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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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為什麼感染者參加性藥/派對、把帶套選擇權交給對方、沒有主動告知感染狀況、想自我放棄就是不好、不負責、不合法的呢? 以被動式攻擊與毀滅性人格的心理歸因來究責用藥感染者,其實是公衛-司法論述的再生產,藉由醫療道德權威,把性傳染病和愛滋傳染的責任都歸屬到性藥/派對和感染者身上。如此一來,也就會忽略無套煙趴的一些前提或情境,例如煙HI的效果可能可以讓感染者暫時擺脫愛滋感染的污名位置和社會壓力,以及前面提到一些低風險的BB無套實踐等等。此外,澳洲愛滋文化研究學者Kane Race則指出,煙做為具有能動性的物質,其作用效力在於增進自信、影響情緒、擴大感官敏感度等,有些感染者和使用者反而是透過呼煙來獲得幫助,他們因此能夠處理那些負面情緒,或者再次與人親近、參與新的性社交網絡等生活上的改變。 藥物的確可能帶來傷害,愛滋感染者若用藥不當也可能會造成身心受創,但公衛和醫療單位所接手的個案,多半都是需要介入協助的重症特例,卻反而形成某種醫學樣本,變成具有專家威信的知識來源和評判準則,這種愛滋防治策略依舊是由醫療道德權威來主導,也就難以去理解各種不同煙HI者的實踐情況,發展出合宜的照顧策略。 本地對於煙HI與BB實踐的公共討論仍顯不足,因為這類實踐在目前的氛圍環境下依舊充滿罪惡與羞恥;不同於醫療公衛面向的討論和研究也需要展開,像是:台灣性藥/派對場景轉變的歷史,如何因為公共空間道德管制而被逼到「走私」(空間私人化和議題地下化),以閃避警察與司法權力越顯嚴密的臨檢和監控,卻反而造成人們選擇噤聲自保,許多知識無法公開討論,甚至朝向更私下甚或更風險未知的玩法。或是台灣派對藥物發展的歷史,例如安非他命如何從安變煙的社會文化脈絡,其在解嚴前後幾乎普及到「成為全民運動」,在2000年左右又怎麼由E和K取代,到近來又回流為男同志助性用藥的演變狀況。再或是煙HI與外在恐同歧視、內化的恐同罪惡、男同志次文化以及愛滋污名的影響等等,例如即便煙同時被歐美公衛論述建構為「高度成癮危險、高度感染風險」而迥異於其他派對藥物,Kane Race的研究仍嘗試反駁這樣的說法,像是物質使用和不安全性行為沒有顯著相關,或是煙HI時的男同志性實踐和其他用藥也沒有顯著不同。只採用醫療道德權威的病理式歸責,無助於理解性藥/派對主體的複雜處境以及反思愛滋防治的工作。 2015年元旦警察大規模臨檢台北的男同志舞廳,他們在其中一間查緝到派對藥物,於是帶回62名男同志進行偵訊、驗尿和驗血;而接下來的三天假期,警察持續臨檢同志舞廳和酒吧,這是台灣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派對臨檢行動,更不用說其間針對男同志舞廳、酒吧和三溫暖的小型臨檢。 事件之後,男同志社群再度出現切割用藥同志的聲浪,更可見針對性藥/派對的高壓治理和道德污名仍舊強大,彷彿那一切都要被淨空與消音。農安街轟趴事件已屆十周年,我們既聽不見那些隱姓埋名的趴客們的痛苦與哀悼(自我噤聲?),社群也沒有繼續公開哀悼(不在場證明?)。 這些社會邊緣、底層之底層的個體的消逝與死亡看似是一種社會結構下的必然,他們的存在本身被迫承擔整體社會的受苦與失落,在當前同志社群一片擁同婚反污名的聲浪中,誰會記得這些「毒蟲」?而誰又願意來哀悼這些「愛滋鬼」呢?   本文嘗試回應的是醫療公衛的專家知識、愛滋NGO的減害操作,以及愛滋政策、法律與司法系統所共構而成一套關於男同志用藥感染者的論述,而這論述來自當時農安街轟趴事件裡示眾權力運作的社會脈絡,其所形成的知識/權力框架了我們思考責任承擔和不同倫理的可能性。在農安街事件之後,越形高壓緊縮的檢警查緝與道德氛圍,使得男同志用藥社群對於藥物實踐的知識不再如以往那般自由流通;加以社會對於性藥/派對的認識框架已然定型,而且隨著台灣愛滋治理政體的逐步形成和介入感染者生命,都讓當前男同志性藥文化呈現不同的樣貌,像是煙嗨的興起與轟趴的退潮,而這都需要我們展開更多不同面向的討論。