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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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血限制破壞了LGBT平等

翻譯:凱莉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 本文編譯自Restrictions against blood donation undermine LGBT equality 原文作者: Zach Stafford     終身禁止男男性行為者捐血的限制,已被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在我生活周遭,常聽見一些試圖掩飾恐同心態的異性戀,用輕描淡寫的態度說著:「我不介意同性戀,但前提是他們別來煩我。」 然而這裡所稱的「煩」,卻總是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舉凡親吻一個男孩,甚或我只是在他們面前談論自己的生活,而「別煩」只不過是「少GAY了」的消極表述方式。 而在這個星期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成為了那位「好心的異性戀」,再一次對同性戀及雙性戀男性表達:「少GAY了」。 經過醫療機構及社會團體多年抗爭,FDA從變更男性間性行為者(MSM)捐血禁令的舊制,到現今實行的新政策,即要求欲捐血之男性間性行為者──包括我自己──需禁慾一年。沒錯,整整一年──為了讓你的血液具備可捐贈性。 美國並不是唯一實行這項政策的國家,還包括英國及澳洲;他們指出,經研究顯示,於實施這項禁欲政策的基礎上,經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機率從兩千五百分之一大幅下降至一百四十七萬分之一。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生物藥品部副部長Peter Marks於此項政策公開後發表聲明,他表示:「從目前已發表的研究報告當中顯示,限期捐血無法杜絕輸血的風險。」同時補充道:「然而倘使制定更短的週期限制,則將無法取得類似的數據。」 這意味著關於是否只要採取限期捐血政策,便能將輸血風險有效掌控限縮在血液篩檢工具一事,他們也仍無法肯定──事實上,迄今為止所有血液都是透過這微不足道且難以置信的方式取得。 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事實上,透過同一機構曾發佈的2014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捐血調查顯示,在男同性戀及雙性戀男性捐血者中,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只有0.25%,遠比美國總患病率0.38%為低。 假使將上述翻成白話文,也就是說:根據發佈男性間性行為者捐血禁令的機構調查顯示,男性間性行為者的捐血風險低於異性戀。 多年來,社會大眾對愛滋病的認知與資訊已逐漸建構成熟,縱使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仍堅持實施此項政策,然而譴責聲浪已在大型健康衛生機構甚至民選官員中開始發酵。 自2006年開始,美國血庫協會(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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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與人體測量學 ─ 通俗文化中令人不安的女性身體理想

原文題目:The Anthropometry of Barbie: Unsettling Ideals of the Feminine Body in Popular Culture 原文作者:Jacqueline Urla, Alan Swedlund 本文改編收錄於《後身體文化權力與生命政治學》,汪民安、陳永國編著之中譯版 作者:孫語辰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學士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女性對於身體的不滿,展現整容手術、節食、化妝品與有氧運動等跡象上,並吸引許多商業利益附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小時候把玩的各式芭比娃娃。這個長髮、身材不自然地纖細的塑料人偶自出生伊始,即包含著一系列複雜、矛盾的意義,而不同時代裡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也推動芭比所代表的意義發生演變。     