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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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領域科學傳播(13): 台灣與國際的接軌

作者|蔡明燁 (歐洲台灣研究學會秘書長暨英國西敏寺大學中國傳媒中心研究員)

根據歐盟2010與2011年出版的報告,歐洲國家正面臨一系列的重大社會性挑戰,包括經濟成長、就業指標、國家競爭力、社會凝聚、多元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與教育衝擊、永續性、環境保護、人口變遷、移民與融合、生活品質,乃至全球性的互賴互動等課題。

照片來源:Nige Harris/Flickr

為了因應這些重大挑戰,「穿領域」(trans-disciplinarity,另譯「跨科際」)的概念與實踐,在21世紀逐日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例如歐盟和英國的研究贊助單位近年來都不斷在推動「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也就是講求橫跨數個研究領域,並在研究流程中──無論是作業前、中、後期──必須加強國際與社會面向的思考及校園內外的互動,以期深化學術研究對社會的貢獻與影響力;在教學方面,威爾斯的老牌大學亞伯(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也創設了「食物與水安全(Food and Water Security)」碩士課程,結合國際政治、生物、環境及地理學家共同授課。此ㄧ思潮及行動恰與台灣教育部在2012年透過【科學人文跨科際】計畫所積極推動的工作互相印證,該計畫總辦公室標榜:

「跨科際的理念重在強調面對及時、重大、或關鍵的社會或國際議題及問題,必須由不同的觀點、社群成員、專業學門及跨領域研究來共同探究、認識問題及彼此的角色,共謀處理或解決之道。……跨科際教育正是針對此訴求進行人才培育。……人文、科學的跨科際教育,可以議題或問題解決導向的實作課程及行動研究實施人才培育,同時打造面對在地及全球性重要課題或問題的實習平台。」

此外,國科會自2006年起提倡的【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顯然也充滿了「知識轉移」的精神,結合產官學的能量,致力提升全民科學素養,希望在台灣打造出一個欣欣向榮的科學傳播產業,進而邁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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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科學人文跨科際】或是【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都和前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的呼籲有諸多謀合之處,他說:「今天我們所面對的許多挑戰都是國際性的問題──無論氣候變遷或對抗疾病──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球性的對策……,因此我們必須在國際性的政策制定與外交斡旋中,為科學創造新的定位,將科學放在進步性國際議程的核心位置。」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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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領域科學傳播(12):淺談跨科際電影vs.跨科際觀眾

作者|蔡明燁(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當【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團隊在製作SHS Profile專題(蔡明燁專訪)時,最後一個訪題是要談談值得推薦的「跨科際電影」。這個問題讓我思考許久,雖然私心裡確實有不少喜歡的影片,但我懷疑「跨科際」是一個恰當的選片規範,因為這個取向本身代表了刻意預設的框架,而我相信推廣「跨科際」教育及思維的目的,不但不是要限制創作者選題的空間與揮灑的自由度,反而是要鼓勵青年學子們更加海闊天空地去發揮想像力,舉一反三。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全球大受歡迎!(圖片繪製:何韋翰)

因此我認為我們所期待的,不應該是所謂「跨科際電影」或「跨科際導演」的出現,而是「好電影」的拍攝及「好導演」的養成;至於SHS計畫所能貢獻的,則是傾全力栽培出一批腦筋靈活、能夠在不同專業之間找到連結與共識的新一代,他們將不斷在觀影過程中發掘、解讀出某種先前未曾注意到的跨科際元素,所以稱得上是觸角更敏銳、更寬廣的「跨科際觀眾」。

舉例來說,李安在2013年奧斯卡典禮中摘下第二座「最佳導演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並非以「跨科際」為導向的作品,事實上也正因李導拍片之初並無此類顧忌和設限,所以最後的成品能夠締造佳績,但這並不妨礙有心的觀眾從中獲得諸多跨科際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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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 Profile】跨科際溝通高手!英國里茲大學研究員蔡明燁 分享不同學科傳播撇步