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全文完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ㄧ)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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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農安街轟趴事件使得愛滋治理權力介入男同志性藥/派對次文化,而其背景則是台灣愛滋公衛政策在2004-2008年間採用美沙酮替代療法,宣稱有效降低以海洛因為主的靜脈注射藥癮愛滋傳染率之後,公部門的愛滋防治轉進大力處理MSM(men have sex with men, 男男間性行為)的愛滋問題,其中男同志次文化中的網路交友約炮、無套肛交(bareback, 俗稱BB)以及性藥/派對被認為是促使愛滋感染率升高的原因,而逐漸受到關注,其特別聚焦男同志青少年群體。愛滋公衛為何要顧慮男同兒少與派對藥物這一塊,一部分是因其統計數據顯示男同志感染者年齡層降低,一部分則來自歷年校園反毒「春暉專案」此塊法律-道德論述帶來的思維,亦即「青少年心智發展未全,易受性與毒品的誘惑」的說法。 這些針對派對藥物濫用與愛滋防治的論述,無論是成癮戒治或藥物減害的觀點,一方面引介了國外醫療及公衛科學研究的專家知識,另一方面則挪用了性藥/派對次文化的草根經驗,前述社群內部的公共知識逐漸被外部化與公衛化,成為防治論述的研究對象。這些由專家研究知識結合草根經驗所形成的減害論述與教材範本,再透過現行民間愛滋NGO甚少檢視的醫療個管制度,運作到與感染者諮商互動的情境之中。黃道明的研究指出,藥癮減害政策和農安街轟趴這兩個與毒品有關的事件,促使愛滋公衛機關加強對用藥感染者的列管治理,愛滋個管制度就在此毒品消費的脈絡下浮現,那些減害教材則成為個管人員用來做行為導引或改變的知識基礎,同時也形成評價感染者行為的道德標準;此外,在個管制度裡出現的「穩定個案」新範疇(亦即接受個管滿二年、穩定就醫與服藥、未重複感染性病或兩年內未吸食或注射毒品者),則反證出醫療個管體系內隱的道德階序,「儼然成為觀察勒戒用藥感染者的監護機構」。 台灣民間愛滋NGO組織與工作者對於派對藥物和個管制度的立場態度複雜而紛歧,呈現出不同光譜與內在張力,它們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立場互有差異,其所生產運用的減害說法亦略有不同。例如,最早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出版的《性愛達人》(2005年初版、2013年再版),以及後來由小YG行動聯盟與男同志減害健康聯盟共同出版的《跑趴指南》(2009年初版、2011再版),都從較為務實的減害觀點出發,在「不鼓勵使用任何非法藥物或從事沒有安全防護措施的性行為」的立場上,希望無法拒絕趴場的人能夠「玩得安全且健康,就是你應該做到的事」。他們透過收集過往趴客的經驗以及國外藥物減害網站的資訊,列舉跑趴與用藥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降低用藥與性行為的風險,包括相關法律責任和日常生活影響;而其中一些關於在地趴場文化和用藥提醒,就是過往社群流傳的經驗累積。熱線的「愛滋愛滋亮晶晶系列講座」在2011、2012年分別舉辦討論娛樂藥物、無套與男同志轟趴文化等議題的公開座談會,希望帶給社群既愉悅又安全的藥物減害觀點。 此外,露德協會出版的《娛樂性用藥減害手冊》(2013),同樣宣稱以減害立場出發擬編,但是更強調藥物使用與性愛、與性傳染疾病風險之間的關連;而在各項藥物簡介的內容之中,更為詳述使用後的負面效果、長期使用對於生心理的危害,以及法令規定的罰則。