芭比的誕生 由美泰兒公司(Mattel)發明的芭比誕生於美蘇對峙的年代,此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庭抗禮,而對導彈的恐懼混合著對物質富足的冀望在美國夢裡蔓延。芭比的出現應運著時代,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混含著對物質的想望、家庭和睦和明顯得性別角色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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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議題中的公眾利益與兒童利益

文字 | 賴霈澄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志工   多元性別者是否可以合法結婚,今年全球各地有不同的發展,台灣法務部八月初也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上進行線上民調[1],名為蒐集民意、尋求共識,實則有諸多不公之處,如投票設計粗糙(可輕易灌票)、命題不夠客觀(行文多處誘導作答)、討論環境不良(放任留言謾罵),以及最重要的–民調結果作用不明,都讓這場為期三個月的線上民調與討論平台,淪為大選前以拖待變的一塊雞肋。經過民間團體抗議後[2],法務部雖無法適切回應這些質疑,但至少開始行禮如儀地整理正反方意見,過濾掉情緒性留言[3]。針對反對意見,有兩點特別值得討論:   1.同性婚姻不僅是兩個人的事,尚關乎國家重要政策,舉凡福利、賦稅、教育等均與大眾息息相關,應以大眾利益為重,而非僅以少數人的意見為依歸。 以公眾利益反對婚姻平權需要有更深刻的討論,否則太多議題都能以此推拖,如軍公教、外籍配偶、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政策,哪一項沒有涉及福利、賦稅、教育等公眾利益?因此,我們應該更仔細的討論同性婚姻與公眾利益的關係。 首先,同性婚姻顯然屬於非異性戀的多元性別者議題,這些長期被漠視的族群,顯然是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一群,故從公眾利益的角度討論時,就不能迴避人權向度;審慎分辨所謂的「公眾」利益,是不是既有優勢、主流族群的利益?犧牲少數、弱勢者的權利而換取「公眾」利益,是否正義?參考過往婦女、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運動與立法過程,答案昭然若揭:人權議題前,主流族群的利益非關懷重點。同婚議題中牽涉的福利、賦稅、教育等政策,正是目前想進入婚姻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同性伴侶被剝奪的權利,賦予這些人結婚權,並不會傷害既有異性戀婚姻者的權利,因此,無須妄言同性婚姻會摧毀現今的家庭、婚姻制度。 同性婚姻所牽涉的另一項公眾利益,則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利益。根據已通過婚姻平權的國家所做的研究均顯示,婚姻權被保障,對同性伴侶及其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關係維持、社會認同都有正向的幫助[4],進而促使社會穩定。以美國為例,禁止同婚的州別其LGBT族群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較允許同婚州者高。[5]反觀台灣,2012年發布的「臺灣同志壓力處境問卷」顯示,有29%受試者想過自殺,18%自殺未遂,自我傷害的情形有一半以上發生在國、高中時期[6],這些不幸事件多半是因為同志青少年困於歧視環境與自我認同的拉扯中,日前藝人蔡康永回憶出櫃多年的心路歷程,一句「我們不是怪物」,道盡多少辛酸。婚姻平權通過有助於提升社會對同志的理解,也幫助同志自我悅納。     2.同性伴侶收養子女,有侵害兒童最佳利益之疑慮,須經過長期心理與社會學研究,得到客觀、具體的研究成果,未有進一步研究與評估以前,不應開放同志伴侶收養孩子。 同志收養子女的議題,是討論婚姻平權法案的熱門子題,所謂「須經過長期心理與社會學研究」作為客觀的參考依據,可參考今年(2015)六月美國最新研究。 科羅拉多大學Jimi Adams教授與俄勒岡大學Ryan Light教授今年六月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期刊發表最新研究Scientific consensus, the law, and same sex parenting outcomes,[7]指出學界對於同性戀撫養子女議題上有高度共識:同性戀與跟異性戀撫養子女並無差別。