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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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鄭南榕「自焚」的兩種生命態度—兼論何謂批判?如何批判?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在2013年的校園改建後,成功、勝利兩校區間的圍牆被拆除而騰下一個廣場空地。是年11月,校方委由學生社團聯合會進行網路票選命名,11月30日,「南榕廣場」在3000名投票中以900多票獲第一名,但在多次的討論後,校方終以名稱涉及政治為由,於2014年1月15號的校務會議中以70比21票決議取消廣場命名。[1] 在15號的校務會議裡,成大歷史學系王文霞教授對鄭南榕及其自焚行為做出了不少評價,據新聞所述,王發言後「現場一片掌聲」,[2]但在會場外,透過校內異議性社團零貳社的現場錄音以及傳播相關訊息、動員抗議,其發言受到多日未平的各方批評。 王對於鄭南榕的評價集中在其自焚上,並從自焚事件上綱到對於「自殺」的總體思考:鄭南榕應不應該自焚?他自焚的意義為何?人們(尤其青少年)應不應該自殺?自殺的意義為何? 而對於王教授的相關質問中,批評者也針對鄭之自焚,提出了相對應而相反的詮釋;兩造的相反詮釋,反映了兩種自主放棄生命的生命態度。本文主在爬梳這兩種生命態度,並窺其涉及的政治人物評價、政治價值、歷史知識等問題。 最後,結論部分則透過兩造立場的呈現、兩種生命態度的糾纏,來看某種批判態度正在如何進行?而我們還能進行怎樣的批判?     一、不能自由擇死的自由、民主價值 當日發言中,成大歷史系王文霞從民主發展的貢獻、以及死亡之選擇這兩點 上,蓋棺以論鄭南榕:(1)關於民主發展的貢獻,王表示,「在台灣民主發展歷史過程裡面」,有太多人在民主制度、社會運動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上,「都比鄭南榕做的更多更多」,而她之所以會作如此發言,乃是回應「南榕廣場」理念發起人、成大政治系(並為校內社團零貳社成員)學生邱鈺萍的言論:「感念南榕學長的犧牲及努力,台灣才有今日的自由民主」。(2) 「面對生命各種災難」時,人們(尤其年輕人)應該勇於面對其中的「挑戰和磨難」,而不能、不該以「死亡」做為表達理念的方式,否則便像是「女朋友不理我了就跳樓,爸爸不給我錢我就去殺爸爸要不然我就自殺」、或者像是「伊斯蘭的自殺炸彈客,因為不合我意的時候我就去死,或者你們陪著我死」。 除了不能以死亡做為理念表達的方式外,王還進一步將「尊重生命」(其實也就是個人不能自由選擇死亡)視為「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因為她認為唯有個體活著,自我的實踐、潛力的發展才能被充分發揮,而鄭南榕的死亡違背此原則,因此其「作法對我來說是完全違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王文霞如是說。[3] 這位歷史學學者的發言,逼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個人能不能自由、自願性地選擇死亡?王的發言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的否定答案則建立在 (1)某種民主自由價值的信念。(2)對鄭南榕自焚的去脈絡解讀之上。 在其發言中,生命之存活,是其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能被確立、被證成的核心要件,其建立其證成,則建立在個人對於某種自由選擇的放棄上——對自殺的自由選擇;這裡便形成了一個弔詭:唯有人們放棄自由死亡的權力,自由的核心價值才能被發揮。 那麼建立民主、自由的目的又何在呢?其目的在築構一個空間,益助個體於此空間中能「充分地實踐自我,去施展他的潛力」,但是所謂實踐自我、施展潛力卻藏存一個預設,即是,自我放棄生命,不能是實踐自我、施展潛力的目標或者手段。 此種預設忽略了死亡做為生命的一個進程,忽略了個人能透過死亡來完遂自我、或恰恰是自殺乃為自我完遂的可能性,正如王以「尊重生命」做為否定自殺的選項所示:自主放棄生命不是尊重生命的一種應擇方式。 然而,讓我們回望鄭南榕的生命故事,如果關於他的一般性生命評述大致無誤、如果他的自焚與「堅持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等信念密切相關,[4]那麼我們豈不能說,鄭南榕對於自我理念與價值的實踐,正是透過自主放棄生命來加以完成?     二、「實踐理念」或者「任意妄為」? 對於鄭南榕「自焚」與「實踐理念」的連結強調,在王文霞發言風波前已陸續存在、甚至被轉化運用。將時間軸拉返到2013年,是年4月7號的鄭南榕逝世24週年紀念會上,曾為成大零貳社社長、時為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青盟)要員的林飛帆受邀致詞時,在致詞稿中引述鄭自焚前的場景與最後幾句話︰「24年前,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足不出戶,面對妻子葉菊蘭的詢問:『我們怎麼辦?