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公民科學與跨科際 (20140628–Part 1)

 

主講人: 王驥懋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與談人: 吳泉源副教授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文字共同編輯: 賴翊瑄、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今天 (2014/06/28) 是第四次的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TDE Seminar)。第一次的討論會主題是Michael Gibbons的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1994) ; 第二次是Ravetz談 「後常態科學」(編按:Post-Normal Science,後略為PNS) 與社會間關係的文章 ; 第三次的內容因為第二週談到NPK,談到「參與」和「審議民主」,所以閱讀了Dryzek等關於審議民主的文章。這幾次我們談到審議、參與以及「後常態」,也就是高度風險與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形下知識生產的方式,所以今天我們討論“Citizen Science”—意指公民如何跟科學家、科學知識間進行對話以及互動


本週的討論主軸為“Citizen Science”“Trans-disciplinarity”; 這次閱讀集中在Alan Irwin的Citizen Science (1995)一書,及其他相關文章(Brian Wynn以及Andy Stirling)。我的報告大致分為五個方向: (1) 從科學中心主義 (scientific centrism)對抗公共無知 (public ignorance) 的模式,討論科學知識 (scientific knowledge) 與常民認知知識 (lay knowledge)的關係。(2) 簡介風險社會及傳統的SSK、STS的討論方式。(3) 分析完風險社會跟SSK兩種理解社會與科學知識之連結後,我將介紹一些實例:首先討論牧羊人與科學家如何為Sellafield的核災與核落塵事件善後、及「常民經驗」與「專家知識」間的歧異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Brian Wynne );第二是2,4,5-T除草劑在英國引發的爭議; 第三是IrwinCitizen Science中論及、重大災害發生時 (例如在台灣的六輕事件),目前歐盟法規定、化工廠發生重大事件或是爆炸時,必須告知可能受影響的居民—即他們應該逃離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4) 實例探索後,我們回歸到公民科學的理論面、思考其待處理的議題為何。最後,回到討論會的主題—公民科學與跨科際間的關係。

 

接著我簡介閱讀文獻:Irwin在1995年發表的Citizen Science與 2012、2013年發表的文章,皆討論「公民科學」相關概念與實例、及學術界對此概念的質疑與Irwin的回應。Andy Stirling在2007-08年發表兩篇文章,都對公民科學有過批評與反省。而Brian Wynne是研究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編按:後略為PUS) 的指標人物。今天的與談人—吳泉源老師—不僅對此脈絡有相當程度之研究、也是Brian Wynne來台時重要的與會者與邀請者。

 

關於第一個主軸,我們要處理科學中心主義與公共無知的對立。在Irwin的Citizen Science中,討論啟蒙後的科學中心主義,我們開始認識「大眾」,像是Irwin引用Royal Society報告書關於公民社會的部份,認為如果大眾對科學有完善認知,即可促進國家繁榮、及增進公共生活品質;因此許多國家(為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致力於增進大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

 

Irwin 引用這段話為了說明,這段文字預設了某些公民與科學間的關係:(1) 基本上大眾是無知的與缺乏資訊的;而科學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去告知(inform)民眾這些科學知識。(2) 科學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是:公民對科學瞭解越深入,會導致更好的公共政策結果產生。(3) 科學本身沒有涉及價值判斷、是客觀中立的。(4) 大眾的生活是貧苦的,是被科學知識排除在外的,因此科學家有義務增進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改善其生活品質。所以Irwin說,這個世界觀可被視為啓蒙以後以科學為中心思想的一種現代性傳統—各種關於科學知識與大眾間社會關係的預設。

 

這種科學中心主義,對Irwin、Wynne以及一些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的學者而言,都預設大眾是無知或/且不理性的,一旦重大的公共議題發生 (如在台灣的核能事件、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機) 、群眾表達反對聲浪時,大多被視為公眾不具理性、公眾歇斯底里的表現。

 

我們如何破除此二元對立、進而重新認識「大眾無知」? (即:大眾真的是無知的嗎?) Irwin認為,Giddens或Beck早期提出的「風險社會模式」 (Risk Society)對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模型,提出反省與批判;或依循另一個Irwin的脈絡—SSK 模式—關注學者如何處理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此模式較以人類學觀點、論證公眾在生活實踐中怎麼瞭解科學。

 

 

 

