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藥解放、藥減害與用藥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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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藥物「傷害」— 以2003年一則判決文書淺談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2003年12月29號,中山分局丁員警以「台北→e同去郊遊」帳號,在男同志聊天室「UTHOME」裡釣魚,晚上11點多,員警收到私訊,是住在晉江街的小良以「台北→both無聊」發送的。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詳載兩人對話內容如下︰ 小良 (11:30) 衣服*1=450*5=2100 小良 (11:33) 你要多少 小良 (11:34) 最多420,一顆啦 丁員警 (11:35) 那5000給我幾顆 小良 (11:36) 12顆 丁員警 (11:37) 等於一顆400幾啦 小良 (11:37) 我送你一顆「威」(即威而剛) 小良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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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為什麼感染者參加性藥/派對、把帶套選擇權交給對方、沒有主動告知感染狀況、想自我放棄就是不好、不負責、不合法的呢? 以被動式攻擊與毀滅性人格的心理歸因來究責用藥感染者,其實是公衛-司法論述的再生產,藉由醫療道德權威,把性傳染病和愛滋傳染的責任都歸屬到性藥/派對和感染者身上。如此一來,也就會忽略無套煙趴的一些前提或情境,例如煙HI的效果可能可以讓感染者暫時擺脫愛滋感染的污名位置和社會壓力,以及前面提到一些低風險的BB無套實踐等等。此外,澳洲愛滋文化研究學者Kane Race則指出,煙做為具有能動性的物質,其作用效力在於增進自信、影響情緒、擴大感官敏感度等,有些感染者和使用者反而是透過呼煙來獲得幫助,他們因此能夠處理那些負面情緒,或者再次與人親近、參與新的性社交網絡等生活上的改變。 藥物的確可能帶來傷害,愛滋感染者若用藥不當也可能會造成身心受創,但公衛和醫療單位所接手的個案,多半都是需要介入協助的重症特例,卻反而形成某種醫學樣本,變成具有專家威信的知識來源和評判準則,這種愛滋防治策略依舊是由醫療道德權威來主導,也就難以去理解各種不同煙HI者的實踐情況,發展出合宜的照顧策略。 本地對於煙HI與BB實踐的公共討論仍顯不足,因為這類實踐在目前的氛圍環境下依舊充滿罪惡與羞恥;不同於醫療公衛面向的討論和研究也需要展開,像是:台灣性藥/派對場景轉變的歷史,如何因為公共空間道德管制而被逼到「走私」(空間私人化和議題地下化),以閃避警察與司法權力越顯嚴密的臨檢和監控,卻反而造成人們選擇噤聲自保,許多知識無法公開討論,甚至朝向更私下甚或更風險未知的玩法。或是台灣派對藥物發展的歷史,例如安非他命如何從安變煙的社會文化脈絡,其在解嚴前後幾乎普及到「成為全民運動」,在2000年左右又怎麼由E和K取代,到近來又回流為男同志助性用藥的演變狀況。再或是煙HI與外在恐同歧視、內化的恐同罪惡、男同志次文化以及愛滋污名的影響等等,例如即便煙同時被歐美公衛論述建構為「高度成癮危險、高度感染風險」而迥異於其他派對藥物,Kane Race的研究仍嘗試反駁這樣的說法,像是物質使用和不安全性行為沒有顯著相關,或是煙HI時的男同志性實踐和其他用藥也沒有顯著不同。只採用醫療道德權威的病理式歸責,無助於理解性藥/派對主體的複雜處境以及反思愛滋防治的工作。 2015年元旦警察大規模臨檢台北的男同志舞廳,他們在其中一間查緝到派對藥物,於是帶回62名男同志進行偵訊、驗尿和驗血;而接下來的三天假期,警察持續臨檢同志舞廳和酒吧,這是台灣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派對臨檢行動,更不用說其間針對男同志舞廳、酒吧和三溫暖的小型臨檢。 事件之後,男同志社群再度出現切割用藥同志的聲浪,更可見針對性藥/派對的高壓治理和道德污名仍舊強大,彷彿那一切都要被淨空與消音。農安街轟趴事件已屆十周年,我們既聽不見那些隱姓埋名的趴客們的痛苦與哀悼(自我噤聲?),社群也沒有繼續公開哀悼(不在場證明?)。 這些社會邊緣、底層之底層的個體的消逝與死亡看似是一種社會結構下的必然,他們的存在本身被迫承擔整體社會的受苦與失落,在當前同志社群一片擁同婚反污名的聲浪中,誰會記得這些「毒蟲」?而誰又願意來哀悼這些「愛滋鬼」呢?   本文嘗試回應的是醫療公衛的專家知識、愛滋NGO的減害操作,以及愛滋政策、法律與司法系統所共構而成一套關於男同志用藥感染者的論述,而這論述來自當時農安街轟趴事件裡示眾權力運作的社會脈絡,其所形成的知識/權力框架了我們思考責任承擔和不同倫理的可能性。在農安街事件之後,越形高壓緊縮的檢警查緝與道德氛圍,使得男同志用藥社群對於藥物實踐的知識不再如以往那般自由流通;加以社會對於性藥/派對的認識框架已然定型,而且隨著台灣愛滋治理政體的逐步形成和介入感染者生命,都讓當前男同志性藥文化呈現不同的樣貌,像是煙嗨的興起與轟趴的退潮,而這都需要我們展開更多不同面向的討論。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全文完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ㄧ)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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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農安街轟趴事件使得愛滋治理權力介入男同志性藥/派對次文化,而其背景則是台灣愛滋公衛政策在2004-2008年間採用美沙酮替代療法,宣稱有效降低以海洛因為主的靜脈注射藥癮愛滋傳染率之後,公部門的愛滋防治轉進大力處理MSM(men have sex with men, 男男間性行為)的愛滋問題,其中男同志次文化中的網路交友約炮、無套肛交(bareback, 俗稱BB)以及性藥/派對被認為是促使愛滋感染率升高的原因,而逐漸受到關注,其特別聚焦男同志青少年群體。