台灣人民怎麼辦?』 他回應:『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5]此段引述,原段落應出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葉菊蘭的記念文,但在葉文中,她對鄭南榕的詢問是「那我和竹梅怎麼辦?」而非「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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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求諸野,野亦復沉淪-論張愛玲重訪邊城時的懷鄉意旨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重訪邊城〉一文於2008年初刊登時,《皇冠》雜誌給予了如下的標題:「台灣和香港,在張愛玲眼中皆屬『邊城』,透過她的眼睛,我們仿佛穿越時光,看見了一個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以及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 在台灣現在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有一種出於經驗歸納的說法是:「前五樓的推文決定底下風向」,意思是一篇文章-哪怕是最粗淺的,前面五個下評論者的意見會決定之後多數的意見。 因為皇冠出版社長期的與張愛玲作品合作,當期編輯下的這不到七十字的判語,除了決定了之後的風向之外,還更有一重權威性,決定了我們讀這篇文章該帶有的情緒與觀點。 從上段引文本文刻意粗體標示之處,可以知道本文認為可以商榷的乃在於兩個部分-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煥發著奇特生命力的台灣」與「舊時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說明非常輕盈,在所有正面形容的表述中我們被指定了〈重訪邊城〉極可能是一篇輕鬆愉快的遊記,在台灣,因眼睛主人是初來乍到,所以新陌生人眼裡看到的,是「奇特的生命力」;在香港,因眼睛主人幾次居住又長期就學,老在地人眼裡看到的則是「舊時尋常生活」的復現。一新一舊,恰好相互對比,兩種願望一次滿足。   在這樣的介紹下,幾篇順著本文發佈而發佈的文章經常看見類似此論:「描寫台灣的廟宇、里弄,香港的建築、店舖,筆下寫來活色生香,鄉愁四溢,耐人尋味,儼然一篇專業的台灣風土人情考察記」,或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彷彿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順著這些評論看來,〈重訪邊城〉的確是一篇「遊記」,而不是「論文」。 不可否認,前段引文所述的確都是〈重訪邊城〉裡曾經出現過的,張愛玲確實花了不少筆墨細細描摩那些因為公車逃票而被毆打的青年、要寄去上海的罐頭與物資(相信那幾雙綑在身上的尼龍襪很難令人忘懷),還有一段頗帶時空錯置奇幻感的買花布旅程。 不過這些「現象」到底該放在什麼脈絡下去理解呢?單純就現象描述而有的「活色生香的遊記」的評論,是否有其不見之處?或是一如大部分「張學研究」對張愛玲的文本總是有輕淺化解釋的嫌疑? 本文認為解決之道或許是重新梳理文本,並從中尋求一個較為系統性的解釋,這個解釋能將張氏意見一以貫之,避免解釋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情形。那麼,從「回到皇冠之前」開始,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重訪〈重訪邊城〉的起點。 話若要說從頭,則必須從張愛玲履足台灣跟香港開始。1961年秋天,張愛玲來到台灣,在花蓮及臺北做了以人類學家的眼光觀察,但受限於時間只能是蜻蜓點水式的踏查後,轉至香港,停留了較長的時間。接著,在1963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雜誌刊物《Reporter》雙週刊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用英文寫成,記述她這次到訪的所見所聞。 這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刊登後,因裡面提到她留宿的台灣給將軍級別之人住宿的招待所有「臭蟲」,讓不少「愛國」的台灣張迷為之氣憤,引發了不小的「臭蟲風波」,之後,便見沉寂。