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在放與不放之間糾纏──以旗津放生為例 [Part 1]

 

責任編輯:李佩儒(中山大學社研所碩士生、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教學助理)

 

[前言]

2014年一月,海濤法師在旗津進行法會,隨後進行放生活動。學生團體至現場舉牌抗議,指出放生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生態失衡及動物權利的受損。這一抗議活動引起媒體關注,報導指出放生過後大量魚類死亡,民眾「釣爽爽」,不僅破壞生態,被放生動物的「下場」也跟宗教團體的初衷背道而馳。


 

放生是佛教信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釋放已捉獲的動物,為信佛者的一種善舉。」在佛教本意上,放生是基於護生所做的行為,認為萬物皆平等,會感受痛苦與喜樂。許多佛教徒基於護生與不忍之心會有隨緣放生的舉止,例如買下市場裡待宰或待售的牲畜予以放生。隨緣放生的行動一直零星地存在於臺灣社會,隨著國人收入提高,放生規模日益擴大,部分宗教團體開始舉辦大規模放生儀式。1990年前後,開始有人提出大規模放生衍生的問題,包括:破壞生態平衡、動物權利受損、商業化等現象,這些都使單純的宗教活動變得更複雜。 環保意識抬頭雖促使放生的問題受到注目,大部分宗教團體也停止放生。但根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4年的研究,內政部登記有案的2000間寺廟中,約有1/4仍舉辦放生活動。據統計,每年放生活動花費高達兩億元,至少750次。

 

為了理解放生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與論述角力,「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治理」這門課的同學在阮曉眉老師的帶領下,以經常舉行放生的旗津做為田野地,訪談在地居民及政治、宗教和公民組織對於放生活動的看法,並結合旗津當地的史地資料和放生相關研究,分析旗津成為放生熱門地點的原因,而各個參與者在其中又如何角力。

 

行動者關係圖

行動者關係圖

 

在放生議題的結構中,有以下這些行動者:政府、商家、民眾、宗教團體、環保團體,不同行動者各有其自成邏輯的一套論述,與其他團體相互抗衡。

 

(1) 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對立

在放生議題中,不同利益團體與行動者,以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對立最為人熟知。目前環保團體對於放生行為相當反感,認為此舉嚴重影響原生生物多樣性,許多物種因為放生而加速滅絕,因此反對放生;而部分宗教團體則認為放生行為是出於善意的護生,不願看見生命受苦。

 

(2) 民眾分為放生者與非放生者

民眾又分為支持、反對放生兩派。部分反對放生的民眾會加入環保團體,企圖維護生態環境或支持正確的放生。支持放生者則認為此舉有解救生命、積功德、消業障之效用。民眾會分別援引環保或宗教團體之論述為己用,因此兩方仍在持續對立、相互干擾、各自演化。

 

(3) 宗教團體與商家的關係

時至今日,放生行為已成為一年舉辦750次、產值保守估計超過兩億的「產業」活動。放生日漸形成特殊的市場與需求,並成為大眾關注的社會議題。反對者稱「放生淪為商業活動,已非宗教隨緣放生的本意」。細究宗教團體的放生行為,從商家購買放生物,再將之帶到指定放生地點,此舉會產生以下問題:活捉與運送放生物的過程對生物造成傷害、收納放生物的條件惡劣與放生前冗長的法事儀式皆不利生物生存、商業鍊中的商家與捕捉者因供給放生物而層層獲利,捕捉動物與放生活動形成循環。

 

(4) 宗教團體與政府的關係

漁業署目前推動魚苗放流政策,來確保漁業資源永續及提升漁獲率。宗教團體搭順風車進行魚苗放生,成為「合法」放生活動。環保團體對此種合作模式採質疑的態度,環保團體認為放生團體和政府合作利用魚苗放流來達成他們放生的儀式,與放生的本意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完全抵觸。放生本意在於給動物一條生路,但魚苗放流旨在增加漁獲量,來滿足人類的飲食需求。環保團體指出魚苗放生徒具放生形式,已背離宗教護生本意。

 

旗津放生田野調查

本研究對旗津地區的放生行為進行田野調查。在海洋生態保育方面訪談了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社會組織方面,訪談僧伽醫護基金會。而在公民方面,訪談旗津當地長老教會、旗津南汕里里長及當地計程車司機,獲得初步的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

旗津中洲土地使用圖 (1)

 

 

 

 

旗津中洲土地使用圖 (2)

 

 

 

 

 

 

 

 

 

 

在旗津進行放生者大多為外來者,放生相關人員幾乎都是外地的宗教團體單位。放生地點多集中在北汕里與南汕里的海岸,幾乎每月都有放生相關活動的舉行。

 

 

 

然而,旗津的放生活動何以如此頻繁?透過田野與歷史地圖脈絡的查證,我們發現現今主要的放生地點鄰近早期亂葬崗,儘管預期到放生會引來外地信徒會對於在地人生活產生干擾,但在地人基於民俗信仰的因素,默許、甚至某種程度上歡迎放生等相關宗教活動在當地進行。

 

放生地點主要區位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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