記者|楊玲、唐功培、張家豪(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跨科際教育概念是以一個全面、廣泛且具體方式地把事情推動起來。SHS計畫為此立下良好的基礎,相信在未來的一定時間內會看到成效。  ~蔡明燁

英國里茲大學研究員蔡明燁長期擔任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欄作家,所撰寫的〈穿領域科學傳播〉系列文章深受讀者喜愛,也讓跨科際教育在傳播推廣上邁向一大步。

‧ 蔡明燁老師精彩廣播 暢談【「跨科際」的展望與挑戰

在當代社會與環境變遷下,蔡明燁認為,跨科際教育是前瞻性的教育,讓學生因應社會趨勢及變化。跨科際教育有兩大目的:一是加強學生舉一反三的能力;二是加強學生的專業知識,以及其對不同學科的認知。

她強調,不同學科之間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如科學家與人文學者溝通時,要清楚表達自身專業的重點關鍵有三:第一、認清受眾是誰;第二、認清溝通的目的為何;第三、不要低估對話的對象。認清前兩點才能把事情講清楚,第三點則是不需要把聽眾的程度設想太低,才不致降低其知識含量。

肯定臺灣跨科際教育發展 建議課程設計方向

蔡明燁老師是跨科際溝通的高手。(圖片提供:蔡明燁)

蔡明燁表示,臺灣是目前所知道唯一最先進且積極地落實推動跨科際教育的地方,如由SHS計畫補助之東海大學「『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課程群組推動計畫」即為最佳跨科際教育例子。

但她也指出,其實很多傳統課程雖然沒有特別標榜「跨科際」,但其實已包含跨科際的精神。蔡明燁說,大學時曾修習過「視聽教材設計」課,與很多外系同學一起修課,不只是如何設計教材,還要企畫教材主題。老師的作法是讓學生分組討論主題與方向,從這樣的實際操作中,找尋適當的素材、展現成果。

對於跨科際教育的課程設計,她也給予一些建議。首先若放寬課程的彈性,如開放給不同的系所、甚至不同學校的學生修習時,學分都應該得到承認,否則這個課程在實際推動上就會有困難。以其個人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經驗而言,系上有一門名為”International NGO”課程,可以透過網路與其他國家相似課程作連結,如英國與美國的學生可以針對相同題目作對話。像這樣子的互動方式,大大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動機。當中除了不同學科上的思辨之外,也可以看到來自相同的學科、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維。蔡明燁指出,這有助增加現今大學生創造力、彈性、深度以及全球競爭力。

跨科際課程中,師資也是重要資產。蔡明燁認為,若一位老師有橫跨多個領域之教學能力是最佳狀況,但這樣的師資相對非常稀有的。因此,以跨科際課程為例,雖然一定會有一位主導的老師,但在課程設計當中,還是應該有不同的專家共同參與設計,這應該也是跨科際教育的最大特色之一。尤其是若透過網路討論功能,連結不同的教室的老師與學生,共同參與或聆聽講評,將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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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領域科學傳播(11):為什麼要對外說故事?傳播對跨科際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作者|蔡明燁(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著名的比較宗教學家Karen Armstrong曾在研究中指出,多數的古文化都確認了人類的思考、語言的發展和知識的累積,乃是透過兩種途徑,亦即古希臘人所謂的mythos(譯詞為「神話」)和logos(也就是「理性」)。這兩種途徑之間並無孰優孰劣的問題,彼此也無衝突,而是互補的,因為它們各自運作於人類心智的不同領域:「理性」幫助人類進行邏輯思考、判斷分析、歸納整理、乃至於發明創造,使人類得以控制、改善外界的環境,換句話說,「理性」是人類生存的必要元素,也因此現代教育的設計主要是架構在理性學習的基礎之上。

然而「理性」是有極限的,在人類的心智活動中,有許多的意念和經驗往往超出理性概念所能掌握的範圍,例如生命深層的悲喜,或者更終極的意義等問題,這個部份便屬於「神話」的領域。