接著,2007年11月,遞補父母資格的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在全面清查手邊的張愛玲資產時,發現了一篇名為〈重訪邊城〉的文稿,他憑著當中一個「 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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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拜金,所為何事?─論張愛玲的金錢與性別、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作者: 林韻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說起張愛玲,許多人立刻浮起的是上海,而與這個上海連接著的是摩登大都會,與摩登大都會連接著的是小市民,與小市民連接著的是逐利趨向,與逐利趨向連接的是世故貪財,於是香港作家黃碧雲會有如下此言:「張愛玲的小說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張愛玲好勢利,人文素質,好差」[1]並不令人意外。 愛錢、算計、一身俗骨,大概是目前對張愛玲其人特質的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共識。因為她曾經這麼直白的提到錢:「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2]。在文人避談阿堵物的中國書寫傳統中,這樣的宣說頗令人側目,於是她也一併地被歸到以現世享受為生命要務的海派當中,因為他們在熊掌與魚的義利之辨中,通常捨義就利。 不過中國除了不談阿堵物的傳統外,尚有另外一支意在言外的傳統,字面上看似表意,但真正或更悠遠之意,必須在文字之外,那些沒說出來的部分才能體會。 張愛玲是否真沒吃過錢的苦?從她後期的小說中來看似乎並不然。張曾經說過她的小說都是有本的,是從身邊人的故事中提煉萃取出來的,於是,縱然我們不將《小團圓》或《雷峰塔》、《易經》中的女主人翁看成是張愛玲自己的化身,也還是能說:從這些晚期文本中,她對於「錢的苦處」,是有很深刻體會的。 《小團圓》裡奶媽韓媽早早地就讓小時候的九莉知道了什麼叫做貧窮:   「家裡沒的吃,口將搞呢?去問大伯子借半升豆子,給他說了半天,眼淚往下掉。」 「快吃,鄉下的霞(孩)子沒的吃呵!」每飯不忘。又道:「鄉下霞子可憐喏!實在吵得沒辦法,舀碗水蒸個雞蛋騙騙霞子們。」[3]   《雷峰塔》裡的琵琶也早早的就發現了錢產生的階級性與不平等,當上大人的訓斥冠冕堂皇以「想想國家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你多少」,「你的傳統,你的教育,舒適的生活,你是為理所當然的一切。你怎能不愛國?」來責備她時,她心裡早已經知道當中的漏洞:   她只作修辭,而不是現實。國家給她這些因為她有幸生在富裕的家庭。 要是何干的女兒,難道還要感激八歲大就餓肚子,一頭紡紗一頭打盹?從小到大只知道做粗活,讓太陽烤得既瘦又長得像油條?[4]   上述的晚期長篇表示在九莉與琵琶的年幼時期,縱然生活於富裕的世家大族,然而並非不知人間煙火,維持世家大族生活機制持續運行的,皆是從遼遠鄉下來的,苦的沒飯吃的窮人們,當少爺姑娘們纏著奶媽說故事的時候,「沒錢」的煎逼藉由這些故事傳遞到了少爺姑娘們的心中。 父母離婚之後,張愛玲一如傳統跟著父家過,家裡有錢,但錢不是握在她手上,她依舊得看人臉色,加上父親因為她總是與母親親近的關係,更是特意刁難:「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5] 鋼琴是母親安排的,很小時候就開始學起,張愛玲曾經希望當個鋼琴家,母親走了之後,這項事業無人支持,父親和繼母抽著鴉片煙,繼母在一旁叨唸著為什麼要花這麼高的薪水請白人教師,改聘華人教師的話,薪水立刻降低不少;父親一句話不說,良久之後才從掛子裡掏摸出錢包。 這種因錢而受辱的經驗在她的年少生活中經常出現,我們可以說,或許她佻達地說「沒有吃過錢的苦」,指的是她不像那些鄉下人一樣以至於要餓飯,但沒錢的確讓她的自尊受了不少苦處,所以日後鬻文維生後,她的第一個感想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6]她從沒錢的經驗中體會了錢的好處。而錢,在她生活的那個現代上海中,的確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錢對她來說,第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什麼呢?首先是錢能夠帶來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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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戀還是ㄈㄈ尺-戀愛的全球與在地化

