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在放與不放之間糾纏──以旗津放生為例 [Part 2]

 

責任編輯:李佩儒(中山大學社研所碩士生、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教學助理)

 

在訪談旗津當地居民、意見領袖或宗教組織後,我們發現當地居民對宗教來旗津放生的行為多少有所質疑,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大多維持在非公開的私人意見層次,並未凝聚為公共議題或動員公民的組織。那麼,為何居民雖對放生行為有所質疑,但幾乎都不會採取行動?我們覺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四點。

首先,放生活動都是政府核准進行的。政府與宗教團體在魚苗放流上合作得以互利,正當化並合法化放生的行為,居民對宗教團體的質疑因此減少。當地居民原本就不特發反對之聲,加上政府合法認可,也使得反放生的聲音在此地減少且不受到重視,也沒有足以對應支持者質疑的論述生產出來。

 

其次,對於居民而言,放生是非立即性且無關涉自身利益的議題。放生是行之有年的傳統民間習俗,儀式進行也不會直接干擾到居民生活。居民對放生活動並不關心,甚至不少民眾會在放生結束到海邊捕撈加菜。換言之,因為放生不會直接侵害里民福利或影響當地生活,因此抗議放生的多半是外來的環保團體。對地方而言,宗教團體將魚苗填入漁業資源枯竭的沿岸,不但是善事,甚至能協助漁業資源復甦。

 

第三,對當地居民來說,放生這是神明的事情,一般民眾不好插手。更何況行政中心新址原為亂葬崗,剷平墓園建設新大樓不免人心惶惶,外來的宗教團體在旗津進行法會或進行放生的地點都在該位址附近,對當地居民而言,放生或法事都有著撫慰心靈、祭奠亡靈的效果,所以沒有人會反對。

 

第四,當地居民本身生態意識的薄弱,對於放生可能衍生的生態基因庫失衡、原生生物多樣性破壞和動物權利受損等生態議題較陌生。甚至,比起生態環境保護的迫切性,民眾更關注立即的經濟利益或當下的民生問題,就算環保團體來旗津當地抗議,也難以激起當地人對放生議題的重視。

 

結論

 

本研究簡單整理放生議題爭議,在於宗教團體堅持自己論點,無視環保團體的抗議,透過政府法令的合法化,將所有的放生行為視為正常無誤;環保人士了解到生物的復育情形不佳,持續與宗教團體對抗。這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迴圈指令,似乎找不到最佳的時機點讓問題停止。正因為問題依然存在,備受傷害的動物們不會減少。對宗教人士而言,放生也許只在乎當下生命的體悟、人道思維的昇華。對於環保人士來說,卻希望能夠在價值提升的過程中,保護每一個無辜的生命。兩者的論點都是美意,卻必須想辦法讓彼此達到「有效溝通」的狀態。

 

從魯曼系統理論的觀點分析放生議題,會發現當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之間有所爭執,雙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放生議題,無法跳脫出自身所設下的框架或界線。乍看似乎兩者都不能從對方的想法來調整自身信念,持續針鋒相對,事情非但沒有解決,甚至還造成彼此之間的誤會更加嚴重,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也觀察到兩個系統彼此雖然無法點對點的接受彼此的意見,進而完全採納對方的批評或建議,卻能在各自的系統內部,一再地回應外來的干擾,這也形成了一股改革的趨勢與力量。儘管過程耗時曠日,卻也確實能觀察到宗教系統的放生活動不得不將生態議題納入考慮。

 

而在旗津的田野調查訪談中,我們也發現公民參與的可能與困境。旗津地區許多議題,關注者都是外地的公民團體,在地居民對於議題採取相對冷漠的態度,本文的放生即為一例。公民參與的驅動力有兩種,一是維護自身利益,二是抵抗價值觀衝突。這兩種驅動力是有高低層次之分的。當相應價值觀未普遍被接受並認可時,就只有維護利益的驅動去支撐公民參與。要能催生行動的利益,其切身性與嚴重性也相對高。當相應價值觀已深入人心時,則對利益衝突的強度要求則會減少。即便沒有對自身利益造成巨大損害或直接損害,也會因社會共同價值觀的紐帶而帶動廣泛的公民參與。

 

以旗津放生議題為例,當地居民的環保意識不足,因此我們傾向關注放生是否關乎到居民切身利益的面向。儘管從長遠來講,放生可能造成的鄰近海域的污染、影響漁民的生計和破壞居民生活環境等問題。但是非立即性的利益損害難以喚起重視,因為放生行為與居民原有的價值觀並不相違背,反而大家心底對放生能夠積功德有一層模糊的認識。只待捕捉放生動物、引發「放生等於放死」等事件為人所重視,並與人們的是非判斷造成衝突,才能引起關注並進而行動。然而,若地方居民總是仰賴外來者建構公共議題重要性,就容易使公共議題的討論流於一股熱潮,參與者對於議題沒有足夠、深入的了解。時間一過,不但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造成這段時間大家只注意單一議題,忽略了其他社會議題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我們在面對放生這類生態議題時難以避免的行動困境,也是我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中所要克服的挑戰。

 

附註:

 

本文作者為選修《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治理》一課同學,按照姓氏筆畫排列如下:余思琪、林仙妮、侯俊瑋、楊昭儀、陳盈仁、黃丞焌、游雅文、張娜。授課教師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阮曉眉,教學助理為中山社研所碩士生李佩儒。

 

參考資料

 

Geogr Kneer/Arimin Nassehi,1998,《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Luhmann, Niklas,2001,《生態溝通:現代社會能應付生態危害嗎?》,湯志傑、魯貴顯譯。台北:桂冠。

東森新聞雲地方中心,2014.1.27,<海濤法師旗津放生5萬黑鯛 隔天一堆人跑去「釣爽爽」。連結: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127/320201.htm#ixzz35WhGTvuJ

林本炫/李宗麟,2007,<「正確放生」論述的形成-台灣戰後動物放生文化的歷史考察>,收錄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7期,頁217-265。

陳家倫,2008,<台灣佛教信眾的放生態度與行為: 宗教信念與生態認知的影響>,收錄於:《思與言》,第46卷第3期,頁133-170。

陳家倫,2010,<台灣佛教的放生與不放生:宗教信念、動物風險與生態風險的考量>,收錄於:《台灣社會學》,第20期,頁102-143。

台灣動物研究會,2004,<放下殘酷的慈悲 拒絕商業化放生:台灣宗教團體放生現象調查報告>。台北: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本文為中山大學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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