研究者在前言指出,希望能把社會科學界的研究成果,跨領域提供給法律界(當時美國釋憲案正受矚目),因此這是一份整合性的研究,不以特定的同志家庭作研究對象,而是針對學術界數十年來的研究做整合性分析,試圖了解多年來這麼多學者的研究,是否呈現一致性的建議?如果有,又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共識的內容為何? 他們整理了1977年至2013年間將近兩萬筆關於同志撫養小孩的研究文獻,透過引用網絡(Citation Network)結構分析,勾勒出引用意見的差異性,發現1980年以前對同志撫養小孩的研究成果差異甚大,但從1990年開始逐漸形成共識,2000年以後幾乎各研究結果都顯示出高度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同性戀撫養的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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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之外—大環境下的同性伴侶親職心理

文字 | 曾郁蓁   臺灣大學心理所碩士 編輯 | 黃群皓   在華人文化中,我們常將家與國想像成一種連續的向度,家是國的縮影,齊家方得治國。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關係卻常常是反過來的,家庭的內涵與美滿,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國家制定的法律所定義出來的。新聞上常可見到不適任的父母拋棄稚兒,善心人士想要幫忙,還得撥開重重法律親屬關係後才得以伸援。有些無緣的親子被法律拘禁在家庭關係中,但也有很多人想成家卻不得其國門而入,這種感覺,相信許多同性伴侶們有深刻的體會。由於同性婚姻不受法律認可,許多法律衍生而來的權益自然也無法適用於這些人身上,包括了收養孩子、與孩子及伴侶在法律上成為一家人的權利。   反對同性婚姻入法,常見的理由之一是反對同性伴侶合法收養孩子的權利,認為這對兒童的福祉不利,也認為同性伴侶關係不穩定,無法擔起親職角色,例如「下一代幸福聯盟」就將此列為反同婚的一大理由。然而,歐美的家庭研究文獻中,卻少有同性收養對兒童不利的研究結論。美國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更於2013年發表聲明,倡議支持同性婚姻,認為穩定的家庭關係最能保障兒童福祉,若以此為目標,理當支持用法律來保障同性伴侶間的婚姻關係。   要討論同性伴侶是否適合收養兒童,應當從收養討論起。初為人父母者,時常面臨龐大的親職壓力,包括照顧稚兒、調整生活與工作模式、長短期生涯規劃的調整……等等。迎接孩子成為家庭的一份子,需要大量的調整與妥協,也會大幅改變父母兩人間的關係與生活模式,這些因素都會造成父母的親職壓力,而養父母當然也不例外。收養後出現高壓力或憂鬱的心理狀況都是很常見的,而這樣的現象,不論同性或異性收養父母都會發生。 一個以英國收養父母作為樣本的研究,追蹤了49對異性戀、81對同性收養父母,發現兒童的適應表現跟父母的性傾向沒有顯著的關係。這個研究也發現,親職壓力最能預測收養兒童的行為問題。在研究者收集的樣本中,同性戀父親表現出比平均更低的親職壓力,以及更溫暖的互動模式;相反地,異性收養父母則展現出較高的親職壓力、而兒童也表現出較多行為問題。此外,另一個研究以加州洛杉磯區域的收養親子為樣本,追蹤了60對異性戀、21對同性收養父母,研究結果發現收養父母的性傾向在親職壓力、憂鬱狀況、或收養滿意度上、都沒有任何明顯的差異。不論是哪種收養父母,親職壓力高者會出現較高的憂鬱狀況與較低的收養滿意度。這兩個研究都顯示,收養父母的性傾向並非收養時的優先考量因素,如何調適親職壓力,才是需要社會關注的。   或許有些人認為,家庭不僅僅是法律關係,所以如果支持同性收養兒童,大可以朋友或家人的身分在日常生活中支持身邊的個案,並不需要特別就政治或法律層面討論,然而在現代國家中,人是無法自外於法律或國家生活的,法律不只畫出每個人行為的框架,也會改變我們的心理與思考模式。一個以美國跨州90對同性收養父母為樣本的研究,就探討了法律對同性收養父母的心理影響。這個研究收集樣本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同性婚姻合憲的全國性判決,因此每州的法律對於同性伴侶收養兒童的合法性認定各有不同。研究者測量了同性父母的潛在恐同傾向,發現對自己性傾向越抗拒者,收養兒童後較容易出現憂鬱或焦慮的狀況。而這種現象,又會受到所在州對同性婚姻或同性收養父母的友善度影響,若收養父母對自我的性傾向抗拒,且處於對同性婚姻不友善的州,憂鬱與焦慮的心理會隨著收養時間大幅上升。也就是說,除了家人朋友的支持,大環境的法律限制,對收養父母的心理調適也是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基於收養父母與兒童的福祉,性傾向不應成為焦點,法律與社會體系的支持才是關鍵。