作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特約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此為去年七夕時,將摘錄包曼的《液態之愛》一書部分內容,分享於計畫粉絲專頁上,為〈愛情與人生〉專題廣告後,擴寫之文章。筆者在此領域斷非專業,但願托包曼一文,進一步詮釋譏諷跨國戀背後可能的原因,以激發不同面向的思考。筆拙之處,還請海涵。   一、前言   前一陣子台灣新聞上出現了警察逮捕非法拘留兩個奈及利亞兄弟黨的訊息,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新聞裡面的重點是兩位奈及利亞人士宣揚在台灣已經睡過超過兩百個女性的戰績。[1] 在台灣重要的網路bbs論壇ptt上,有一名為Cross Cultural Romance(CCR)專門提供網友討論異國戀戀情的平台經常被反對跨國戀的網友戲稱為ㄈㄈ尺(CCR的中文字形)。反對CCR的網友認為台灣女性過於崇洋媚外,並且常以性需求當作是台灣女性追求外國異性戀的原因(而這樣的反對聲浪則集中在討論性經驗的sex板) ;再者當上述的新聞一再重複發生時(例如台灣女性和外國男性在夜店尋找一夜情),反對CCR的網友更常怨嘆最優質的黃種男也比不上最劣等的黑人(劣等指的是在原國籍的社經地位)等,這一類以膚色差異表露出種族歧視話語的反對意見。這種反對異國戀的意見時常過於側重在性需求與崇洋上,而否定了所有的跨國戀情。而這種反CCR的批評聲浪,則被斥為「仇女」心態。 然而近日於網路出現了一則臺灣宅男於俄羅斯求學時交往漂亮金髮俄國女性的新聞時,[2]這樣男配女的跨國戀卻被反跨國戀的網友譽為強大、勵志等正面的描述。這樣的現象被反CCR內部的部分意見斥之為雙重標準。 在這兩則新聞中要注意到的是可以流動者不管是亞洲男、俄羅斯女或是其他地區的男士,皆以佔據流動性的優勢(相較於自己國家內部其他人民的唯一優勢),到他國與在地與較不具有流動性的異性(或許甚至是同性)發展親密關係。 換言之,跨國戀現象當中所呈現出來是在戀愛、情慾全球化之下,和其他全球化一般,透露出具移動性與無移動性對於勝敗的重要性。因此,若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異國戀可以發現到將異國戀者皆冠以ㄈㄈ尺,或將反異國戀的人們皆視為是有著「仇女」心態的人,是一樣的淺薄的批評。 進言之,全球化下的愛情失敗者之所以產生憤恨,這或許並非關於戀愛或是肉體上無法佔有而導致的相對剝奪感,而有流動能力的出逃者想來也是為了生活而移動大於為找戀情或是發洩情慾而出走。所以問題並不在本地女性是否崇洋、反異國戀的男性是否仇女,或是找異國戀單純是為了性需求等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下,可以流動的旅客、「邊緣」的旅客結合無法出逃的在地流浪者,為彼此找到了情慾或是生活上的新希望。而那些無法移動,只能留下來的人則成為了只能反對、否定一切跨國戀的失敗者,而他們的憤恨來自於自己已淪為的全球化下的無流動性階級,他們對於跨國戀的語言暴力實際上只是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拒絕拒絕者(rejection of the rejectors)的行為之一(Bauman, 1998)。     二、城市的吸引力 在包曼所著的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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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實習見聞-夢想的剝削

作者:April、歐陽巽  跨閱誌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編按:April是知名外語學院一名優秀的畢業生,精通英法德三種語言。申請上Erasmus  Mundus的獎學金後,便負笈維也納攻讀碩士。因對在聯合國內工作抱有夢想,因此在維也納的相關機構實習了一陣子。 首先,因為一些國際機構,不受當地政府管轄,因此即便當地政府明定要給實習人員一定的時薪,但是國際組織不給實習人員薪金是常態。為此,April必須精算開銷,並且為了找實習期間的生活費,先於聖誕節到了國際有名的剝削與控制員工的公司-亞馬遜(Amazon)-的倉庫當臨時工。 由於聖誕節的關係,亞馬遜的在這一段時間是相當缺人工的,這時他們便會對外招募大量的臨時工。這些倉儲員工必須在偌大的倉庫內靠自己的雙腿來回奔波,而控制他們如實奔波的方法就是,透過搬取貨物時以刷條碼統計控管員工的平均工作量,然而究竟員工是否已經達成當日目標,卻永遠是個謎。 另外,出於上下班的打卡時間控管相當嚴格,因此勞工的休息時間遭到變相的剝削:上班時,由於要排隊等安檢(為防範員工拍照,禁止攜帶手機與任何電子產品入倉)跟換亞馬遜的背心,因此可能會因為排隊而遲到,遭到扣薪;午休時,由於倉庫太大,到了整點休息時才把貨物放下,打卡往外走去吃午飯,來回可能就要耗掉30分鐘的午休時間。這還不包括因為倉儲太大,所以迷路的問題。 再者,因亞馬遜的倉庫地點離市區很遠,因此許多的員工必須非常早起搶搭第一班電車(有時還擠不上車)、轉車。