手冊即便羅列了各式減害策略但更強調風險影響,讀來也像是各種因誤用、濫用藥物的死傷案例彙編,相較於《性愛達人》與《跑趴指南》,它更像是一本披著減害外皮、實則為藥癮戒治立場的毒品教科書。紅絲帶基金會雖沒有如上列NGO那樣出版減害手冊,但他們的網站有幾篇MSM與派對藥物使用的外文翻譯資料,內容則偏向藥物減害立場,例如〈男男間性行為者藥物的使用-減害之意涵〉談全球各區域MSM使用派對藥物情況的統計數據,及其所帶來的危害程度與減害介入措施;又如〈高風險藥物行為正牢牢緊抓倫敦的同性戀場域〉報導倫敦MSM嗑藥而產生愛滋感染的高風險行為,像是以交換血液的方式注射甲基安非他命或喵喵,或是陽性感染者合併感染C型肝炎比例增加的情勢等。這些翻譯文章一方面傳遞人們體認性藥/派對具有風險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選譯的作品似乎同時傳達了紅絲帶的減害立場。不過,在針對愛滋防治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所舉辦的訓練課程裡--《毒品不防制,愛滋難控制」-103年俱樂部藥物濫用暨毒品防制教育訓練》--他們的立場更偏向毒品防制與藥癮防治而非減害,與當前醫療公衛部分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愛滋防治邏輯更形相近。 前述針對派對藥物所研發的藥物減害手冊、愛滋防治論述和毒品防制課程,有些忽略了用藥愉悅與嗨幹爽快是用藥者的立基點,以及愛滋領域新興科技所發展出來的自我風險評估實踐。即便部分的手冊教材挪用了男同志內部流傳累積的草根經驗,但那些描述感官愉悅與身體爽快的部分、或是降低風險的性實踐幾乎都被漠視了:例如有的減害策略建議拉K時最好要有清醒的朋友在旁邊,但一群人約轟趴爽嗨,誰會保持清醒看著別人玩?又如在減害說法裡會警告煙HI性愛很容易BB強調要戴保險套,但在各式各樣的性藥/派對情境裡,不同身心狀況的參與者會評估愛滋感染風險並採取不同的BB無套實踐,像是商議式安全(negotiated safety)或感染者間的配對組合(sero-sorting),這是感染者挪用HAART醫藥科技和病毒檢測技術,用以衡量自己身體狀態所發展出來具有自我風格與倫理意涵的性實踐。再或是因為呼煙的效果會使Top比較容易也願意轉為Bottom(無論是生化作用或文化慣例),而在認知到插入行為的愛滋感染風險相對於被進入來的低的情況下,處於相異感染狀態的人有時就會採用煙HI來進行體位轉換的BB實踐,或是實驗其他非插入式性交的肉體愉悅,而不只是遵循減害策略裡一再強調避免高風險性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早已被道德化的保險套律令。 而男同志性藥/派對族群面對的不僅是來自公衛-醫療的知識論述,更有越顯高壓威權的法律規定以及相關檢警緝查的懲戒機制,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持有及施用毒品者仍處以勒戒或有期徒刑的人身懲治;《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規定必要檢查對象範圍,包含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以及三人以上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參加者;還有第21條感染者未告知的蓄意傳染罪等等。如此看來,到底減害是要減誰的害?諸如此類的減害策略礙於醫療-司法權威與強調實務工作面向,不太著重教導社群閃躲檢警查緝的辦法,也不太會挑戰醫療公衛的愛滋防治立場(其背後強調成本效益的計算和風險利害的評估)。減害論述假設性藥/派對主體具備理性自由選擇,以及追求公定健康幸福的前提衡量,就容易忽視性藥/派對複雜多樣的脈絡情境及愉悅享樂目的,也可能形成「個人造業得自己擔」的責任化效應。