愛滋公衛為何要顧慮男同兒少與派對藥物這一塊,一部分是因其統計數據顯示男同志感染者年齡層降低,一部分則來自歷年校園反毒「春暉專案」此塊法律-道德論述帶來的思維,亦即「青少年心智發展未全,易受性與毒品的誘惑」的說法。 這些針對派對藥物濫用與愛滋防治的論述,無論是成癮戒治或藥物減害的觀點,一方面引介了國外醫療及公衛科學研究的專家知識,另一方面則挪用了性藥/派對次文化的草根經驗,前述社群內部的公共知識逐漸被外部化與公衛化,成為防治論述的研究對象。這些由專家研究知識結合草根經驗所形成的減害論述與教材範本,再透過現行民間愛滋NGO甚少檢視的醫療個管制度,運作到與感染者諮商互動的情境之中。黃道明的研究指出,藥癮減害政策和農安街轟趴這兩個與毒品有關的事件,促使愛滋公衛機關加強對用藥感染者的列管治理,愛滋個管制度就在此毒品消費的脈絡下浮現,那些減害教材則成為個管人員用來做行為導引或改變的知識基礎,同時也形成評價感染者行為的道德標準;此外,在個管制度裡出現的「穩定個案」新範疇(亦即接受個管滿二年、穩定就醫與服藥、未重複感染性病或兩年內未吸食或注射毒品者),則反證出醫療個管體系內隱的道德階序,「儼然成為觀察勒戒用藥感染者的監護機構」。 台灣民間愛滋NGO組織與工作者對於派對藥物和個管制度的立場態度複雜而紛歧,呈現出不同光譜與內在張力,它們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立場互有差異,其所生產運用的減害說法亦略有不同。例如,最早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出版的《性愛達人》(2005年初版、2013年再版),以及後來由小YG行動聯盟與男同志減害健康聯盟共同出版的《跑趴指南》(2009年初版、2011再版),都從較為務實的減害觀點出發,在「不鼓勵使用任何非法藥物或從事沒有安全防護措施的性行為」的立場上,希望無法拒絕趴場的人能夠「玩得安全且健康,就是你應該做到的事」。他們透過收集過往趴客的經驗以及國外藥物減害網站的資訊,列舉跑趴與用藥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降低用藥與性行為的風險,包括相關法律責任和日常生活影響;而其中一些關於在地趴場文化和用藥提醒,就是過往社群流傳的經驗累積。熱線的「愛滋愛滋亮晶晶系列講座」在2011、2012年分別舉辦討論娛樂藥物、無套與男同志轟趴文化等議題的公開座談會,希望帶給社群既愉悅又安全的藥物減害觀點。 此外,露德協會出版的《娛樂性用藥減害手冊》(2013),同樣宣稱以減害立場出發擬編,但是更強調藥物使用與性愛、與性傳染疾病風險之間的關連;而在各項藥物簡介的內容之中,更為詳述使用後的負面效果、長期使用對於生心理的危害,以及法令規定的罰則。手冊即便羅列了各式減害策略但更強調風險影響,讀來也像是各種因誤用、濫用藥物的死傷案例彙編,相較於《性愛達人》與《跑趴指南》,它更像是一本披著減害外皮、實則為藥癮戒治立場的毒品教科書。紅絲帶基金會雖沒有如上列NGO那樣出版減害手冊,但他們的網站有幾篇MSM與派對藥物使用的外文翻譯資料,內容則偏向藥物減害立場,例如〈男男間性行為者藥物的使用-減害之意涵〉談全球各區域MSM使用派對藥物情況的統計數據,及其所帶來的危害程度與減害介入措施;又如〈高風險藥物行為正牢牢緊抓倫敦的同性戀場域〉報導倫敦MSM嗑藥而產生愛滋感染的高風險行為,像是以交換血液的方式注射甲基安非他命或喵喵,或是陽性感染者合併感染C型肝炎比例增加的情勢等。這些翻譯文章一方面傳遞人們體認性藥/派對具有風險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選譯的作品似乎同時傳達了紅絲帶的減害立場。不過,在針對愛滋防治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所舉辦的訓練課程裡--《毒品不防制,愛滋難控制」-103年俱樂部藥物濫用暨毒品防制教育訓練》--他們的立場更偏向毒品防制與藥癮防治而非減害,與當前醫療公衛部分對於男同志性藥/派對的愛滋防治邏輯更形相近。 前述針對派對藥物所研發的藥物減害手冊、愛滋防治論述和毒品防制課程,有些忽略了用藥愉悅與嗨幹爽快是用藥者的立基點,以及愛滋領域新興科技所發展出來的自我風險評估實踐。即便部分的手冊教材挪用了男同志內部流傳累積的草根經驗,但那些描述感官愉悅與身體爽快的部分、或是降低風險的性實踐幾乎都被漠視了:例如有的減害策略建議拉K時最好要有清醒的朋友在旁邊,但一群人約轟趴爽嗨,誰會保持清醒看著別人玩?又如在減害說法裡會警告煙HI性愛很容易BB強調要戴保險套,但在各式各樣的性藥/派對情境裡,不同身心狀況的參與者會評估愛滋感染風險並採取不同的BB無套實踐,像是商議式安全(negotiated safety)或感染者間的配對組合(sero-sorting),這是感染者挪用HAART醫藥科技和病毒檢測技術,用以衡量自己身體狀態所發展出來具有自我風格與倫理意涵的性實踐。再或是因為呼煙的效果會使Top比較容易也願意轉為Bottom(無論是生化作用或文化慣例),而在認知到插入行為的愛滋感染風險相對於被進入來的低的情況下,處於相異感染狀態的人有時就會採用煙HI來進行體位轉換的BB實踐,或是實驗其他非插入式性交的肉體愉悅,而不只是遵循減害策略裡一再強調避免高風險性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早已被道德化的保險套律令。 而男同志性藥/派對族群面對的不僅是來自公衛-醫療的知識論述,更有越顯高壓威權的法律規定以及相關檢警緝查的懲戒機制,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持有及施用毒品者仍處以勒戒或有期徒刑的人身懲治;《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規定必要檢查對象範圍,包含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以及三人以上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參加者;還有第21條感染者未告知的蓄意傳染罪等等。