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現代人對「神話」的理解已與古人出現了頗大的差異,有些人甚至會把「神話」看成是一種迷信、自我耽溺的幻想,或者是無意義的空談等,不過古希臘人所謂的「神話」,其實是指人類最原始的一種心理狀態,也就是「潛意識」,潛意識領域的感知與心靈活動,幫助我們在這個複雜、令人迷惑的世界裡,得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活得更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

那麼,既然「神話/潛意識」是超越理性範疇之外的心智領域,我們又該如何在這個領域裡思考、學習、累積智慧呢?答案說難很難,但其實也並非遙不可及。首先,「神話」仰賴故事的創造,故事不見得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但在某個意義上,卻有可能不斷重複發生,同時「神話」是需要對外傳述、表達的,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本文標題所謂的「說故事」,而說故事和聽故事的人,都有可能會在神話一而再、再而三的轉述過程當中,獲得某種啟示,也所以我們發現,人類似乎與生俱來便都有ㄧ種對外說故事和聽故事的渴望跟需求,許多小朋友們把同一個故事聽到幾乎滾瓜爛熟了,還是很樂於一聽再聽,因為從聽故事當中所得到的不同啟發,滿足了他們在潛意識領域裡學習的本能,而如果把「對外說故事」轉換為現代術語,其實便是一種「傳播」的行為。

*精彩廣播請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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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的主歌與副歌:聽眾的生理反應研究

特約作者|陳容姍(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
特約編輯|蔡振家(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副教授)

音樂如何引起聽眾的情緒?二十年來,心理學家藉由實驗找出了一些容易感動聽眾的音樂特徵,例如打破聽眾對於音樂進行的預期,在音域、音量、音色、和聲上稍做轉折。

以流行歌曲而言,副歌出現之際,經常藉由各種音樂手法來強調新段落的進入,造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針對聽眾所做的生理反應研究,證實了副歌的重要性。

英國創作歌手阿黛爾(Adele)在今年葛萊美獎(Grammy Awards)成為最大贏家之後,一位科學家 [1]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Anatomy of a Tear-Jerker(阿黛爾的歌何以催人淚下?),探討阿黛爾的歌聲魅力,以及音樂情緒的心理學基礎。該文指出,阿黛爾十分擅長使用倚音(appoggiatura),這種裝飾音可以令聽者感受到音樂張力,而當曲調回到正軌時,聽者則鬆了口氣,深受感動。

回顧近年的情緒心理學可以發現,有關巔峰情緒經驗的實驗研究,最常使用的刺激材料就是音樂。俗話所說的「被音樂感動得起雞皮疙瘩」、「被某人的歌聲電到」,這類巔峰情緒經驗稱為chill或thrill,有些學者試圖找出能引發此一經驗的音樂形式特徵,這方面的研究始於1990年代。當聽者被音樂引發強烈的情緒時,身體的變化會顯示在某些生理指標上面,其中皮膚電導(skin conductance)是較常使用的指標。由外界刺激所導致的交感神經系統活化,會促進手部出汗,皮膚的導電度隨即上升,此即膚電反應;外界刺激傳入之後一到三秒內的任何膚電反應,都屬於該刺激所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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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是科學發展的資產或負債?

作者|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學系教授)

原載於【遠見雜誌226期】

楊振寧先生之前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提到,《易經》所影響中國文化的一些思惟方式像天人合一的觀念,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個說法當然立刻引起研究易經學者們的反駁,認為楊先生對《易經》有些誤解。姑且先不論《易經》是否真的要為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萌芽負責,不同文化傳統的思惟重點或價值取向不同,引導大家對外在世界有著不同面向的關注,這一點其實是很容易可以讓人理解的。

《易經》所影響中國文化的一些思惟方式像天人合一的觀念。(圖片提供:HeChian/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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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科技的倫理省思

作者|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學系教授)

任何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對母親、家庭或是社會都是一個新的喜悅,但同時也帶來新的責任。

