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公民科學與跨科際 (20140628–Part 3)

主講人: 王驥懋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與談人: 吳泉源副教授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文字共同編輯: 賴翊瑄、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Q & A Session)

陳竹亭:

在你的討論中,並不特別區分「知識」(knowledge) 與「資訊」(information);對「不確定性」的討論,是否需要先區分這是「知識」或「資訊」造成的?

 

王驥懋:

這次讀的論述直接用「知識」描述常民百姓所擁有的、在地的價值體系;Wynne認為科學家所強調的「知識」是單一的資訊、或科學知識方法。

 

吳泉源:

 

我用不同的角度將驥懋的討論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當年邀請Wynne來台灣前台灣最主流的思維叫做「科普」,很多人誤以為Wynne是PU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的提倡者;但Wynne提到他的研究是批評PUS的。因為PUS是在啟蒙運動後形成的以科學為中心主義,而PUS暗示著大眾是無知且需要教育的,且科學會帶來經濟繁榮、理性的社會與好的生活品質。Wynne的研究深具革命性:他指出,政府推派的科學家以「實驗室科學」的標準 (就是在實驗室裡作研究要有分析變項與標準化程序) 理解在地知識系統。Wynne在田野經驗中發現其實農民的知識是很有彈性的,例如處理輻射落塵時,因為他們知道羊怎麼跑、水怎麼流、山坡坡度不同,因此有各自根據土地狀況應對輻射問題的模式。可是這跟「正統的」科學知識是不相容的;更糟糕的是,許多科學家的實驗方式根本不可行,因為他們不了解當地土地的特性,因此農民們認為,科學家只是要控制他們的生活、而非解決問題。

 

接著來看台灣的問題:有關核四的抗爭基本上是科學與社會間的信任關係,而在Wynne重新定義PUS後 (特別是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書)點出、我們一直認為百姓是無知的,但「無知」是很複雜的、是一種民眾積極建構與科學之間的策略;民眾所說的「不知道」,背後隱含許多社會意涵。例如有些民眾認為科學知識與其無關,或藉由不回答來獲取某些知識;也有些民眾的「無知」隱含某種心理防衛策略(避免為錯誤負責任);或有些民眾認為自己的知識不具有科學知識的嚴謹度、不適合稱作「知識」。

 

這界定民眾在科學知識領域中、局外者的角色: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用科學知識生活、彼此是各司其職的。Wynne的系列研究不斷提醒、不能認為民眾是無知的,且大眾是極複雜的publics (複數 ! )。

 

因此首先要推翻「科普」的絕對性,再發展更多大眾參與的可能性。最新的發展是「審議式民主」一系列的檢討、實施與被挑戰批判。我認為我們必須適度地用西方研究知識來檢視台灣的狀況。

另外我想談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Roger A. Pielke JR, 2007)這本書,因為其中討論科學家或專家廣義的科學家如何參與公共政策。這過程中有四個角色:一個是 pure scientist(純粹作研究且不參與政治、並以書本知識提供資訊);另一個叫 science arbiter(科學仲裁者;負責回答可以測試且具體的問題);第三個是issue advocator(觀點辯護者;即擁有不同立場的科學家們)第四種是 honest broker(誠實代理人)。此書的核心論證是,因為科學不確定性很高,所以前兩者幾乎無法在科學政策上扮演關鍵角色;而 issue advocator在科學發展上很重要,但在科技正義與風險社會的時代,其窄化了選擇反而不好。所以當代社會最需要的是honest broker-他們能拓展選擇與可能性。

但我認為討論核能等公共政策,經濟部長或總統等決策者不該當 issue advocator,應讓科學社群扮演這個角色,而他們扮演 honest broker。例如經濟部請清大提供核能政策,當核電不可行時,就改請工研院評估太陽能;太陽能不可行時,就請台大機械所評估風力。如此一來,台大機械所、工研院、清大各扮演 issue advocator,但經濟部是 honest broker,因為最終得有個選擇。我發現核能辯論中有科技專家,都具有專業知識、但一碰頭就吵得翻天,缺少個 honest broker,這是實現科技正義的重要條件。

 

接著我要回到公民科學這個概念,因為除了公民參與,我認為還要與科技社群對話、鼓勵科技社群構想更多可能的角色。這會減少對立與開啓更多對話-當然這過程包含很多因素(如:社會複雜性、科學不確定性、不同stake-holder的價值)。長久以來的迷思是專業社群可以對重大科技政策提供權威的解答;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科技爭議已預設了重大的社會分歧,換句話說,任何科技社群作出的判斷或結論,都可能誘發科技社群的對立。而且專業社群鮮少能提供解決科技爭議的權威解答,因為要化解科技爭議需要過去的資訊-這往往是科技社群無法提供的、也是科學知識無法影響的。因此需要建立民主程序與 honest broker(前者有一定時程、後者能統整脈絡)來制定公共政策。雖然從Brian Wynne以降公民科學備受討論,但在台灣專業社群、大眾與決策者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應該要找出三者通用的語言、增加對話可能性。

 

最後我要談「跨科際」,我認為這可能改善臺灣經濟的困局,因為我們過去很會解問題、也容易被你固定的概念框住、無法創新。我發現台灣人談的創新有兩個面向:一個是analytical分析,能夠訓練學生有調理且快速地找出問題的標準答案;可是我們現在需要創新,不只是需要解答題目、更需要定義產品。這情境跟風險社會很像-同樣充滿不確定性。比方說對於科學工程的學生而言,通常有問題大概解答一半也出來了;可是現在的重點是怎麼去定義或詮釋(interpret)一個問題。因此我覺得 問題導向 (“problem- focused”) 和對話(conversation)的概念很重要,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如研究手機的發展需要耐心對話、然後想像一個新的產品、創新就出來了。這過程可能需要很多時間,但以往解問題是個有時間限制的過程,台灣人很會解題,但不一定能適應新的文化、新的組織或去定義問題。所以很多產業沒落就是因為無法處理risk society,而這跟 SHS的核心思想很接近-前提是有自己的主體性、重新定義我是誰、想過什麼樣的生活,這是他們在摸索的。但我們或SHS仍缺乏一個載具,一方面摸索出新的產業升級、同時達到科技正義,使科技社群能與大眾作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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