如此看來,到底減害是要減誰的害?諸如此類的減害策略礙於醫療-司法權威與強調實務工作面向,不太著重教導社群閃躲檢警查緝的辦法,也不太會挑戰醫療公衛的愛滋防治立場(其背後強調成本效益的計算和風險利害的評估)。減害論述假設性藥/派對主體具備理性自由選擇,以及追求公定健康幸福的前提衡量,就容易忽視性藥/派對複雜多樣的脈絡情境及愉悅享樂目的,也可能形成「個人造業得自己擔」的責任化效應。原本立意良善的減害操作或許就淪為醫療恫嚇、司法警惕與道德教誨,而有助於形成生命權力的全面佈署,成為「忌色、滅爽、反毒」愛滋治理權力的一環,與醫療公衛部門共構為讓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難以愉悅/逾越的「不爽政體」。 更甚者,還有醫療公衛專家把偏離正軌的性藥/派對肉體實踐抽離原本的脈絡,加以病理化操作為樣本範例,例如精神科醫師衛漢庭引用國外醫學研究指出減害措施對於男同志使用安非他命(煙HI)助性是無效的策略,認為台灣男同志性藥文化是相當危險的問題亟需高度重視:「少數男同志族群之安非他命濫用已不僅是物質濫用或精神疾患之問題,對性病防治之公共衛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而疾管署愛滋公衛醫師羅一鈞則以一篇在各男同志網路論壇廣為流傳的文章《HIV教我的事》,做為「娛樂藥物帶來各種誘惑與健康風險的實例」,分析台灣煙HI與BB實踐的情況。在對本地的性藥/派對情境脈絡仍未全然清楚掌握的情況下,他們的說法製造出「煙HI=BB=高風險感染」的論述效應,他們認為:「在追求極致的性愛與肉體愉悅下,安全性行為或保險套顯然是多餘的!」以及用藥感染者的心理因素與精神狀態:「娛樂用藥是種被動攻擊的心理防衛機轉」(怨恨報復但不主動BB)、「娛樂用藥、BBES或無套煙趴是感染者自我放棄的壓力因應方式,造成更深層的惡性循環」(憂鬱、焦慮、挫折和適應不良等負面情感)。在目前台灣仍缺乏對於煙HI與BB感染間因果關聯性的實證研究資料,以及男同志社群還無法對此情慾實踐(及其污名)公開且充分討論的情況之下,網路文章所描述感染者參加煙HI無套趴的情節,就坐實且回饋了愛滋公衛與精神科醫師對其手邊感染者個案的病理化與心理化的診斷,再度產生恐嚇與殺雞儆猴的權力效應。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55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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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一)

作者: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 中文所 博士生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近十年來,台灣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重點,開始轉向注意派對藥物與愛滋的關連,其研究顯示網路交友約炮以及性藥/派對是年輕男同志愛滋感染率上升的主因,認為這些物質因在使用時有助於各樣性行為發生,可能會引起意識模糊、降低自我控制的情況,以致於增加高風險性行為的比例,像是無套肛交,而被認為會提高愛滋傳染的機會。或是愛滋感染者使用派對藥物可能會延遲就醫服藥、影響愛滋藥物的服藥順從性,以及有較高比例會無套性交和感染性病等。於是,醫療公衛部門引介國外研究並結合台灣在地脈絡,生產關於派對藥物的減害策略,並且透過愛滋病個案管理制度的培訓課程以及民間愛滋NGO服務產業的運作施行,滲入男同志愛滋感染者與男同志社群之中,逐漸成為台灣愛滋治理之論述核心。這些結合各類「專家」所生產的減害論述與操作,形成當前疾管署的愛滋防治邏輯,共構出「忌色、滅爽、反毒」的生命政治,藉由包裹同志友善與人道關懷的治理技術之實踐(如通報列管制度或減害勒戒技術等),男同志用藥者與感染者身體成為生命權力的佈署對象。   本文所指稱的醫療公衛部門,主要是指形構愛滋治理權力,生產和操作愛滋防治論述的機構、組織和制度,包含疾管署(例如防疫政策與法律)與愛滋醫療單位(例如醫療個管),而部分民間愛滋NGO的知識生產忽略「愉悅」,也成為醫療公衛部門的愛滋防治論述的一環。它們的防治邏輯倚賴的是醫療或法律的權威論述,強調男同志濫用派對藥物容易感染愛滋,及其所可能引起的人身與社會國家傷害,而「愉悅」做為男同志性藥/派對主體經驗的層面鮮少被討論,更惶論討論派對藥物做為一種觸發主體自我轉變的物質的可能性。 在E藥瑞舞與轟趴次文化較為盛行的2000-2003年期間,男同志生產過一些日常生活的閃躲技巧和衝撞戰略,也打開過些許存活和抗詰的空間,例如個人親身體踐的地下用藥經驗、在瑞舞派對或轟趴進行過程發展出來的照顧關係、避免檢警查緝追捕的空間安排、黑話術語、臨檢實務、筆錄教學等等法律相關建議,這些在不同介面管道(特別是人際網絡與網際網路)流轉散播成為「公共的」草根知識,在後來都被愛滋治理權力一一刺穿或阻絕,而最主要的轉轍點就是2004年的「農安街轟趴事件」。   台灣的新聞媒體報導男同志性藥/派對從新聞標題到敘述內容一直以來幾乎如出一轍,尤以2004年農安街轟趴事件為最。2001年性藥轟趴在男同志社群內已經出現,從2002年開始逐漸盛行,媒體早在農安街事件前半年就報導了同志轟趴,緣由是愛滋NGO注意到轟趴成為愛滋感染的溫床而舉行記者會,這時的報導似乎就已定調同志轟趴的「性污名」(肉慾橫流)與「污名性」(愛滋穿梭)。 在2004年1月17日深夜,警方查獲位於台北市農安街的男同志搖頭性愛轟趴,帶回92名趴客驗尿驗血,媒體同步在現場拍攝取締畫面,呈現92名男子只著內褲裸身抱頭、集體蹲坐在小房間內背部被拍的影像,在當時引起非常大的社會恐慌與同志社群關注。   後來媒體報導方式與內容形成人們認知性藥轟趴的主流常規敘事, 此腳本框架也一再被挪用來生產相近的報導。 而在農安街事件發生後2日,當時的愛滋公衛機關疾管局召開記者會,發佈轟趴中有28名愛滋感染者(14名已列管、14名新發現),並表示如此高的檢出量凸顯轟趴已不只是疫病傳播,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過往的道德勸說無效,要將這28名感染者移送地檢署併案偵辦,依「蓄意傳染罪」追究刑責,其餘的人仍需持續半年追蹤。 