我們身體大約是由一百多兆(十的十四次方)個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又可依其結構與功能,區分成二、三百種不同的細胞像神經、肌肉、血球等等。不同的細胞,各司其職,但又協同一致地運作,我們才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人身上所有的細胞都起源自一個受精卵,這個受精卵不僅具有無窮生長分裂的潛力,從單一細胞發育成由一百多兆個細胞組成的個體。不僅如此,在細胞生長分裂的過程中,另一套精微的分化程式同時在展開:從開始看來完全相同,逐漸分化成外觀,功能完全不同的細胞,進而組成特定的器官與個體。是誰在發號施令指揮這一系列生長/分化的進行?這是現代生物學裡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科學的發展帶給我們對生命新的認知,但往往會帶來對現有倫理價值新的挑戰。(圖片拍攝:蔡怡鈴)

任何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都代表著一個奇蹟的出現!想想單從一個受精卵開始,每一次細胞分裂,30億個遺傳密碼組成的遺傳程式就要複製一次。每一次細胞分裂,儲存遺傳程式的染色體就得經歷一次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挑戰,怎麼把複製完成的兩套染色體正確無誤地分別送到二個子代細胞;這是個極端精巧複雜又絲毫不能出錯的過程。任何差錯都可能導致子代細胞錯失了若干重要的調控基因,而導致後續發育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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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領域科學傳播(10):跨科際教育史外一章——庫恩的典範轉移

作者|蔡明燁(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歷史上有些新發現,可能會立即帶來爆炸性的震撼效果,但有時候卻是在不知不覺中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如美國科學哲學家湯瑪士‧庫恩(Thomas Kuhn,另譯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文版已由遠流出版,王道還譯)一書,即為此例。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圖片摘自遠流網站)

本書在1962年出版後,頭兩年只售出900多本,但到了1980年代末期時,全球銷售量竟已累積至65萬本,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更已突破140萬冊,成為史上最常被引用的學術作品之ㄧ。庫恩在書中所用的術語「paradigm shift」──中文有「典範轉移」、「境相移轉」、「思想範疇轉變」、「概念轉移」、「思維變遷」等多種譯法,基本上是指一種長期形成之思考模式的改變、觀念上的重大突破,或者是根本價值觀的轉向……等——早已是各種場域耳熟能詳的詞彙。

例如企業界暢談的管理典範,認為隨著環境的變遷,決勝因素亦隨之變化,於是在新的競爭條件下,從前所公認的最佳管理模式可能遭到淘汰,從而被更新的最佳管理實務所取代,這便是企管專業中的「典範轉移」;此外在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範疇中,「典範轉移」也常被套用在某一種傳統思維被另一個新的價值體系替換的過程。由此可見,庫恩或許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然而他的「典範轉移」概念,卻在潛移默化中成為今日人類知識架構重要的ㄧ環。

出生於1922年的庫恩原是科學家,1943年從哈佛大學物理系畢業,入伍後開始研究雷達,二次大戰結束後回到哈佛攻讀物理學博士,於1949年取得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的期間,他被指派教授ㄧ門專為人文領域學生而開的科學課程,孰料這門課程後來竟徹底改變了庫恩的學術領域和研究取向。

科學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Science)是化學家寇南特(James Conant)在哈佛大學校長任內(1933–1953)的重要貢獻之ㄧ。寇南特在哈佛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包括開始接受女子就讀哈佛醫學院及法學院,以教育平等的理念促使更多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學生得能進入哈佛接受高等教育,此外他也取消了體育獎學金,並將教職員的終生聘改為升等制,以求刺激學者不斷精益求精。寇南特認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菁英份子,都有必要具備最起碼的科學知識,因此在哈佛大學推動以歷史個案為焦點的科學通識課,而當庫恩開始準備相關教材時,終於首次認真閱讀過去的科學文獻,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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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的喇叭弦看樂器的「延伸適應」

作者|蔡振家(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副教授)

樂器學(organology)是一門關於樂器的學科,主要研究樂器的歷史、社會功能、形制、樂器與演奏的關係。有關樂器研究的方法與議題相當多元,研究者可以依照研究對象的特性而有所取捨,甚至能夠從特定的樂器入手,開發出新的研究議題。

