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前瞻的跨科際教育

2014年三月太陽花學運時,我說:「這不正是當初規劃SHS計畫時所希望的實習立法院及審議民主的實踐課程圖像嗎?」於是2014年四月搶先出版了以太陽花學運為主題的SHS特刊。隨後,一系列的「跨科際教育討論會」(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 SemTDE)就催生了第一本SHS文集—2014年10月出版的《知識、社會與公民科學》。[1]

最近芬蘭要用跨科主題教學(cross-subject topic teaching)取代高中分科教學的消息突然躍上媒體版面,他們稱之為現象教學(phenomenon teaching)。[2]譬如歐盟的主題下可涵蓋經濟、歷史、地理、語言的學科內容。這不僅是教學目標和教材的改變,也意味著教師角色、智能、教法的更迭。一些台灣媒體對這個消息只注意到「數學、歷史掰掰!!」(Goodbye, math and history)的頭條。實際上,芬蘭的前瞻性改革目標正是要在學生進大學前實施「跨科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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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的跨科際教育

SHS計畫的在過去的三年中累積出一些「跨科際教育」可以參據的關鍵概念。第一項就是教師和學生一起面對真實世界的挑戰,因此主張課程要從真實世界的問題或議題切入。[3] 如SHS部落格–「跨閱誌」所編輯的學科邊界、公民參與及介入、性別、老化都是社會中的前沿議題。這些問題都是理論和實務內容兼具。其中許多論述尚未有學術定論,但是在法律、經濟、科技、健康、心理、人文、藝術等有多面向觀點,而且已經或勢將深入的介入人們的生活。換句話說,許多議題沒有答案,卻必須有抉擇。公民有學習的需要,卻沒有完備的教科書,正適用跨科際教育。

「跨科際教育」的另一關鍵概念就是真實問題適合寓研究於教學;也寓教學於研究。以「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主軸,推行問題導向的課群(course cluster)。「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早已在教學上有廣泛的使用與了解。[4]將其與課群結合正是因為一個主題下的跨科學習需要利用多學科的專業和通識知識進行腦力激盪和實作。這種需要知識連結的高階思考、對話對台灣的學生而言,通常是在離校後於職場中習得。SHS計畫嚐試在高等教育中鼓勵「做中學」的實驗,正是要了解各類學校的環境和不同特質的師生對跨科際教育的授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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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從實施的層面思考,教師和學生都需要改變學習的思維與習慣,所以鼓勵教師發展社群,進行「課程設計與發展」(Curriculum Design & Development)的合作或協作。CDD就像做中學,是師資培育有效的實務學習。這也恰是芬蘭進行教育改革的首要策略。另一方面針對學生的學習績效,SHS計畫建議以多元的過程評量取代傳統的考試,使學生走出熟悉的紙筆測驗和標準答案式的框架。跨科際教育尤其強調學習活動的過程,譬如討論、溝通可以用語文、設計、文創的形式連結新興科技如多媒體、影像、網路的技術來表達學習心得。

在2014年十一月至2014年二月舉辦的SHS Talks競賽,是以「知識舞台」的概念為指標,不僅要使學生能有感學習,而且要直接連結跨科際思維和表達溝通的技能。[5]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活動的確有效的促使有心的師生深化了社會覺知及參與(social awareness & engagement),對所關心的跨科際議題主動學習的決心和行動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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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的跨科際教育

跨科際教育的理據雖然有高度前瞻性,卻是可行的。即使實施的門檻難度高,學生的回饋仍然令人興奮與激勵。學教界與其不滿學生的學習態度,不如勇敢的面對年輕人眼中的新時代。臺灣和芬蘭雖然國情、文化皆不同,但卻要面對相同的世局。讓年輕人爭取更多未來的機會,投資前瞻的教育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