原本立意良善的減害操作或許就淪為醫療恫嚇、司法警惕與道德教誨,而有助於形成生命權力的全面佈署,成為「忌色、滅爽、反毒」愛滋治理權力的一環,與醫療公衛部門共構為讓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難以愉悅/逾越的「不爽政體」。 更甚者,還有醫療公衛專家把偏離正軌的性藥/派對肉體實踐抽離原本的脈絡,加以病理化操作為樣本範例,例如精神科醫師衛漢庭引用國外醫學研究指出減害措施對於男同志使用安非他命(煙HI)助性是無效的策略,認為台灣男同志性藥文化是相當危險的問題亟需高度重視:「少數男同志族群之安非他命濫用已不僅是物質濫用或精神疾患之問題,對性病防治之公共衛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而疾管署愛滋公衛醫師羅一鈞則以一篇在各男同志網路論壇廣為流傳的文章《HIV教我的事》,做為「娛樂藥物帶來各種誘惑與健康風險的實例」,分析台灣煙HI與BB實踐的情況。在對本地的性藥/派對情境脈絡仍未全然清楚掌握的情況下,他們的說法製造出「煙HI=BB=高風險感染」的論述效應,他們認為:「在追求極致的性愛與肉體愉悅下,安全性行為或保險套顯然是多餘的!」以及用藥感染者的心理因素與精神狀態:「娛樂用藥是種被動攻擊的心理防衛機轉」(怨恨報復但不主動BB)、「娛樂用藥、BBES或無套煙趴是感染者自我放棄的壓力因應方式,造成更深層的惡性循環」(憂鬱、焦慮、挫折和適應不良等負面情感)。在目前台灣仍缺乏對於煙HI與BB感染間因果關聯性的實證研究資料,以及男同志社群還無法對此情慾實踐(及其污名)公開且充分討論的情況之下,網路文章所描述感染者參加煙HI無套趴的情節,就坐實且回饋了愛滋公衛與精神科醫師對其手邊感染者個案的病理化與心理化的診斷,再度產生恐嚇與殺雞儆猴的權力效應。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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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近十年來,台灣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重點,開始轉向注意派對藥物與愛滋的關連,其研究顯示網路交友約炮以及性藥/派對是年輕男同志愛滋感染率上升的主因,認為這些物質因在使用時有助於各樣性行為發生,可能會引起意識模糊、降低自我控制的情況,以致於增加高風險性行為的比例,像是無套肛交,而被認為會提高愛滋傳染的機會。或是愛滋感染者使用派對藥物可能會延遲就醫服藥、影響愛滋藥物的服藥順從性,以及有較高比例會無套性交和感染性病等。於是,醫療公衛部門引介國外研究並結合台灣在地脈絡,生產關於派對藥物的減害策略,並且透過愛滋病個案管理制度的培訓課程以及民間愛滋NGO服務產業的運作施行,滲入男同志愛滋感染者與男同志社群之中,逐漸成為台灣愛滋治理之論述核心。這些結合各類「專家」所生產的減害論述與操作,形成當前疾管署的愛滋防治邏輯,共構出「忌色、滅爽、反毒」的生命政治,藉由包裹同志友善與人道關懷的治理技術之實踐(如通報列管制度或減害勒戒技術等),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身體成為生命權力的佈署對象。   本文所指稱的醫療公衛部門,主要是指形構愛滋治理權力,生產和操作愛滋防治論述的機構、組織和制度,包含疾管署(例如防疫政策與法律)與愛滋醫療單位(例如醫療個管),而部分民間愛滋NGO的知識生產忽略「愉悅」,也成為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論述的一環。它們的防治邏輯倚賴的是醫療或法律的權威論述,強調男同志濫用派對藥物容易感染愛滋,及其所可能引起的人身與社會國家傷害,而「愉悅」做為男同志性藥/派對主體經驗的層面鮮少被討論,更惶論討論派對藥物做為一種觸發主體自我轉變的物質的可能性。 