易被使用。任何一位編譯記者,只要上去Daily Mail的網站,把那則新聞從頭到尾翻譯,並且直接下載它的照片,不必經過其他繁瑣的流程,馬上就是一篇新聞了。此外,每日郵報的題材,可說是最聳動、最與生活相關,也最容易見報的,總編輯甚至會跟記者說:「假如你漏掉了紐約時報的報導,你不會被K。但是假如你那一天漏掉了每日郵報,你就會被K」。 這種情況的影響有多大?例如現在很多人會透過line群組,塞各式各樣的健康訊息,裡面有很多文章可能就是來自這樣的地方,就跟內容農場一樣,持續轉載不確實的消息,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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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媒改之亂-新自由主義大纛下的去威權迷思

講者 | 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編輯 | 黃群皓、歐陽巽   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在地化。這是以市場為優先考量來運作社會的思維–國家的角色盡量降低,資本主義漫延全球,打破國與國的疆界和保護措施。可是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的過程與結果都有所不同,不能忽視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差異性。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樣貌,必須跟本地歷史及特殊的社會條件結合,才能有較為適當的理解,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政府應該不會有太大型的公共介入,或是社會事務的介入,可是臺灣至少有兩個例子跟這個趨勢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公共電視,大部分有老牌公共電視的國家,各方力量都想盡辦法要削弱公共電視,可是臺灣的公共電視卻是新成立的。另一個是全民健保,各國都在削弱,我們卻逆勢發展。每個國家的特殊狀況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 媒體的部分也是如此,傳統美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新聞媒體是看門狗的角色,要負責監督政府,或是像西歐將媒體視為公共平台,但觀察全球媒體可發現,走向數位化、市場化、減少媒體的公共性質,成為營利單位,高度商業化發展已經成為趨勢,這種情況下,媒體大都往集團、整合平台發展。換言之,現在它們受到商業化的嚴重挑戰,媒體已經不再是民主政治的監督機制,過去的功能已經弱化了。   臺灣的狀況要綜合全球的政經脈絡和媒體的脈絡來看,其中有幾個特別之處尤其重要: 第一,臺灣1987年後解嚴,從威權到後威權的過程,讓臺灣對於國家在社會裡所處的位置、角色會特別的敏感。我們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國家的角色更曖昧,很多時候,我們非常希望國家不要介入,可是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又是長期非常密切的。這是結構與歷史的影響,不是短期能消失的,所以我們的市場與國家不容易切割,而這又會衍伸出其他特殊的樣貌。 第二,媒體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媒體、公民社會三者在西方有相對均衡的關係,或是它們可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可是在臺灣,彼此的關係沒那麼容易劃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極為複雜,再加上臺灣的公民社會概念有待討論,成熟度不足。臺灣的公民社會要朝向單一方向、西方的模式發展嗎?這個問題尚未有答案。 第三,統獨問題。包含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還有中國因素。所謂的中國因素,媒體或政治人物的解釋多半是認為中國崛起了,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臺灣產生了一些威脅或影響,但這樣的解釋過於狹隘,我們要更廣泛的理解中國因素,包括文化、歷史上的糾結、繼承關係等等,當然這會讓臺灣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此外,還包括我們後殖民情境的社會,日本的殖民,還有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臺灣持續到現在的帝國主義式關係。你可以觀察現今的政局,臺灣如果有任何人要選總統,第一件事就是去訪問美國,想想很奇怪,這跟被殖民國家又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明顯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如果我在課堂上問同學最近看了哪一部電影,應該有九成都是去看侏儸紀,但只有一成的人是看臺灣的電影愛琳娜,那一成的人可能是因為我鼓勵他們去看,或是我送票給他們。這個情境是受歷史影響的,這就是臺灣特殊的脈絡。     此外,臺灣尚有其他迥異於全世界之處,這幾年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經在下降了,但在19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間,普及率都是持續上升的,官方數據大約是百分之六十,業界則是百分之八十幾,這樣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僅見的。不只如此,用吃到飽的方式供應節目,只要訂有線電視,一百多個頻道全部送給你,全世界沒有看過這種營運模式。