SHS計畫推動辦公室總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特聘教授

誌於2015, 0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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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的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內涵,特別強調必須由不同之觀點、專業,包括不同學門、研究領域、社群成員或政、商、管理策略共謀解決在地與全球的真實問題。然而,要面對世界中的真實問題並加以解決的第一步,便是要知道有甚麼問題、甚麼是問題,以及了解問題。為此,計畫總辦公室從跨閱誌中特別挑選了簡介與台灣近年真實問題相關的入門文章。文選首先安排的為計畫之根本:知識的跨界,探討¬學科的知識論問題。學而優則知識參與,論公民參與介入議題的重要性。最後,則從計畫過往的專題中選出今年因為政治事件而受到高度關注的性/別議題,與既存和於未來必要面對的老年化問題,為讀者簡介。希望讀者能在認知到問題存在的同時,也認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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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唯有對問題有基本的了解和同理受問題影響的主體,專家、常民等任何受問題涵括的主體,才有可能透過本身的專業和知識,與問題中不同的主體以及知識互動,共同面對與解決問題。藉由此本精選,總辦公室不僅回顧了跨閱誌本身的歷史、以問題的認識出發記載了台灣近年的歷史,更冀望此「史冊」能使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於未來持續發揮著啓後的效果。

責任編輯 楊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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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認識之邊界問題入門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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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作者: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我曾應邀到一所大學電機工程系為研究生演講科學哲學,同學發問十分踴躍,令主辦人與我都大感驚訝。但是記憶中,同學的問題多著落在科技與個人的關係上,因為我提到科學哲學的重要功用之一是反省科學(技)與自我:如果我是一位科學家、工程師或技師,我的職業與我的關係是什麼?對我的意義和價值又是什麼?

一、科技活動內的科學哲學或科學哲學對理工人的意義

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月星辰每日東升西降,會發好奇、會發問!這是古希臘的哲學問題,也是科學問題,因為回答那些問題,開啟了自然哲學也催生了古代天文學。理工人很容易對哲學感到好奇,但往往也會誤以為哲學就只是在談論人生、倫理、道德、良心、修養、甚至命理、鬼神一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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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理工人也傾向認為科技和哲學是兩回事,前者具體、明確與實際,後者則抽象、飄緲或虛玄。當他們看到「科學哲學」這「雜種」時,往住感到迷惑,卻可能引發更大的好奇心──可是,就像對明星偶像的私人軼事那種好奇心一般,船過水無痕。在本文中,我希望告訴理工人,科學(技)哲學不是處在遙遠不可及的國度,它其實存在於你們的活動裡。是的,我想告訴你們,在科學與科技的知識建立、學習、應用、發展與轉變的過程中,哲學無所不在。你並不需要讀所謂的哲學著作,引用康德、黑格爾、沙特等大哲學家的名言,你才是接觸哲學。事實上,理工人的活動常常要觸及哲學,只是你們並不自知。

環視周遭,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中,這個世界有各式各樣的物質,令人眼花撩亂的現象、能思考的人類、有無數的互動與聯結。我們可以觀察到某些現象反覆地發生,例如日月星辰每日東升西降。為什麼會如此?什麼東西(原因)使它們如此?它們又是什麼東西?對我們人類有什麼影響?人類會發好奇、會發問、會想知道!這是古希臘的哲學問題,也是科學問題,因為回答那些問題,開啟了自然哲學也催生了古代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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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人們也許想問的是:網路究竟是什麼?只是電腦連線而已嗎?還是,網路其實是人際關係的連結?或者人與物的連結?我們如何在一個網路發達的世界裡過得更好?幾千年來人們感興趣的現象和問題不斷變動,也因此發展了一個龐大的科學系統,一開始的哲學思辨被後來科學研究補充、強化或取代,很多理工人因此以為科學取代了哲學,卻沒看到新的哲學正在醞釀未來的科學──這是科學哲學想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當你縱觀全局地去追問新的現象究竟會如何發展?原因是什麼?對人類(包含我自己)未來又有何影響?你就是在作科學哲學的反省。

二、什麼是科學哲學?