在E藥瑞舞與轟趴次文化較為盛行的2000-2003年期間,男同志生產過一些日常生活的閃躲技巧和衝撞戰略,也打開過些許存活和抗詰的空間,例如個人親身體踐的地下用藥經驗、在瑞舞派對或轟趴進行過程發展出來的照顧關係、避免檢警查緝追捕的空間安排、黑話術語、臨檢實務、筆錄教學等等法律相關建議,這些在不同介面管道(特別是人際網絡與網際網路)流轉散播成為「公共的」草根知識,在後來都被愛滋治理權力一一刺穿或阻絕,而最主要的轉轍點就是2004年的「農安街轟趴事件」。   台灣的新聞媒體報導男同志性藥/派對從新聞標題到敘述內容一直以來幾乎如出一轍,尤以2004年農安街轟趴事件為最。2001年性藥轟趴在男同志社群內已經出現,從2002年開始逐漸盛行,媒體早在農安街事件前半年就報導了同志轟趴,緣由是愛滋NGO注意到轟趴成為愛滋感染的溫床而舉行記者會,這時的報導似乎就已定調同志轟趴的「性污名」(肉慾橫流)與「污名性」(愛滋穿梭)。 在2004年1月17日深夜,警方查獲位於台北市農安街的男同志搖頭性愛轟趴,帶回92名趴客驗尿驗血,媒體同步在現場拍攝取締畫面,呈現92名男子只著內褲裸身抱頭、集體蹲坐在小房間內背部被拍的影像,在當時引起非常大的社會恐慌與同志社群關注。   後來媒體報導方式與內容形成人們認知性藥轟趴的主流常規敘事, 此腳本框架也一再被挪用來生產相近的報導。 而在農安街事件發生後2日,當時的愛滋公衛機關疾管局召開記者會,發佈轟趴中有28名愛滋感染者(14名已列管、14名新發現),並表示如此高的檢出量凸顯轟趴已不只是疫病傳播,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過往的道德勸說無效,要將這28名感染者移送地檢署併案偵辦,依「蓄意傳染罪」追究刑責,其餘的人仍需持續半年追蹤。 當時的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隨即發表聲明回應疾管局,批評其行徑嚴重侵犯感染者人權,更無助於愛滋防治:首先,疾管局掌握愛滋感染者個人資料,卻逕行持予警察單位比對,自己就違反法令規定不得洩漏感染者隱私的規定,此舉將感染者視為罪犯監控,根本是白色恐怖。第二,一方面對感染者提起公訴乃將責任限縮感染者個人,但另一方面派對現場有數百個保險套,顯示派對參與者從事「安全性行為」,若起訴成真,等於衛生署多年來致力推廣的「安全性行為」政策是自打嘴巴。第三,法令雖賦予檢警驗血篩檢之權,但「公權力不能假借公共衛生、社會安全或任何名義恣意破壞,任何人在非自願、沒有心理準備下被確認感染愛滋,對個人心理的衝擊與傷害難以預料,嚴重者可能導致當事人自殺」。 即便民間NGO提出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加以後來檢方因查無具體犯罪事證而沒有起訴任何人,仍有一名趴客受不了輿論壓力和可能的判刑結果而輕生。愛滋文化研究學者黃道明更指出,在事件發生後,疾管局隨即建立轟趴追蹤管理的作業程序,除了在查獲者的驗血結果未確認前,就要在24小時內比對感染者的列管名單外,還須持續三個月追蹤輔導篩檢初步結果為陰性的參與者。此外,2007年經大幅修正後的愛滋防治條例實行之後,在官方公告的HIV病毒檢查必要者的名單裡,「轟趴」參加者取代以往的「同性戀」成為新的強制篩檢對象。 回顧農安街事件及其後續效應,我們看到檢警與公衛部門利用媒體做為訊息傳遞的管道,告誡社會大眾濫交用藥危險的觀念,農安街事件因而成為「示眾權力」的運作對象,鞏固了男同志性藥/派對就等於愛滋感染溫床的深刻認知,形塑為一則威脅著公衛防疫、社會治安和道德風俗的壞榜樣,同時促使政府機關擬定制度規章以便進行管理控制,也區分出不合格、不守分的性藥/派對偏差主體。這個事件深刻形塑了轟趴場景與男同志社交生態的文化再現,一方面來自大眾媒體持續對男同志性藥/派對的負面報導,另一方面則是醫療-公衛以科學權威論述介入藥物使用與愛滋感染的再編碼與再傳播,兩者相互影響而逐漸沉澱為人們用以理解性藥/派對的主流常識和敘事腳本:「肉慾淫亂、濫交雜交、違法亂紀、吸毒危險、愛滋風險」。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67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