過去二十年間,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年輕世代以後也許連電視機都不需要了,但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它對臺灣的媒體有著關鍵的影響力,這也是從黨政軍控制的三台,快速過渡到國家鬆綁對媒體的控制所產生的情形。   結合上述的大趨勢和臺灣的威權背景,社會面對媒體問題,大致有幾個作法: 第一,持續要求自由化。每年的特定期間,大家都會特別留意臺灣的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世界排名,但民主發展時間比較久的國家卻不會特別在乎,這是後進民主國家的特殊發展狀況–非常擔心自己在這條道路上的成績不如預期。 對臺灣而言,自由化的「方針」是絕對的嗎?例如,哪些東西是開放的?是不是還有太多的限制?例如新的網路服務、不同電信業跟媒體業之間的跨業服務,甚至包括中國大陸來的節目,以及合作上是不是有開放等等,這些都會是臺灣的議題。雖然從世界各國的發展可得知完全的自由化跟市場化,並不是很好的道路,但大家似乎會覺得自由化是全然正確的事情。 第二,成立監督媒體的團體。對現況的不滿,促使學界、民間自發籌備監督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往後各種媒體改革、媒體觀察的組織也陸續出現。可是它仍有侷限,例如比較限縮在內容上,或是媒體的識讀,教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教大家認識媒體。另一個侷限則是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去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因為它必須提出一套標準,才知道要怎麼監督,但這套標準通常是由社會主流價值所生產的,不一定是更進步的價值。 第三,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跟上面的自由化其實是有些許矛盾的,但這些矛盾同時存在臺灣社會裡,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群人的口號或是訴求裡。例如最近這幾年,財團介入了媒體,或是因為媒體變得太巨大,大家擔心媒體會控制所有的話語權,所以希望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最著名的就是反旺中事件。 第四,媒體資源的公共化。這是從1990年代就持續在進行的,只是到最近比較無法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一個具體訴求就是建立公共電視,但顯然不是很成功,原因有待釐清,因為我們期望的公共電視是像BBC那種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此外,因為網路及各種科技的進步,民間也出現了自力救濟的方法,也就是公民媒體和自媒體。這是臺灣社會面對特定媒體趨勢所發展出來的回應方式。   V怪客裡的蓋伊福克斯面具,是近年來由歐美擴散到世界各國的群體與文化現象。 其形象廣泛出現在社會運動中,以面具匿名的方式凝聚群體認同感,模糊個人及群體的界線,沒有明確的組織,自發行動,共同實踐理念。   媒體改革運動的趨勢與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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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改革之路:社群網路與垂直媒體

作者:鄭國威      泛科學網總編輯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首先就從我個人跟媒體的接觸開始跟大家介紹。我在2005年時進了傳播學的研究所。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之後,我更真實地接觸了傳播理論跟傳播的現況。發現台灣媒體的情況,跟我想像其實是差異很大。我原本抱持的,「我未來就是要進入媒體行業等等的」,那種虛幻的想不存在。如果真的進去這個媒體行業,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去完成一些理想。因為迷惘,所以就加入了媒體改造學社,擔任媒體觀察教育協會的志工滿長一段時間。 當時也是台灣部落格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因為無名小站等等網站的出現,大家都開始寫部落格。我則是因為看到了一些國外的部落格做的一些討論,特別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他們在討論,部落格跟新聞學之間的關係。例如,部落客到底是不是記者?部落格上面發的東西,可不可以被當作新聞?這些我們現在都懶得去討論的議題,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國外的這些網路圈、部落格圈的先進者,科技人士等等,都在熱切地討論這些議題,這個討論也吹到台灣。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台灣比較早寫部落格的,也很熱切在討論這些議題。 這促使我開了部落格,也跟台灣當時很多也已經存在的部落客,開始互相串聯與溝通。在座各位如果有寫過部落格、有參加到2004年大概到2008年這段期間,台灣部落格圈的風潮跟聲勢的話,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那時我們透過這樣單純的網路工具,互相討論、串聯,真的是所謂自媒體。自媒體這個詞是中國傳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可能是We Media,又或者是出自於Dan Gillmor那時候的《草根媒體》。 其實我們當時在討論這些議題時,各方的人,不只是念新聞的,許許多多是無關的人,科技人等等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並獲得了很多感動。