當時的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隨即發表聲明回應疾管局,批評其行徑嚴重侵犯感染者人權,更無助於愛滋防治:首先,疾管局掌握愛滋感染者個人資料,卻逕行持予警察單位比對,自己就違反法令規定不得洩漏感染者隱私的規定,此舉將感染者視為罪犯監控,根本是白色恐怖。第二,一方面對感染者提起公訴乃將責任限縮感染者個人,但另一方面派對現場有數百個保險套,顯示派對參與者從事「安全性行為」,若起訴成真,等於衛生署多年來致力推廣的「安全性行為」政策是自打嘴巴。第三,法令雖賦予檢警驗血篩檢之權,但「公權力不能假借公共衛生、社會安全或任何名義恣意破壞,任何人在非自願、沒有心理準備下被確認感染愛滋,對個人心理的衝擊與傷害難以預料,嚴重者可能導致當事人自殺」。 即便民間NGO提出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加以後來檢方因查無具體犯罪事證而沒有起訴任何人,仍有一名趴客受不了輿論壓力和可能的判刑結果而輕生。愛滋文化研究學者黃道明更指出,在事件發生後,疾管局隨即建立轟趴追蹤管理的作業程序,除了在查獲者的驗血結果未確認前,就要在24小時內比對感染者的列管名單外,還須持續三個月追蹤輔導篩檢初步結果為陰性的參與者。此外,2007年經大幅修正後的愛滋防治條例實行之後,在官方公告的HIV病毒檢查必要者的名單裡,「轟趴」參加者取代以往的「同性戀」成為新的強制篩檢對象。 回顧農安街事件及其後續效應,我們看到檢警與公衛部門利用媒體做為訊息傳遞的管道,告誡社會大眾濫交用藥危險的觀念,農安街事件因而成為「示眾權力」的運作對象,鞏固了男同志性藥/派對就等於愛滋感染溫床的深刻認知,形塑為一則威脅著公衛防疫、社會治安和道德風俗的壞榜樣,同時促使政府機關擬定制度規章以便進行管理控制,也區分出不合格、不守分的性藥/派對偏差主體。這個事件深刻形塑了轟趴場景與男同志社交生態的文化再現,一方面來自大眾媒體持續對男同志性藥/派對的負面報導,另一方面則是醫療-公衛以科學權威論述介入藥物使用與愛滋感染的再編碼與再傳播,兩者相互影響而逐漸沉澱為人們用以理解性藥/派對的主流常識和敘事腳本:「肉慾淫亂、濫交雜交、違法亂紀、吸毒危險、愛滋風險」。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二)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767 男同志性藥/派對與愛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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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藥物現象:Legal High

作者:rainbowchild  耳朵蟲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前言 現代國家精神藥物管理政策發軔於上世紀初。此時大部分現代流行的精神藥物不是還未出現,就是尚未被用來娛樂,只有很少數藥物因用以娛樂而遭管制,譬如鴉片、嗎啡、大麻或酒精。 一直到了60-70年代,被用來娛樂的精神藥物種類日趨繁多。保守輿論認為使用藥物娛樂將危害社會治安,而藥物文化也常與各種反文化串連,促使各國政府著手訂定針對精神藥物的管制法令。例如美國的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管制物品法) 、英國的Misuse of Drugs Act(藥物濫用法)等都在此時成形。 為顧及最小侵害原則以及立法合理性,藥物管制政策必須對「藥物」有明確、符合科學實證之定義。具體做法即針對明確的化合物(特定的化學式)或是物種進行管制,譬如安非他命、古柯鹼、大麻等等。結果會產生以下三種明顯漏洞: 漏洞一:在天然物種方面,人類使用精神植物或動物的歷史相當長久。管制法令只能針對某些流行常見的物種以及相關製劑進行管制。最常見也就是鴉片、大麻以及迷幻蘑菇。若要將諸多天然精神物質全部納入管理,不僅考驗管理人員的辨識能力,對檢驗技術也是一大挑戰。此外許多物種或製劑具有民俗用途(譬如巧茶與死籐水),更加深管制困難。 漏洞二:使用者可以找當前合法的處方藥使用,直到它因為太多人用來娛樂而被查禁。處方藥濫用至今依舊是嚴重的問題,並造成比所謂的「毒品」更多死亡。安眠藥、鎮定劑與止痛藥的歷史,即是一連串發明與查禁的故事。咳嗽藥水中的鴉片酊與DXM隨手可得,至今依舊是窮苦人或老年人的廉價嗎啡。本來被用於急救心肌梗塞的亞硝基烷類常被當成情趣用品。某些人甚至使用非藥物的日常生活用品取樂,譬如強力膠、油氣或冷煤等等。 漏洞三:由於當今科技發達,科學家們已經解開神經傳導物質以及作用機制的許多謎團。傳統的精神物質之所以能夠有迷幻、興奮或麻醉之效,就是因為其分子結構與神經傳導物質有接近的形狀,或是有特定的官能基。科學家只要掌握這些形狀或官能基,就能合成化學式不同但效用相同甚至更強的化合物。這些化合物不受法律管制,只要標示「不可食用」,就有可能公開販賣。它們常會被稱為「Designer drug」[1],早年較有名的是鴉片衍生化合物,60年代出現與LSD類似的ALD-52,80年代末期則有常被用來取代甲基安非他命的methcathinone。 從本質來看,以上三者都可以被認為是「Legal High」~因為這些精神物質都可以在不違法的前提用來娛樂。事實上,「Legal High」也曾用來泛指以上三種狀況。但如今當我們提到「Legal High」,大多是指第三種狀況。 對於台灣來說,「Legal High」這個詞可能令人感到陌生。這是由於台灣的藥物管制相關議題,從2000年以來一直圍繞著搖頭丸或Ketamine兩大主軸。歐美熱議的Legal High並非沒有傳入,只是聲量相對小了很多,也未能形成議題。譬如,俗稱為「喵喵」的Mephedrone在2009-2010年曾經短暫的在歐美熱銷,後來因為鋒頭太過很快的被禁止。在2010年,台灣就曾出現一名因服用Mephedrone死亡的案例,顯示這種藥物也已經普遍的出現在台灣。[2]大約也是在2010年開始,台灣出現了名叫K2的煙草。這種煙草經常以混和了各種草藥,再加上JWH-018、JWH-073、HU-210與CP47、497等多種不同的化合物(效用類似大麻的致幻成分THC)。