相信多數人同意,兩位異性所構成的婚姻並非夢幻家庭的保證,社會的包容支持、父母子女的相互體諒與調適,才能成就一個美滿的家庭。而結婚與成家是基本人權之一,既然性傾向不影響親職的適任程度,國家就不應該再以此為由,將同性收養排除在家庭之外。     參考資料 台灣守護家庭「同性婚姻對孩童的影響」http://taiwanfamily.com/related-posts/artice03 美國兒科醫學會「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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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伴」就好──親密關係未必婚姻

文字 | 張家源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理事長   婚姻,在法律或社會上無疑是一套組成家庭的重要制度。一個人若不結婚,會讓父母擔憂或承受他人的異樣眼光[1],即使兩個人可以抵擋人際壓力選擇不婚,獨尊婚姻家庭的社會制度,也會讓兩人為了保障最基本的權利而疲於奔命,此即「婚姻霸權」。只要一個人不進入婚姻,就會受到文化、社會、國家體制的排除與懲罰,其中受到懲罰的,不僅僅是「不婚」的異性戀,還包括「想婚卻無法婚」的同性戀。 根據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於2010年所做的『同居人就在你身邊』問卷調查,「其中有高達83%的人表示身邊有人同居,若只看異性戀樣本,有同居經驗的人超過三分之一,最長的同居經驗高達11年,平均最長的同居經驗也都將近3年。」[2]由此推知,有為數不少的異性戀情侶,即便已經進入長期穩定的同居生活,也不見得會選擇結婚。此外,內政部戶政司自2011年至2014年的婚姻人口統計亦顯示,十五歲以上未婚人口比例約達三成四;倘若僅觀察30歲以上、未滿40歲之女性,其未婚之人口數更是逐年攀升[3]。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台灣的不婚率如此之高,未婚的女性越來越多?   從我國的婚姻文化觀之,傳統的「男娶女嫁」意味著女人結了婚就是「進到別人家」。弔詭的是,結婚本來是一樁喜事,但女方在拜別家中長輩時,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這看似「感人」的橋段,女方必須獨自承受,而男方卻往往不用經歷這段「離別的心酸」。對女人來說,結婚必須面臨離開原生家庭「嫁入」夫家的感傷,以及未來如何侍奉公婆的煩惱,還得背負傳宗接代壓力。我們經常在新聞媒體上看到女性名人結了婚之後,最常被問及:「什麼時候要生孩子?」倘若結婚的對象是個獨子,那她的壓力會更大,夫家、娘家,甚至是不相干的普羅大眾都將投以緊張而擔憂的「關心」眼光。 此外,這些不婚的女人甚至擔心因為結婚而喪失自我,委身屈就於他人之下[4]。「失去自我的擔憂」成為進入婚姻與否的重要考量,進入體制之後,自我的主體意識可能因此消逝[5]。以傳統的過年為例,初夕夜女方總是要在夫家圍爐,吃「夫家的」團圓飯;大年初一要在夫家過年,到了初二才能回娘家[6]。結了婚的女人要承擔的家庭責任是夫家一方,無法將自己與原生家庭納入考慮。這些傳統文化,成為女人結婚的壓力源,但卻不會發生在男人身上。 而在台灣著名的八點檔節目[7]中,我們更能看見許多結婚之後,關於妯娌、連襟、婆媳關係的劇碼,潛在地影響著觀眾。孔祥明在1999年的研究中發現,婆婆與媳婦會因為在子女教養、個人隱私、生活互動等層面的觀念不同而造成衝突,這使得姻親關係中的「婆媳問題」,經常成為婚姻品質好壞的重要因素[8]。 在台灣文化底蘊成長的女性,自幼便聽取上述這些女人諜對諜的民間故事,或是惡質婆媳鬥爭的飯後八卦,一邊承受精神「恐嚇」,一邊眼睜睜看著自己逼近適婚年齡,還得忖度婚姻加諸於女人身上的各式擔子。這些難道是欲進入婚姻的女子所樂見的嗎?答案明顯是否定的。有鑒於此,伴侶盟參考了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多國立法經驗,揉合台灣社會與文化後,創設符合我國的「伴侶制度」。其與現行婚姻制度最大的差別在於,伴侶制度給予當事人極大的彈性空間與協商範圍,並欲透過新的親密關係結合制度,打破現今傳統婚嫁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     由於伴侶制度強調兩個人的結合,雙方地位的平等就更顯得重要。實務上,結為伴侶的兩人除了可以協商住居所、家庭生活費用之外,在財產制度也必須兩個人共同決定。倘若在結為伴侶時未約定財產制,則視為「分別財產制」,即兩人的財產各自負責。 而又因為伴侶制度強調兩個個體的結合,故無法定的姻親關係。現行的婚姻制度讓我們體認到:「結婚並非兩個人的事,而為兩個家庭的事。」