首先探討風險社會的觀點:當科學知識在實驗室裡產出時、且用於告知民眾與訂定公共決策時,許多社會層面的不確定性被忽略了。以酸雨或英國最有名的狂牛症為例,我們發現,科學解釋大多導出類似的酸雨知識建構;但在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間,在歐洲對此建構有大規模的辯論,因為早期斯堪地那維雅半島的國家,集體控告英國工業汙染造成其湖水酸度逐年上升,這些國家提出科學證據、企圖證明斯堪地納維雅湖泊會變酸,是英國工業活動造成的。然而,英國找來另一批科學家、反對北歐國家的知識建構與控訴。由此我們得知酸雨是透過社會與政治意識形態「建構」而成的、即使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客觀的。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許多不確定性與複雜性:(1)不確定性來自於化學實驗本身的複雜性,例如光化學反應如何界定、有很多的變數無法被控制;放到社會或大氣環境中後,光化學反應變得更加複雜,更無法像在實驗室中一樣被控制。 (2)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源於時間與空間尺度,因為酸雨已不是只存在於英國或斯堪地那維雅半島國家內部的議題,而是跨越國界的,因此更難界定其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在某個時間點發現是湖泊酸度增加時,要立刻反推論其成因是非常困難)。(3) 不確定性也來自於「如何界定因果關係」—沒有兩個地方可提出相同的辨識結果,如在瑞典或挪威有不同的在地氣候及地質條件,所以測到的湖泊酸雨指數不同;亦即跨越時空及光化學反應等高度不確定性,都使得酸雨變成是種社會必須協商或建構的科學知識,不再是客觀或價值中立的–「酸雨」成為在服膺於社會利益與社會權利關係而被定義的名詞。

 

再來我們藉由英國最有名的案例—狂牛症—討論科學知識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這張照片在今天看來十分諷刺,這是當時英國一位類似台灣衛生署長的官員,在英國狂牛症爆發、大眾疑

慮牛肉漢堡的安全性時,帶著他的女兒上電視、並讓媒體捕捉他們吃牛肉漢堡的畫面。然而,當時英國學界裡大多無法確認、狂牛症是否只在牛隻之間傳染? 吃漢堡是否會使其傳染到人體內? 而此食安部門官員企圖說服大眾吃英國牛肉是絕對安全的。但大家都知道吃牛肉漢堡是最危險的,因為絞肉裡包含最多中樞神經組織、或其他一些不知名的部位。雖然當時所有科學家都無法証實,但最後證實是會傳染給人的;所以當時英國政府在還沒有足夠證據前的做的媒體背書(吃英國牛隻是絕對安全的)後來備受爭議。這故事陳述一個科學知識被定義或建構時,很多的不確定性都會出現;在此大眾疑慮被忽略了、而政治操作被採信了。

 

剛剛談的酸雨、狂牛症案例都涉及公共政策決定,這裡我們看到主要有三個不確定性:(1) 實務上的不確定性,亦即政府單位不斷期待科學家給與建議或背書,然後做出公共決策;但在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時,政府官員也時常面臨其政策造成的社會爭議與反對,這是實務的不確定性。(2) 理論上的不確定性,即這一週的主題–「跨科際」。Irwin在Citizen Science中與第一週討論會中Gibbons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都表明他們深受STS或SSK研究影響。所以當時Irwin在Citizen Science中提到,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是無法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原子化科學、去脈絡化、去學科化等套裝知識解決的,我們必須以「跨科際」來解決這些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理論不確定性」起源於早期單一學科架構,這無法處理實務的不確定性,透過「跨科際」合作才有可能處理。(3)「複雜性」指的是當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知識被放到社會脈絡裡時,此脈絡是個開放體系但所謂的mode1(或孔恩早期原子化、去脈絡化的知識形式)是個封閉系統(如實驗室裡面)– 所有變數控制中、遇到不確定性都得被排除;一旦把封閉體系產出的知識擴散到社會時,不確定性變多了—誠如Beck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環境實驗室裡– 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或風險,因此產生風險社會的理論。風險社會理論告訴我們,所謂風險、或當群眾感受到不確定性的產生,取決於其社會地位或教育程度之不同,因此「風險」不再是客觀或中立的字詞,且科學成為一種社會建構– 是人們與社會互動後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客觀的存在。所以Beck提出的「反身性」與「現代性」,就是指大眾 (在體認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後) 從各自的立場參與科學知識建構或公共政策訂定、而不再只是科學家告知某些固定知識與政策訂定方向。

 

Irwin在 Citizen Science中以為,「風險社會」(不論是Giddens或Beck) 處理的都是大的社會架構或現代社會的轉向過程。但SSK (知識社會學),或STS的學者希望更貼近日常生活—究竟群眾的日常生活如何和科學知識 (或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共政策) 互動? SSK探討人的日常生活、並認為科學知識生產與社會化是一個協商過程,這常與在地群眾或常民(lay people)擁有的知識處理系統有衝突。我們從上述案例裡看到,不再有單一的科學知識 (有英國版本、也有斯堪地納維雅半島版本的酸雨也有獨立科學家;有政府所定義的狂牛症、也有反狂牛症團體的定義);這些知識、科學遇到高度不確定性,無法像在實驗室裡變數一樣被嚴密控制。

(待續…)

 

 

About s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