由於這些「改良大麻」的研發速度及快,法律難以管制,至今在市面上依舊可以找到相關產品。 從藥物管制局固定公布的藥檢報告來看,台灣查獲藥物的內容向來不乏歐美當下流行的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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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鹿男 基於一個令我好奇的問題「在大麻、迷幻菇與紅燈區都合法的荷蘭,是不是當地人對這些事情會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呢?」 2013上下半年各去了荷蘭一次,5月去阿姆斯特丹,11月去鹿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派對中我發現或許是因為大家都太亢奮了,而且如果自己有需要助興藥物自己就買得到,沒有習慣使用的人身上也就不會有那些東西,(可能是巧合)我那次就沒有分到任何好康(要是我自備的話跟人接觸的機會就少了),也幾乎沒有跟太多人有太多的交談。有趣的小發現是hostel裡住了很多法國人,他們表示他們每隔一陣子都會去阿姆斯特丹玩耍,這次已經是第十幾次了(法國人究竟是有多愛抽大麻XD)! 去鹿特丹的時候事情就有完全不同的發展,我和hostel裡的美洲人一起嘗試了coffee shop裡面賣的ecstasy,結果那東西真的是一點用也沒有,頂多只能讓我在當時寒冷陰雨毛毛雪的天氣裡走在街上手沒那麼冰冷而已,但是大麻厲害的就真的很厲害了,派對用的等級就真的是又苦又辣效果顯著!周末傍晚我與hostel的朋友們在派對門口等待排隊入場的時候隨機的與旁邊的當地人小聊了一下,那個晚上是我最後一晚在鹿特丹,早上就要搭飛機去倫敦了,於是就認識了鹿男(鹿特丹男子)。 由於我已經在西歐經歷了將近一年的夜生活,對於西方男子的示好招術不再隨隨便便就感動得莫名其妙,所以當晚鹿男對我來說其實也只是又一個對我這樣的派對少數民族(亞洲面孔在夜生活真的是相當少見)傾倒的男子罷了,若我再熟練的對他釋出剛剛好熟練的友善,那接下來我大概就要想辦法拒絕他邀請我去他住處坐坐了,結果果不其然。這種疲乏大概也是一種迷網吧,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同時是一個旅行中的人,眼前的關係無論是甚麼樣的關係都只有當下,一年下來大致已經習慣這種緣分無常的惆悵,確實已經感覺到如果這樣一直移動下去跟任何地方都沒有連結的話,久了可能會變成一個寂寞的享樂主義者,跟我眼裡的Jeff一樣。 由於我已經熟練地知道該怎樣吸引目標男子的注意,但我同時也好奇洋人男子會在甚麼情況下對吸引他注意的神祕異國女子掏心掏肺,他們掏心掏肺又會是甚麼樣子?於是我決定對鹿男下手看看,但不要在第一個晚上就跟人家回家。我只是剛好做到了而已,畢竟明早去倫敦的飛機在訂機票的時候並無法算到這個部分。我與鹿男在臉書上交談幾次後又約了跨年,離開歐洲的最後一個禮拜幾乎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當關係建立在互信的狀況下,大麻在生活中就變成跟啤酒一樣作為消遣用,是工作後的慰勞、開車到山裡停下來的時候的享受、感情增溫助「性」放鬆。 據了解雖然在荷蘭有很多違禁品都不被禁止但當地民眾對使用這些東西的態度還是會希望是在一定的規範內,比較有名的像是coffee shop裡面不會賣酒精飲料,有些club會禁止舞客在室內抽菸。可能很多荷蘭人對於國內開放的法律覺得驕傲,但仍然可以看到社會中存在很多相關配套法規,雖然合法販賣但法律本身不合理之處仍然為人所詬病,化學藥物在法律開放的荷蘭人眼裡也是有相對保守的一方存在。 基本上鹿男相處感覺並沒有與其他國家的歐洲人相差太多,或是說這種差異是因人而異的。歐洲國家領土相接,文化因為歐元流通而降低了以國家為單位的地方特色,如果硬是要比較一個地方的年輕、自由與現代感,那對鹿男而言柏林可能會比鹿特丹更好玩、更靈活、更酷一些。 回台灣後至今(2015)在沒有機緣、物價上漲、藥頭斷貨、畢業在即…等,諸多不巧的情況下,我已經整整一年沒有使用化學藥物了,漸漸可以感覺到以前那些因為使用衣服醒來後,所有感覺都歷歷在目的躁動感一點一滴在消退,這種躁動有點像是大腦已經建立起來的獎勵機制,先前可能會光是跟人討論到那些興奮劑就會格外開心,人人都在尋求共感,但我發現這樣的狀況在一年後有點沒那麼明顯了。 雖然還是對於始終沒有嘗試過的牛糞菇[7]跟LSD深感好奇,對能夠提煉DMT的藥草—-死藤水(Ayahuasca)覺得想要認識,但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在這些致幻藥物被當作藥草在原本的儀式中被使用的狀況。若衣服褲子被常用在今天的電子音樂場景之中使人狂喜,那其他的藥物在其他的儀式中隨著巫師的迎唱又會把人帶領到甚麼樣的狀況? 這三種致幻藥物的使用場景都更背離現代文明、更趨近於原始與自然,我好奇背後是甚麼樣的價值觀。我認為這些所謂的毒品在我身上的作用是向我展開另一個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是相當具象、相當現世的:最一開始大麻帶我看到純藝術以外的次文化,MDMA讓我瞬間經驗了草間彌生的經驗,台灣都市裡的夜生活與現代社會一樣都崇拜西方來的事物(DJ),野外的派對、街頭的派對與山裡的儀式都隱含著不同的價值觀。對我而言藥物所造成的trip不只是化學作用在腦內的反應,它更實際的引領我去經驗我所沒能去經驗的世界,一個曾經重度使用MDMA跟LSD的朋友呂曾經說她甚至覺得「有使用過迷幻藥的人才是比較完整的人」,某種程度上我還滿認同她的。   [7] 裸蓋菇psilocybe(墨西哥裸蓋菇與其它相關種一起被稱為「神聖的蘑菇」或「幻覺蘑菇」)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  全文完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667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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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三)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幾分鐘後醒來繼續回到派對,他們還分了我一點粉末狀的MDMA[5],由於一個人在外面其實我還是有點防衛心所以只沾了一點點,有一點點熟悉的反應但不至於太誇張,聽說德國的藥物純度都很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後來他們開始分LSD的時候我因為膽小還是拒絕了,但他的朋友們都混著用,現在想想其實有點可惜因為後來我就再也沒有遇到可以分到跟適合使用的場合了。 隔天一起到了柏林朝聖等級的techno club—- Berghain,以前是個有名的gay bar現在就沒有特別gay限定,但仍有相當多裸露身體的光頭壯漢在舞池中展現肌肉的光景,這個club的保全就抓舞客用藥抓的很兇(但後來有外媒報導Berghain的私人包廂內被查到有大量化學助興藥物),以至於漢堡哥分我的MDMA最後並沒有真的使用,但也還好沒有用,畢竟那個時候我已經很累了,在熟練斟酌自己的狀況跟藥物劑量之後我已經很知道自己適合使用的狀況了。 在坐著休息的時候跟附近的人們聊了起來,於是認識了條紋哥,他先是幫我買了水跟我聊聊,試圖讓我別真的睡著被保全給趕出去,並且說服我不要使用那些化學的東西,對身體不好。他表示他就住柏林,很常來Berghain,但對他來說他就是來享受音樂的,柏林人都愛techno!他都早上來跳跳舞動一動,跟jogging一樣(哈XD)。 條紋哥人很nice,但是因為我們都在趴踢裡面待得太久以至於手機都沒電了,手邊剛好都沒有紙筆無法留下聯絡方式,他認為我們不應該跳舞,而我的漢堡哥朋友又剛好來了於是就這樣散了。雖然覺得有點可惜但是交到這樣聊得來的朋友,除了盡可能的享受當下的相遇,分離的小小難過對旅行的人來說除了接受也無可奈何,大概這就是自私本身了。 柏林的下一站是哥本哈根,漢堡哥提供了一個重要景點—-嬉皮村Christiania,在那個區域範圍內大麻的販售跟吸食都是合法的,是文化保留區。在拿著地圖找路的路上認識了一樣在找路的台灣交換生,跟我一樣是去法國交換的小女生,在Christiania我們嘗試了一些大麻周邊商品,兩個人坐在路邊一邊呼著麻一邊大笑,覺得幸福與滿足(^///^)。 其實感覺在Christiania那邊使用大麻跟在歐洲其他地方使用沒有差太多,大多是當作與人交朋友的社交媒介跟菸酒差不多,雖然歐洲很多國家大麻並不合法但也相當普遍。在大多數人眼裡吸食大麻並不會有法律或是形象上的顧慮,使用與否就是個人好惡的問題,但我發現當這個話題在法國我的中文使用朋友之間開啟的時候,時常會以相對沒有那麼開放的態度去議論,說中文者無一例外,原因實在搞不清楚,察覺之後我就決定在中文圈低調行事了。但也因為大麻在歐洲的使用狀況太過平常,偶而有機會使用到反而變得有點沒甚麼特別好拿來講的了。 在西歐的幾個大小都市城鎮旅行的那段時間偶而真的會碰到在派對上願意提供興奮劑的人們,但有時候都覺得體力上在那個時間點已經無法再消化那麼刺激的東西就拒絕了,或是我覺得在意識還算清楚的情況下跟他們喝酒聊聊天更能夠滿足我對他者的好奇心,也不會因為我拒絕他們的好意而不歡而散,供需之間都是很尊重接受者的意願的(2014年回台灣之後有遇過台灣男生加K他命到酒精裡面給我的經驗,非常低級,不多做說明,只是相較之下很難不對國內男生起戒心,這次經驗之後也讓我對化學藥物更加謹慎,也漸漸淡出特定派對空間了)。 2013年的暑假我回台灣兩個月順便去了野台開唱,在那邊跟熟識的老朋友小棵樹少女在覺得有安全感的、舒服的電音的空間內搭配軟的[6]衣服半件。雖然我覺得很美好但是需要一直讓朋友看管照顧也不是辦法,短暫的小失控跟低潮來襲的安全感喪失,漸漸讓我不再想使用衣服,或者說等到我確定哪個情況是安全可信任的時候就可以放心地適度的使用,但之後就也幾乎沒有遇到這樣的朋友跟這樣的場合了,頂多跟朋友聚聚的時候圍著傳遞著同一支捲著大麻的菸草。那種溫馨更為穿透人心。 偶而跟以前常玩藥的朋友聊到也發現大家漸漸都不玩了,之前會這樣沒有壓力的酗酒嗑藥也是因為暫時還沒有面對生活跟未來的迫切感,雖然大家現在都積極的在為了生存而做出努力,但是當有跟人圍著分享大麻菸的時刻,儘管朋友又換了一群人,還是會因為再次感到這種溫馨覺得非常快樂,當然大麻在腦內跟體內的作用也非常的爽,但欣慰的是我們還有一點生活的空閒跟自在可以聚在一起經驗同一種愉快的恍惚。   [5] 同「衣服」,只是在國外稱之為MDMA或Ecstasy。 [6] 衣服有分硬的跟軟的,效果不一,聽說連上面壓的圖案不同效果也會不太一樣,不知道真的假的。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667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0668 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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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二)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突然就可以理解草間彌生為什麼說她只是把她看到的東西畫下來,他畫之前就已經見過他要畫的東西了,點點與網狀物。最後我還經歷了腦內的小死,忍不住就叫出來了,還好房間沒人超怕外面聽到的(>///<)。最最後終於漸漸冷靜下來,手沒那麼抖可以拔隱形眼鏡了,精疲力盡慢慢睡著。一度覺得可能完了,我的心肺狀態像是瘋狂跑了整個晚上,但平常又沒在運動,要是心肺無法負荷就真的完了,應該要覺得害怕,但在冷靜下來之前,興奮狂喜跟疲憊就蓋過害怕了。 後來我花了一點時間查找我到底是吃了什麼藥,娛樂性藥物的相關知識,在祭典禮的應用,在不同階級的社會中使用態度上的轉變…等等,還有我幻覺中見到過的圖像竟然跟美金上的一樣(在這之前我還真不知道),與共濟會的關聯,與腦內松果體結構的關聯…等等與等等。還試圖記錄下查資料過程中可能聯想到的brain storming圖,那個圖圈圈連圈圈的網狀結構複雜的程度幾乎是我的筆記裡面最複雜的了。   接近傍晚的時候大碗公先生表示要來看看我,一起吃個晚餐,從板橋開車到關渡來找我,我整個只有累,吃不太下,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聊,他表示單身以及單身的緣由,說他昨天很擔心我。