法律上的姻親明定某些權利義務(如民法第1115條),使得原本僅是兩個人的親密關係,擴及到兩個家庭「多數人」的複雜情感應對。但當愛屋及烏的關懷被法律強加,甚至成為相處潛規則時,兩個人的感情可能因為結婚而有所變質。雖然伴侶制度沒有姻親關係的設計,這並不代表雙方家庭不能有所連結。因為人際互動並非得透過法定的親屬規範才有親密的可能。   最後,伴侶制度還有一項特色,即「單方解消」。當兩個人關係走不下去時,就可以單一方面結束這段關係。目前我國民法關於「離婚」有兩種途徑:「兩願離婚」(民法第1050條)與「裁判離婚」(民法第1052條)。前者只要雙方合意,至戶政機關,有兩名以上證人簽名,且以書面登記,即可完成離婚手續;至於後者,欲離婚之一方得揭露對方的瘡疤,已達結束感情之目的,有時更因為證據調查、訴訟過程冗長,造成雙方想離卻離不掉的窘境。 單方解消的設計,目的希望進入關係的雙方能重視彼此感情的維繫,更必須領悟,當關係無法繼續時,如何以「多一點理性、看見遠方的智慧,並學會放手的藝術,也許就能有好散的空間。[9]」而好散過後,更能進一步評估雙方的關係是否能轉化為其他的親密互動,例如:從戀人變為好友,甚至讓自己在經營下段感情時能有不同的視野。 伴侶制度的出現,使親密關係在制度化之後,不僅僅只有婚姻一個選擇。兩個人在一起,或許真的可以「作伴」就好,毋需婚姻。除了不用受制於婚姻的高密度規範,遷就伴隨社會、文化而來的不平等,也同時能在法律上享有身份關係的保障。期許這套新的伴侶制度能為人們的親密關係下一個新的定義,與傳統婚姻截然不同的實作想像。透過這套新制度帶領人們理解,制度是如何隱微地影響著人們在社會上的實作。     參考資料 [1]趙淑珠(2003)。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之研究:婚姻意義的反思。教育心理學報。34(2),221 – 246。 [2]引自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2013)。伴侶制度草案全文。查詢日期:2015年8月28日,取自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https://tapcpr.files.wordpress.com/2013/11/e4bcb4e4beb6e588b6e5baa61003rev.pdf。 [3]引自內政部戶政司(2015),性別統計專區:參、婚姻與家庭。查詢日期:2015年9月14日,取自內政部統計處:http://www.moi.gov.tw/stat/gender.aspx。 [4]同註1;劉錦玫(2009)。單身不婚女性生命意義感之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嘉義;凃玟妤(2014)。選擇終身不婚女性之主觀經驗探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大學,南投。 [5]以筆者的母親為例,觀察她與父親結婚這二十幾年來,她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雖不致疏遠,但終究不是那麼緊密。即使原生家庭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協助,母親仍必須考量到夫家的生活狀況,才能決定是否能進一步與她的父親、姐妹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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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人生玻璃牆

特約編輯|曾郁蓁(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特約作者|朱慶凡(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編按:隨著女性進入職場、多方面施展自己的長才後,兩性的不平等逐漸式微,然而減弱並不代表這個議題已經完全解決了。許多女性在職涯規劃上,都曾體驗到一種無形的限制。這種職位升遷上的限制,被稱為「玻璃牆」,看似透明,卻確實限制住了妳與她的職涯發展。當法律已盡力保障女性的就業權時,兩性在職場上的不平等,其實竟是存乎一心? 無論是在西方社會或者是東方社會,女性擔任高階主管的比例一直低於男性。根據國際會計師組織Grant Thornton (GTI) 2013年的調查報告,全球女性高階主管的平均比例為24%,而台灣女性高階主管所占比例為31%。但這數字相比於接近1:1的男女比率還是難以相提並論,因此,歐盟自2011年開始推動立法程序,保障女性在各大公司董事會的占比超過40%,而且目前挪威與法國已經通過並實施了相關法案。這些數字顯示即使在兩性基本權力已大獲改善的今日,女性在職場上仍然很難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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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感情,相似勝於互補