為此,他們也必須非常早便就寢,說他們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點也不違過。 但是上班當中,也有可能會有加速的時候,亦即亞馬遜的快速到貨服務,便要靠著壓榨員工奔跑速度的能力,以及壓縮物流人員的傳遞時件來完成(但這或許也是普遍的現象,比如說其他網購的24小時到貨服務,或者是颱風天的食物外送服務等)。而亞馬遜報償辛勤員工的方式就是用每月抽獎的方式給他們折扣券-也就是試圖透過讓他們在亞馬遜上消費,再從他們的勞動所得中壓榨出一些利潤。 然而,即使亞馬遜的勞動條件嚴苛,但是為了一圓在國際組織實習的夢想,April依然咬牙撐過來了。   只是在下文的訪談當中,我們反而發現聯合國,或者國際組織本身對實習或者約聘的待遇並不一定會比亞馬遜的臨時員工好。在與April訪談的過程中,編輯發現支撐起聯合國底下無薪實習制度的,是對於聯合國虛無飄渺的夢想。 廣義的來說,因為這些夢想只能在聯合國裡實踐。從正面的服務特定的對象、議題,或者到現實一點的是,洗個資歷,以便可以拿到曾在聯合國底下實習的身分;為不知道與實習有沒有關的將來鋪路、認識權貴以獲得沒有保障的好處,如透過私下的運作幫忙謀到正職;享受聯合國特權以及與高薪金綁在一起的各種誘惑,如同前述的口頭私下運作、聯合國正職人員的特別待遇;以及以聯合國給予的權力與財力,利誘苦於現實的追夢人。 然而,實習人員的工作有時不僅跟正職人員一樣重,而且很大程度上地也承包了繁瑣的行政文書工作,而唯一能合理化、說服自己繼續下去的也正是出於聯合國本身,亦即在裡頭實習,變成了一個近距離觀看,甚至是膜拜的過程,而這種看起來好像吃得到的甜頭,便成了實習人員的唯一支薪與支持自己做下去的動力。 當然,整個社會體制與學校也參與其中,在背後支撐著實習人員繼續這樣可能前途無亮/量的工作,因為學校會要求畢業前一定要有實習的經驗,而在低薪與勞務外包盛行的現在,整個社會幾乎都以實習或是其他類似的名義,招攬相對便宜的人工,為公司簡省成本,而這樣的剝削卻可悲地成為勞工彼此比較誰過得比較慘(實習經歷)的求職資本。 然而,身為台灣人,不僅要遭受一般勞工的各種不平等待遇,也要遭受因為政治身分而來的不平等待遇-即便個人的能力再好也沒有用。 以下是編輯與April的訪談。         編:為什麼要先去亞馬遜工作,才能再去聯合國實習? April:因為以聯合國的實習是不支薪。當初我是學生身份,經濟沒有那麼豐裕,所以就先去亞馬遜當兩個月的臨時工。   編:那在亞馬遜的工作結束之後,您到聯合國的哪個單位實習了呢? April:我去了IACA,是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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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sky及其評論

譯者:蕭嘉倫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原文譯自:Chomsky and His Critics 原文刊載日期:2015/11/23 原文編按: Noam Chomsky,用一句老掉牙的話來說就是世界上現存最偉大的知識份子之一。說他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同樣也是毫不虛假的:在面對大規模暴行時,遭到各方指控其各種缺點-從否認大屠殺到非道德的清靜無為的態度。最近,與其政治色彩不同的批評指出Chomsky對敘利亞內戰的聲明有多麼愚蠢。 在接下來的訪問中,自由作家Emanuel Stoakes向Chomsky提起一部分的這些批評。 Chomsky一方面重申他對全面性軍事干預的反對,一方面表示:他並不反對在人道救援走廊成立一個禁飛區的想法,儘管普廷(Vladimir Putin)最近的所有介入,扼殺了這個選項的可能。Chomsky也闡述了他對1995年的雪布尼查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與北約1999年對科索沃的軍事干涉一事的看法。 為了回應這些批評,Chomsky就其他更為廣泛的議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例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對付伊斯蘭國(ISIS)、南美洲的民眾鬥爭代表的重要性,以及社會主義的未來。 一如往常,Chomsky的看法顯露出他對人類建立更好社會的能力的潛在信念。     問:你對這個月發生的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看法為何?你怎麼看待目前西方轟炸伊斯蘭國的作戰策略? 答:目前的策略顯然是行不通的。 伊斯蘭國針對巴黎攻擊以及俄國客機事件所發出的聲明都十分的明確—「你轟炸我們,我們就讓你受苦」。他們(ISIS)是怪物,而這些攻擊是嚴重的犯罪,自欺欺人是沒有幫助的。 最好的結果是伊斯蘭國被當地勢力給消滅,而這需要土耳其的同意才有可能發生。