也許你正應用相對論計算宇宙膨脹的速度,或者透過天文望遠鏡追蹤一顆小行星,也許你正試圖用離心機分離細胞的DNA,或者調查台灣與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競爭的演變軌跡,也許你正小心翼翼地研究效率更高的太陽能電池……等等,凡此種種,你都在從事科技活動,而且你應該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以支持你有效地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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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可是,你是否曾想過你所依據的理論是怎麼建立的?怎麼被發現的?為什麼它們可以被你應用?你的實驗或調查結果可能只是一堆數據,你能從這些數據推出什麼?你又如何推出有意義和有用的結論?你的結論對社會又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或者社會對你的科學判斷有什麼影響?如果你遇到實驗結果與理論推算不吻合時,你又該怎麼面對?當你思索這些問題時,你就是在進行科學哲學的思考。因為這些問題正是一般科學哲學(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標準問題,它們屬於方法學(methodology)或科學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方法學不是特定的方法,而是針對各種特定方法的反省,去抽取出其一般特徵,可以推廣到所有的科學。用科學哲學的慣用術語來說,這些問題包括科學的本質是什麼?怎樣才算科學知識或科學實驗?科學與偽科學如何區分?如何判斷好科學與壞科學?科學理論有什麼結構?科學家如何做實驗?科學是怎麼演變的?理論和實驗有什麼關係?科學家怎麼選擇理論的?科學與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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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會有疑問:科學如此龐大,真的有可以應用到各個不同科學的推理方法嗎?科學哲學的思考可以不管科學內部複雜的次學科內容嗎?

2011年七月法國南鍚(Nancy)舉辦第十四屆國際邏輯、方法學和科學哲學會議在,大會發表的論文一共分成四大主題,其下又分成幾個次主題:邏輯(數理邏輯、哲學邏輯、邏輯和計算)、一般科學哲學(方法學和科學推理、科哲中的倫理議題、科哲的歷史面)、特殊科學的方法學和哲學議題(邏輯數學與計算科學、認知科學、生物學、化學、物理、醫療、環境科學、經濟學與社會科學)、技術的方法學與哲學爭議。這個主題架構或許可以給你某些關於「科學哲學」廣度的印象。換言之,除了一般科學哲學外,還有特殊科學的哲學,討論與反省每個特別科學內部的各種哲學課題,例如物理學哲學會問時空、物質(matter)、宇宙的本質是什麼?世界是被決定的或機率的?也會提出物理理論的概念問題(力、場、粒子等等概念是否指涉真實對象?量子理論與相對論是否會互相矛盾等?)以及物理理論背後的形上學或存有論:古典力學、相對論、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弦論等等理論內容是否告訴我們世界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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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存在物?又如生物學哲學會問生命是什麼?生物學能被化約到物理學嗎?分子生物學在生物學中的地位是什麼嗎?演化論和遺傳學有什麼關係?古典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又有什麼關係?還有許多生物學理論的概念問題(演化、物種、適應、天擇、基因等等)。

如果你常常專注於自己的問題,你的研究謹守實證精神:面對現象、定義術語、建立假設、廣泛蒐集資料、統計與計算、使用數據結果來檢驗假設;或者謹守實驗技能,你只需精研DNA分離與轉殖技術,不必管生物學究竟是什麼、分子生物學是否可以取代遺傳學的問題等等,也許你會認為毋需讓自己一頭栽入那些逾越本分的問題。可是,一來你的看法本身就反映出某種科學哲學(亦即實證論科學觀);二來你雖然可以當一位謹守本分的科學家,但是卻很難針對整個不斷變動中的科學發言,甚至很難面對一些較大型的「科學或科技問題」。例如你可能調查全球核電廠發生核事故的機率極低,又核電廠被大海嘯襲擊的機率也極低,所以兩者相乘,未來發生日本福島核災的機率更是低到近於零,因此沒有理由反對台灣的核四廠。可是,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核四廠可能涉及核廢料的處理、電廠基礎工程發包、台灣電力公司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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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文化、核能技術、貢寮地質條件、居民意願等等,你是否有可能單單使用實證精神來面對這個課題?如果你沒有一些針對科學整體的哲學反省(從數據資料到有意義結論的科學推理方式、科學理論選擇與評價問題、實驗方法設計的背景或來源之可靠性、科學成果如何應用到社會……),那麼除了提供資料外,你大概很難進一步主張些什麼。