接下來的兩天也沒甚麼食慾,我們保持聯絡,但一直都聊不太起來,他從事演藝相關,是製片助理,偶而拍拍廣告,之後我們又約了幾次趴踢,懂得控制劑量後陸續穿了幾件他的衣服,倒在他懷裡,搖頭跳舞,低落癱坐後他提供摸摸拍拍抱抱,天亮早餐各自回家,重複再重複最後一次約在ROXY99。 2013過年後我就去法國了。他總是試圖表示什麼,但在穿衣服後的親密總是讓我無法判斷我們的關係,衣服會在腦內生效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也只在生效的時候會有所表示。 雖然我們在日常狀態下也與趴友們約過一兩次,但無從判斷狀況,平常在訊息上的互動也還好,最後我仍然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在ROXY99那晚癱坐時他在我臉頰上的親吻。 但是究竟要多赤裸的表示才是表示?有些表示為什麼故意要躲在玩笑後面?一句實話究竟要怎樣講才像真的? 2014回台灣後某個晚上我們又在臉書上聊了起來,他平常話很少個性比較ㄍㄧㄥ,通常都是用了東西之後才比較能像一般人一樣閒聊,跟我在網路上聊到深夜也是因為他自己在家穿衣服配酒放放音樂一個人chill,還問我還記不記得我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次在ROXY他偷親我,他覺得有點抱歉因為他覺得他佔了我便宜。   JEFF 到法國後一下飛機我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下午立刻飛柏林找J,與J的關係斷斷續續直到2013年底。 最後一次見面是2013年底在巴黎,我差不多沒剩多少日子就要結束在法國的交換了,我已經很熟練大麻的吐納跟歐洲口味,又苦又嗆,效果顯著,已經會主動討著抽,跟他在陽台外冷風中一起,配蘋果酒(他特地為我準備的),跟一顆糖果(中和那個苦苦的味道用的),後來我刷牙刷了不知道到底多久哈哈哈哈哈! 我們一直都沒有真的在一起,像戀人一樣互相承諾,這原本是我很不能接受的,這很像是某種魔咒,我至今不曾跟任何人真的如戀人一般公開宣示為穩定交往中。J在很後來的前陣子(2014)跟我提到了他沒跟我說過的事,J表示他是個不容易投入感情的人,即便他活了這麼大歲數(今年46了吧,對我們各方面都很有距離),也頂多2次與人覺得相愛,這可能是使他適合當藝術家,但他想跟我說並不是他不愛我,而是他不太容易愛人,不知道我聽不聽得懂。   趴場的異國男子們 2013年我開始了一年的交換生生涯,主要活動範圍在西歐,由於在台灣接觸到techno也很享受在趴場中與人接觸的氣氛,我認為這是與他人相遇最自在的空間,一方面是好奇的電自子音樂原本發展的場景;另一方面我想要以最local的方式去觀光,所以如果在最自在的空間與當地人接觸跟談話,應該就可以用最接近當地人的角度去認識該城市,所以這一整年在西歐的旅行地圖幾乎圍繞在特定風格的派對上:朝聖等級的techno club、廢墟趴、嬉皮村加上名DJ出沒的時間表。 有趣的是,作為一個女性並且是亞洲面孔瘦小身材的女性在夜生活社交場所中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也在這一年當中漸漸自我意識並且自我認同。   漢堡哥 4月的時候來到柏林,techno聖地,工業風格的電子音樂最著名的城市,在這裡每個周末的大眾運輸系統24小時營運,週五晚上的捷運上有各個年齡層的人,大家都打扮好了手裡拿著啤酒往各自的熱鬧去的樣子。 我在Wedding區的一個廢棄游泳池的派對上認識了漢堡哥(方便起見歐洲男子的代稱我都統一用地名來幫他們取匿名,沒有惡意,覺得俏皮),他是漢堡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跟同學朋友們來柏林度過周末。他表示柏林人的派對都是36小時沒有停的,他整個假期的安排都圍繞在不同的club裡面。因為他我多去了兩個計劃以外的趴(真他媽超累),也第一次的見識到BDSM的現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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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異性戀女孩子的跨國用藥旅程(一)

作者:假鳥小姐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JEFF 開始接觸到大麻,印象中是2001年第一次獨身去巴黎的時候,因為Jeff, (加拿大人, 2010年被邀請來數位藝術節的藝術家) 那個時候對才子還很執迷不悟一廂情願愛哭又愛跟, 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從他貼給我的維基百科上我大約有個概念這是一種毒品(drug), 好像是大麻還是罌粟花的種子記不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告訴警察那他們是真的會來抓人。那個時候還沒抽菸所以也不太知道怎樣吸食, Jeff也沒試著要說服我試用,「這東西就像任何東西一樣, 你有試過那你就是有經驗過, 沒的話就是沒, 就這樣」,他淡淡地如此說。 他在碰我之前會抽, 創作的時候會抽, 朋友來找他的時候會抽, 有時候是當成跟人家借東西的禮尚往來之類的, 一定會配啤酒。 隔年還是因為Jeff,暑假的時候假借是他的工讀生的名義跑去蒙特婁他工作室一個月, 跟在巴黎的時候一樣他幾乎每天下午傍晚都會抽一點配啤酒, 要離開的最後一周我開始想要試試看, 為了想在窗邊跟他做同一件事, 即使還是不太知道怎麼吐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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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娛樂的倫理重探