這些討論和以往的文章也都累積在我的個人部落格上面。也因為我寫了這個個人部落格,才有機會接觸跟認識許許多多後來認識到的這些人。 我在2005年底、2006年時看到一位部落客在部落格上介紹了全球之聲這個網站,中間寫到:「其實這樣的新聞台灣很需要」。我不知道在座念過研究所的人是否跟我當時一樣閒,當時我不知道論文該怎麼辦,於是一直坐在電腦前的我就開始翻譯全球之聲的文章,把一篇一篇的文章,照全球之聲英文版上,有時候就卯起來一天翻譯五篇,平均一天翻譯個兩篇,就這樣大概翻譯了兩三百篇時。 我就那時候都發在我的部落格-「龜去來嘻」上面,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是希望我的讀者和我的網友,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有趣。全球之聲之所以會讓我覺得它那麼有趣,是因為它就是整理、跟邀請了全球各跟我一樣的部落客,來討論跟撰寫他們在地的事情。這些部落客整理他們所關注的區域與議題。 簡單來說就是,我很關注台灣的死刑議題,但並不是我寫了對死刑議題的想法就可以發表在全球之聲上。是因為關注死刑這議題,我就會去整理台灣其他的部落客、自媒體、網路媒體、討論版,或是facebook上,或任何地方比較精華,比較值得一看的討論。整理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其他世界的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目地就是跨國的傳播。形式其實非常像所謂的懶人包,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懶人包,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橋樑,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夠比較輕易地接觸他比較陌生的地方與議題。 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好像更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識任何外國朋友的人。但是透過閱讀全球之聲,透過翻譯全球之聲,我非常深入的看到了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全球之聲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也轉變了我未來的人生。 在翻譯幾百篇全球之聲了之後,有一天收到全球之聲創辦人Rebecca MacKinnon寄來的一封信。她發現全球之聲有很大的流量,是從一個台灣小夥子的部落格導過去的,她覺得很奇怪。她在北京念過書,她小學在北京念過書,而且她是CNN東亞辦公室的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她離開CNN到哈佛之後,才跟另一位共同創辦人Ethan Zuckerman共同創辦了全球之聲,所以說她中文也非常好,基本上是那種有京片子的。 她發現了我的部落格之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很驚訝,居然有人願意做這種傻事,一直在翻譯。雖然他們是全球之聲,但都還沒有想到,其實應該要把文章從英文翻譯到別的語言。所以我這個很微小跟很持續的舉動,觸發了她一些的想像,於是就邀請我加入全球之聲。事實上在我還沒有正式加入全球之聲之前,她就邀請我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感覺,她邀請我去參加第一個國際會議,是在菲律賓的一個東南亞言論跟新聞自由的會議,而我是唯一的台灣人。去了之後才發現其他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各國,東南亞國家,包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專業人士,只有我一個是台灣的研究生部落客。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斷裂還滿嚴重的,他們竟然找不到別人,再怎麼排也不應該是我去。 此外,全球之聲也讓我發現到其實我們有很大的群組跟通訊量,除了寫文章之外,我們群組會一直交流。所以我加入了全球之聲之後,就頓時加入了這個上千人的社群。這上千人的社群絕大多數都是關注新聞、關注媒體、關注網路、關注人權的這些人。大家會互相交流,發現有很多會議和很多活動在發生。他們都不知道台灣要找誰,所以就會一直找我,我就變成他們認識的那個台灣人。 我一直去參加這些活動,包括線上的,跟一些實際出國的。我2006年就去參加全球之聲第二次的年會,在印度的德里,然後就正式的加入了全球之聲。我當時在一個上百人的講廳分享全球之聲中文版。因為當時已經不是只有我個人發表在部落格上,我已經邀請了全台灣的朋友,一同架了一個山寨的網站,把它做的很像全球之聲的網站的中文版。我中文版的網站也邀請一些夥伴一起加入翻譯,一起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而我就在全球之聲在德里的年會上分享我們做的事情。 我當時口語英文非常的糟糕,講得非常的爛,就是用「爛」這個字,下台之後雖然尷尬,結果卻掌聲如雷。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真的有人去做這樣翻譯的事情。第二,全球之聲的夥伴,英文也不是都太好,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但我們文字翻譯的能力是比較好。然後義大利的版本、法國人等的就問我,怎麼樣可以做其他的版本?於是,全球之聲多語言版本就成立了。 我已經把這個東西交換給別人了,它現在是一個有42種語言以上的、最大的、全球的公民媒體。我們主要建立中文版翻譯成中文。Mohamed ElGohary則是我們現任的多元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我也邀請過他來台灣,他是個埃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