特約編輯|曾郁蓁(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特約作者|駱郁芬(亞東醫院臨床心理師) 編按: 在兩性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種關係就是戀愛,或稱親密關係。每個人在感情中的樣態都不同,也因此,戀愛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普通的事。但是心理學家們認為,在感情中,其實人可以被簡單分成幾大類,而且,這種分類還會展現出性別差異! 在兩性之間,感情永遠是個難解的謎。為什麼有人的感情細水長流,有人的感情轟轟烈烈,有人的感情又崎嶇難行?有什麼指標可以看出一個人感情的樣貌呢?在展開一段伴侶關係前,又該如何考量這個人適不適合自己?如今,或許有了一些線索—研究顯示,這與一個人的「親密依附關係類型(romantic attachment style)」有關,而與具有相似依附關係類型(attachment style)的人交往,將能獲得最大的幸福感!(Strauss, Morry, & Ki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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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男子漢?

特約編輯|曾郁蓁(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特約作者|鄭旭博(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編按:在性別界線漸趨模糊的現代社會中,因性別而起的歧視或霸凌卻還是層出不窮。厭惡與歧視同性戀的行為,稱為恐同行為,它充斥在我們周圍、甚至成為主流媒體意識。性向是一種個人特質,但大眾對特定性向的恐懼或排斥,到底是從何而起? 2000年,一名國中學生葉永鋕因為「太女性化」在校園中備受欺負,最後被發現在廁所中倒臥血泊,送醫不治。十一年後,鷺江國中楊姓同學因為長期受同學嘲笑「娘娘腔」,選擇跳樓結束生命,留下遺書:「即使消失會讓大家傷心,卻是短暫的,一定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這是人性。」。陰柔氣質男性受霸凌的案例層出不窮,強調要做個「男子漢」社會氛圍可能反而是讓玫瑰少年們難以生存下去的幕後黑手。 雖然同性戀跟娘娘腔根本沒有絕對的關係,但是在一個性別角色僵化的社會中,要當個男子漢的第一步,就是證明自己是異性戀。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人們都渴望受到所屬團體的認同,為了取得團體認同,人們會嚴遵團體規範、甚至攻擊違反團體規範的人(Brown, 2000)。Hall跟La France(2012)就發現,相較於男女混合團體以及全女性團體,當男性身處於全男性團體中,會更常使用一些負面的恐同語彙,例如「Gay砲」、「屁精」等,也更加重視自己的異性戀身份。也就是說,透過嘲笑、咒罵想像中的男同志,才能讓男性在同儕之間更確認自己的陽剛氣質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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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別愛上你──雙性戀存在嗎?

特約編輯|曾郁蓁(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特約作者|呂婕(南洋理工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 編按:性向認同是每個人都會經歷過的過程,還記得我們情竇初開時偷偷暗戀過的可愛店員或年輕新老師嗎?許多人在初戀的當下就理解到自己的性向與偏好,但也有些人的性向比其他人更有彈性,他們稱自己是雙性戀。但是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是如此的大,從生理結構到社會互動,無處不存在差異,可以欣賞並追求兩種性別的性取向,真的存在嗎? 有過這種經驗嗎?一直以為自己喜歡異性,面對朝夕相處的同性好友居然會臉紅心跳;或是聽聞班上號稱千人斬的玩咖,跟他的麻吉疑似有著甲甲情結?──不只是你/妳,心理學家對於人們性傾向的複雜多元也感到十分好奇。人們有可能同時被二種性別的對象吸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