但是,如果由土耳其、卡達跟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聖戰份子戰勝的話,結果可能會同樣糟糕。最為理想的結果就是像維也納那種由協商得出的解決方案,再加上前述的情況。但這實在不大可能發生。 不論你喜不喜歡,伊斯蘭國似乎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遜尼派地區相當地穩固。他們在建立國家的過程儘管殘暴卻也十分成功,而且也吸引了許多遜尼派社區的支持。這些遜尼派儘管鄙視伊斯蘭國,仍將他們視作對抗更糟的替代方案的唯一辦法。他們反抗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區域勢力便是伊朗。然而這些受到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據稱與伊斯蘭國一樣殘暴,而且也很可能會支持伊斯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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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Davies:快樂工業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William Davies on the Happiness Industry 編按: 〈社會科學咬一口〉(Social Science Bites)是由經營〈哲學咬一口〉(Philosophy Bites pocasts)極為成功的Nigel Warburton與David Edmonds所另外推廣的播客。 Nigel Warburton是一位英國哲學家,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哲普作家。 David Edmonds求學於牛津大學,擁有英國公開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並於芝加哥大學與密西根大學有研究員職位。並著有哲學相關的書籍。 Will Davies是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的一位資深講師,他在2014年加入了該院的政治系以推展一個新的政治、哲學與經濟學學位。在那之前,他為政策智庫工作,也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介科際(Interdisciplinary )方法論中心,與牛津的科學創新與社會,以及其中心的「互有與雇員共有商業」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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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中談論同婚-消費邏輯與同志運動

作者: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前言--從2013年「紅樓跨年派對」談起   2013年12月31日,在西門的紅樓廣場上架起一個大舞台,男女舞者在舞台上跟著美國女歌手Katy Perry 的《Roar》跳動,這首韻律性強烈的舞曲於是年8月隨著專輯釋出、被台灣接收後,迅速地播放於許多台北男同志常出沒的公共消費空間,譬如世界健身房(World Gym)、紅樓廣場以及各種For Gay Party等等,歌曲裡「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你的反對,卻讓我越挫越勇)等歌詞被許多同志者認為具有召喚「爭取同志平權」的情感力量。 舞台兩側各有一個大投影螢幕,與《Roar》、舞者交織的是許多公眾人物對「同志婚姻連署」表達支持的聲音跟畫面,譬如主持人一面高喊「我們是因為同志而驕傲對不對?」,同時而稍後,舞台兩側便傳出歌手張懸的聲音:「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段影音是〈伴侶盟〉於2012年12月時邀請張懸錄製的,「……多元成家對台灣社會最大的意義在於人權認知的提升……」張懸透過螢幕向廣場上的群眾隔時空說著。[1] 舞台之外,也有其他爭取同志婚姻的行動在廣場進行著,伴侶盟的晚會〈採訪通知〉便寫著:活動[2]將邀請「在12月剛完婚的同志伴侶們現身,呼籲政府與社會正視同志基本的結婚權」,同時,「在邁入2014年的第一刻,現場將釋放3,000顆象徵愛與希望的氣球」,釋放場地位於紅樓八角主建築右側,這些氣球被主辦單位賦予「承載著同志們成家的盼望」的象徵,而氣球之飛昇,將「揭示2014婚姻平權元年的到來!」