可以這麼說,科學哲學的基本功能就在於反省既有的「科學形象」(images of sciences)並提供新的科學形象──包括一般科學形象和特殊科學(物理、生物、醫療、社會科學等等)的形象。

三、科學哲學也是一門專業學科

前文不斷地強調哲學其實就內在於科學與科技活動之中,但是科學哲學也發展成一門專業學科,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問題、術語和專家。為什麼?因為經過兩千來的發展,科學已成為一個超級龐大的知識與實作系統,需要有專門針對它整體面貌(形象)的研究,否則無法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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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科學哲學也有上百年的歷史,有無數豐富的成果與理論產生。這意謂著理工人的哲學反省,也不能無視於科學哲學既有的成果。1簡單地說,一位有志於科學哲學反省的理工人,也必需要接觸科學哲學這門專業。

縱覽百年來的科學哲學發展,我們可以歸納出四大研究取向(approaches)和觀點(views):二十世紀初的科學哲學家從邏輯取向切入,主要對準科學理論與檢驗的邏輯結構;六十年代開始從歷史取向切入,研究科學歷史演變的模式;八十年代認知取向興起,科學哲學家研究科學的概念和模型的認知、以及科學推理的模式;同樣約在八十年代,一些研究者看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因而從社會學的取向切入,研究社會如何影響科學知識和科學知識的演變。


1 以英文寫作的科學哲學導論書籍非常多,幾乎每隔幾年就有新作誕生,因為不同的科學哲學家會從各種不同的方向寫作以介紹這個領域。本文無法在此提供,但一本中文導論書籍提供了相關的英文導論書籍,參看陳瑞麟(2010),《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台北:群學)。該書也提供了到2010年為止,許多西方科哲與台灣科哲研究的經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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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取向分別有其支持者,至今爭論不休(但這正是哲學的特色與優點!)而且也持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理論觀點或學派家族:邏輯實證論、否證論(採取邏輯取向)、典範論、歷史理性論(歷史取向)、科學實在論(邏輯與歷史取向)、演化自然論(歷史與認知取向)、社會建構論(歷史與社會學取向)。如同上述這些理論觀點在歷史上有先後順序,但均發展至今,歷史取向居於「承先啟後」的位置。亦即自「歷史取向」之後,各種科學哲學的觀點都重視科學史的實際發展,科哲理論被要求要能說明科學歷史。

歷史取向興起的關鍵人物是科學史兼哲學家孔恩(Thomas S. Kuhn),他其實是物理學家出身,哈佛大學物理博士,後來因為兼科學史課程也改作科學史,在1962年出版一本《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了科學變遷的典範理論。這個觀點大幅改變了過去人們對科學的「實證論形象」(the positivist image),並開啟後來的社會學進路和認知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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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孔恩從科學史的研究中發現:經驗實證只是科學的一部分,但並非全部;科學內存在著非實證的、主觀的、玄想的成分。每門學科都會經歷常態、危機與革命三個階段,在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家的研究被一個典範主導。歷史顯示科學和形上學並不是截然二分,形上學甚至是科學的必要成分。科學知識只有在常態科學的階段才是累積性的。科學革命之後,舊有的知識庫往往被全盤拋棄──科學發展不是在穩固地基上蓋房子,而是像政權變更一樣,科學革命就像政治革命。如果說科學是統一的,只有在常態科學時期統一在一個典範下,而不是統一在一個共同的科學方法之下,因為不同的典範可能會強調不同的科學方法。科學也不是階層性的,學科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這些看法雖然日後不斷地被修正,但已經大幅改變了科學哲學這個專業學科本身的基本架構──反映在之前所談的國際邏輯、方法學與科學哲學的主題分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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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如果科學哲學家的科學形象與科學家自我反省的科學形象有衝突時,該怎麼辦?科學哲學家專門宏觀科學整體,縱覽兩千年科學歷史、哲學反省的專業訓練、並站在科哲百年傳統上,有其優勢;但科學家有第一手的實作經驗,對於自己行業的知識與細節有專門掌握,也有不能忽視之處。因此,我的意見是:兩邊應該多多對話,在對話中彼此學習對方的成果,修正自己原來的看法,共同精煉更精確、更完整、更細緻的科學形象。