本文所要探討的樂器,是一種臺灣特有的胡琴:喇叭弦。這個樂器最早出現於日治時期,該樂器的發明與20世紀錄音科技、唱片工業的興起有關,但其後續發展則以特殊的音色在臺灣民間音樂中佔有一席之地。藉由喇叭弦,筆者將強調「延伸適應」(exaptation)這個演化生物學(evolutionary biology)的觀念在樂器學中的應用。廣義而言,「演化」就是「隨著時間變化」,成功解釋生物演化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也被許多學者拿來解釋文化的演化(cultural evolution)。本文嘗試將樂器類比為人類所豢養的家畜或寵物,探討其功能隨著社會脈絡而變化的現象。

喇叭弦又叫作喇叭琴,閩南語稱為鐵弦仔、鼓吹弦,客語稱為叭哈弦。從喇叭弦的形制來看,此樂器可以視為留聲機的一種變形,因為它有許多元件直接取材自留聲機。喇叭弦的製作,是在一根圓柱型金屬管的頂端套上留聲機的喇叭頭(放送頭),在圓柱管的底部套上留聲機的P形彎管,此彎管之末端為留聲機唱頭的雲母圓片,上面放置琴馬,平行於圓柱管的弦為金屬弦,用馬尾弓拉奏(圖1)。

喇叭弦的發聲特點,是將弦的振動傳到雲母片上面,藉由這片小小的振動板發射聲波,除了直接從雲母片前方發射聲波之外,有些聲波是從雲母片後方進入P形彎管、圓柱管,從喇叭口傳出。由於雲母片不易取得,樂器製造者也可以用玻璃纖維或塑膠片代替之。除了這片振動板與馬尾弓之外,喇叭弦通體皆為金屬所製,材質可以是鋁、鐵、銅等[1][2]。

圖1:喇叭弦的形制(蔡振家繪製)。圓柱管的長度約為45公分,圓形雲母片(位於背面)的半徑約為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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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disciplinary Science Communications (9):A Collaborative Journey of Learning: The OU and BBC Partnership[1]

Author|蔡明燁 (Ming-Yeh T. Rawnsley)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ed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OU and the BBC has not been flawless. However the partnership is able to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because of their continued willingness to find new ways of forging common ground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despite the changes of circumstances……

Introduction: From Frozen Planet (2011) to Proposed Study

Following the award-winning nature documentaries The Blue Planet (2001) and Planet Earth (2006), the latest sequel filmed by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Frozen Planet (2011), has genera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interest and critical acclaim around the globe. As suggested by its title, Frozen Planet centres on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both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and brings the frozen wilderness to the small screen. It is one of the most audio-visually stunning and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nature programmes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inal episode of the seven-part series, presenter David Attenborough points out how global warming is rapidly transforming the landscapes of both polar regions and some of the disastrous impact it may bring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f no actions are taken to prevent the current trend. When the US Discovery Channel originally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only air the first six episodes of the show but not the final instalment, it provoked an outcry from viewers and triggered heated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The Discovery Channel later amended their decision and added the seventh episode to the broadcasting schedule.

Frozen Planet(Photo source ﹕ http://www.bbc.co.uk)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of such a magnitude today are rarely achieved by one organization alone. The production partners of Frozen Planet include the BBC Natural History Unit, Discovery Channel Canada (in association with Discovery Channel), 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 (ZDF) of Germany, Antena 3 of Spain and Skai TV of Greece. In addition, there is one educational partner whose role must not be ignored, the Open University (OU). As the OU and the BBC have enjoyed over forty years of making prize-winning programmes together, Frozen Planet can be seen as yet another landmark series that testifies to the success of the partnership formed between these two prestigious British institutions.

Geneticist Steve Jones once commented that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enterprise depends on communication”.[2]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llows the dissemination, examination and deliberation of ideas and expands human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Hence there seems a mutually beneficial common ground for knowledge enterprise (such as the OU) and broadcasters (such as the BBC) to collaborate because the latter requires substance of knowledge to produce quality-driven programming, while the former needs communication tools, skills and channels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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