[3]如此,紅樓自2007年起便年年舉辦、充滿消費氛圍[4]的「跨」年派對,便被賦予同志平權「跨」向新階段之意含--在伴侶盟詮釋下,既是對過往運動挫折的渡過跟告別,[5]也是對於同婚草案將過關的一種期許、與運動步伐的邁向,晚會活動聯絡人王之吟(伴侶盟成員)在受訪時便表示:伴侶盟的同婚草案已在立院付委,「2013年我們雖然還沒有達成(法案通過),但是我們希望2014年成為台灣婚姻平權的元年,就從明年開始」[6]。 正如消費氛圍、同運的跨越意含透過「跨」字而疊合,2013年的這場跨年晚會也存在同志運動與消費的種種交織--1. 首先,同志平權聲音是透過種種消費力量與管道而被傳遞的:這不僅指稱唯透過涉谷步道等同志消費空間的經營者出資搭建的舞台,當天的種種同志平權論述之所以能獲發聲;並且「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以及「連署是行使公民權利的第一步……」等被認為具有同志平權力量、支持同婚之言說,都是透過流行音樂商品、商品的主要代言/聲者「歌手」而被道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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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譯者:歐陽巽  跨閱誌 特約編輯 編輯: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譯自: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an Interview with Jason W. Moore   編按: 1. 原訪談日期為2015年9月28日。內文述及之時間,譯文不做更動。 2. Jason W. Moore為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生態與資本的積累》(Capitalis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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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大麻、PrEP跟幾種恐懼

作者:阿法男孩。七年級末段,男同志。 在台灣無路可出非常迷失,就去了澳洲打工度假浪蕩一年。來澳洲已經四個月,才剛結束語言學校,但人生依然無路可出 王咻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特約編輯:王咻咻     來澳洲之前就聽說澳洲遍地大麻每個人都抽爽爽,但住在布里斯本(Brisbane)郊區的我,在一開始的兩個月什麼都沒有。沒男人沒炮打也沒大麻抽,覺得全世界都欺騙我,澳洲哪裡是流洨與麻之地。   直到去了大麻村寧賓(NIMBIN),人生之後才開始。   帶我去大麻村的是一個台灣異男,他說他要帶他兩個女生朋友去玩,就邀我一起去。說是去拜倫灣(Byron Bay)順便去大麻村。布里斯本跟寧賓都在東澳,屬於昆士蘭州(Queensland),但開車也要開個兩小時,大部份人去大麻村都會順便去另一個著名景點拜倫灣。是的,雖然澳洲大麻依然不合法,但大麻這個以大麻著名的「景點」卻依然可以存在,可見澳洲抽大麻不是太大的問題。   作為一名男同志,我大部份的娛樂性藥物經驗都是跟圈內人,這是第一次跟異性戀討論藥物。他說之前在寧賓附近的肉廠上班,「以前上班那半年,基本上都是早班工作,回家煮飯吃飯,之後就在HIGH,HIGH一兩個小時之後就去睡覺。」 每天都這樣?「大部份啦,澳洲這麼無聊。」 那你有上癮嗎?「怎麼可能會上癮,我帶你來們之前都快一年沒抽了。」 那等下就靠你幫我們買了。 「那要怎麼知道誰有在賣啊?」同車一個女生問。 「那邊很多人在賣啦,都會直接過來問你。不然就直接在他們面前咳兩聲,他們就知道了。」 咳兩聲?「抽大麻都很嗆會咳啊,咳兩聲是暗號啦。」 他還說「之前在High的時候逛超市,看到同事跟他爸媽。看到眼神知道他也在High,就會在他面前咳兩聲,他就會衝過來打我說他爸媽不知道。」 但怎麼可能不知道呢?「肉廠離大麻村超近,每個人都在抽啊。澳洲這麼無聊。以前回布里斯本市區,都會幫朋友帶個好幾百塊的大麻。你們這些做農場的,」他對那兩個女生說,「不也是沒事就在抽。而且你們待的青年旅館根本就是打炮房啊,抽完大麻沒事就在打炮,103號房的去207房的打個炮再回去睡啊。」說的好像他看過一樣,但女生也認同似的笑得很開心。 「我跟你說啦,抽大麻的時候來一炮才爽啦。」 我都想跟他說男同志用藥誰不打炮的。 那你有用過別的嗎?「我都知道那些啦,安啊搖頭丸啊,但都對身體不好,我只用大麻。」   到了之後,路上都沒人跟我搭訕,怎麼咳都沒用。可能我們都亞洲人吧。不過路上隨便都問有人在抽麻的味道。 最後我們在公園直接問一個很茫的白人男生有沒有在賣。「100澳11克,要不要?」蠻直接的。當然要,還要買傳說中的大麻餅乾。 「大麻餅乾是她們在賣,跟我來。」他帶我們去跟一個婆婆買,她從她那個放毛線還有編到一半圍巾的袋子裡拿出幾份鋁鉑紙包裝的餅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