作者:李佳霖  台灣關愛基金會研發部主任 特約編輯: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娛樂性藥物是具有溫度與重量的,在全面將之定罪或撻伐的「無毒家園」烏托邦中,它們更值得非給定的肉身述說。 這句話一直放在我心中,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娛樂用藥次文化的肉身銘刻。因此,每當有人問我對於「毒品」的看法,我就會想反問他所謂的「毒」為何物,以釐清我們位處在哪一個認知框架去談毒品與用藥,以及這中間是否早已存在因「忌性反毒」而讓肉身愉悅性及其愉悅倫理(ethics of pleasure)隱沒的預設。 原先我對於毒品的認識,並非藥物濫用防制本身,而是來自愛滋防治政策中的藥癮減害計畫。不過,當靜脈注射藥癮者的愛滋疫情獲得控制之後,愛滋防治的焦點又回到不安全性行為,推陳出新的娛樂性藥物與藥物性愛趴再次被嚴重問題化。性與用藥的「政治不正確性」以及「道德不可救贖性」在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超乎我們的想像。原先在減害計畫防堵的是被列為第一級毒品的海洛因。然而,現在毒品與愛滋防治的範疇已擴張納入各式各樣的物質。 台灣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從民國八十七年通過至今,歷經數次修改。透過此條例的第二條第三項的法源依據,清晰可見我國政府不斷地修正「毒品之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每次修正最主要做的,即是增列更多物質進入毒品的範疇。在修法沿革中,官方經常聲稱我國的毒品政策,已從過去將毒品使用者視為罪大惡極者施以懲罰,到現在置入了強制戒治的處置,導引「知錯能改者」接受醫療與戒癮作為替代措施(圖一)。乍看之下,接觸毒品此類人口兼具「犯人」與「病人」之雙重身份被凸顯出來,與過去將吸毒者一體貶為「罪犯」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持有、施用軟性藥物尚未除罪化,以及檢警當權者惰於思考毒品─人際關係性(drug-person relationality)的當前,官方所謂的「醫療先於司法」、「治療勝於處罰」等舉措所欲達成的改革,其實是經不起嚴格檢視的。相反的,我們看見的是,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增的第11-1條,成了國家施以罰緩與接受毒品危害講習的新興目標。更嚴重的隱憂是,台灣當今因為毒品案件而入監服刑者佔了三分之一,監獄普遍超收、獄政管理不當等問題長期被擱置,其造成的後果不僅是監獄管理者工作環境品質持續惡化,更使得獄中毒品使用者相關醫療條件與資源蒙上陰影。 我因為工作與研究興趣的關係,不得不進入因管制與懲戒毒品而築起的藥學─司法─矯正知識權力大廈。每當進入這座大廈,排山倒海的化學、條文、統計、措施、評估、監測等,都讓我感到無比矛盾和不知所措。我問過自己,這個矛盾的情感從何而來。後來我發現,原來是因為這個知識架構中對於藥物的認知,跟我所熟悉但卻不一定能夠完全融入的用藥面貌—同志族群中的娛樂用藥次文化與生命書寫—存有很大的隔閡。若真的要指出引起隔閡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我文章一開頭說的,藥物在這些毒品防制認知架構中失去了它可能保有的溫度。 在2014年的某場藥物濫用防制培訓課程中,主辦單位引入了公衛、司法、醫療等講師。不可否認,這些講師在其位置上都是該方面的專家,準備的課程講義也都豐富扎實。但,整天訓練課程下來,我看不見用藥的肉身愉悅的可能性,我也聽不見用藥者作為愉悅主體的聲音。這也是為什麼我常常要說:「我覺得每種藥物都好有自己的個性」。藥物個性之鮮明,是我從用藥者的生命經驗中得知的。反之,正統的毒危教育課程,呈現的不是依賴至成癮的直線性發展,就是透過成癮性、濫用性、社會危害性將藥物分級的僵化象限。簡言之,嗨、茫、ㄐ一ㄣ各種多元的藥物性格,全部被分類為「中樞神經性XX劑」(圖二)。   在多數情況下,毒品危害以及藥物濫用防制的知識框架中,我看到一個個被冠上成癮、失序、錯亂、墮落、生病、有罪的肉身用藥經驗被扁平化,以至於可以被穩妥地、不被挑戰地收納在社會問題檔案夾中。檔案記載的用藥愉悅主體,成了一個又一個等待被醫治、檢驗、矯正、輔導、處罰、監禁的客體。我想我們錯失了一個愉悅的倫理觀點。而正因為如此,用藥者的相同命運、相同的社會敘事,只會一再重複。 愉悅倫理的目的,不在於浪漫化或美化藥物,而是細緻思考與看見透過用藥而創造出的人際關係就如同「人性」一樣,有好有壞,有光芒也有黑暗,並且體認到這些形容詞都是相對的。毒品所涉及的市場、利益、角力與美色,當然真切地發生,我們無須否認。但即便如此,也不該因此遮蔽了一個重要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一再強調的,用藥在身體經驗、情感連繫、以及社群組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愉悅倫理也同時思考更多逾越帶出的曖昧與不確定,因為這才是貼近人性現實的狀態。例如,藥品與毒品,兩者之間的界線是曖昧的。以空間而言,提供給海洛因成癮者的替代物質美沙冬,在醫院服用時為醫療用品,但攜帶出了醫院則變成毒品。又例如,就個體經驗而言,我的一名友人曾經站在騎樓下,一邊抽菸一邊跟我說:「跟對的人一起用(藥),嗨翻天。跟不對的人用(藥),簡直比死還不如」。 我認為,這種曖昧不明(liminality)所透露的,正是人們的意圖、目的、情感、回憶、使用方式等,其實常與被使用的物質有著密不可分的意義共構,使得「用」「藥」所呈現的面貌不只是用藥。因此,藥物的意義,不該輕易被化約為成癮或毒害,也不該被任一知識霸權給定,因而扼殺了藥物被用的可能性前綴(prefix),例如「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drug-use)或「娛樂-性用藥」(sex with drug as a recreation)。前者強調的是用藥作為自主消遣的選項,插入式的性愛不見得是主軸,但也牽涉到娛樂產業的階級分化。後者強調的是性愛與藥物的搭配,娛樂用藥在性文化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如何讓人享受性愛,如何讓人緬懷一段藥物性愛的過往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