四、結論

科學活動可以粗分兩成兩面:一是操作面,例如數學計算、理論公式推導、實驗等。另一是「概念面」,即理論概念的思辨、範疇的考察、概念的說明。簡單地說,當今多數科學家著重科學活動的操作面,但是科學活動中的「概念面」免不了哲學思考,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如果科學的目的之一是在「理解」現象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就不能沒有概念思考,換言之,不能沒有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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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人為什麼需要科學哲學?

過去兩千年來,多數科學是從哲學發展出來的,科學與哲學的分家其實是晚近一百多年的事,但沒有理由說科學與哲學不能再相融為一或者至少互動頻繁?

科學哲學是一門專業,但既不是今日的純哲學專業,也不是今日的純科學專業,它是一個雜種專業──可是「雜種」往往有助於新品種甚至新物種的產生。因此在今日的學術體制下,科學哲學應該在哲學專業與科學專業中均占有一席之地。縱觀兩千年的科學歷史發展,哲學反省無疑可以幫助建立一個科學傳統,哲學思考對於科學新理論和新方向的提出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對於科學史上被拋棄的理論的歷史與哲學分析,也相當有助於科學教育。因此我個人期待:能有更多理工人投入科學哲學研究,理工學院也能與哲學系合作培養像物理學哲學、生物學哲學、工程科學的哲學一類的人才,而且在理工學院內聘請類似專長的師資,並使科學哲學成為理工專業的一門必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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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作者:陳恒安|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日前參加轉系面談,一位理學院大二同學自我介紹,娓娓細述「棄理從文」的心路歷程。除了長期以來嚮往文史領域,認為科學知識不完整,無法經由科學觀點全方位認識世界,成了換跑道的重要考慮因素。這位學生成績優異,清楚志趣所在,對於未來也有所規劃。以歷史系面談委員的立場,當然非常歡迎這麼一位對歷史真正感興趣的學生。不過,面對這樣的理由,幾位面談委員卻也同時感到納悶。為什麼這位學生會認為轉到歷史系之後,不需擔心所學知識將側重文史哲?難道學院中的文史哲訓練,便足以提供學生掌握知識完整性的能力?

為什麼有學生認為研讀科學會造成知識偏食、難以探索世界的整體性?

國內大學的理科教育,如果本質上沒有太大改變的話,大學二年級的課程應該還沒真正踏入科學研究領域,充其量只觸及科學(系統知識,大有多答案),還不到研究階段(探索未知,無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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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根據自己過去的經驗,理學院大一的主要課程都是共同科目,科學課程通常是微積分、普物(實驗)、普化(實驗)、以及普生(實驗)等課程。大二後才逐漸進入各專業次領域的基礎及進階課程。以化學相關學系來說,可能是有機化學(實驗)、生物化學(實驗),或化學數學之類的課程。這階段的大學課程設計,著重基本概念與知識的傳授。即使是實驗課程,也著眼於讓學生熟悉實驗設計、方法與基本操作技巧。在理論層次上,實驗的目的,在於幫助學生了解,抽象的科學理論與自然界之間是如何透過實驗而產生關聯。或者說,這個階段的實驗只是種讓科學概念視覺化的技術,強調實驗true to theory,而不是true to nature的特性。簡單來說,大學初階的實驗課,並不是用來探究自然界中的未知現象,而是讓學生逐漸熟悉廣義的科學實驗文化。理學院的學生,除非資質與興趣特出,否則以大二的學生來說,應該都還沒機會踏入科學研究的主廳堂。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學生會有刻版印象,認為研讀科學,最後會造成知識偏食,以至於難以探索世界的整體性?或者,學生的擔心,是因為看到科學強調數據、操作與應用,而忽略精神、價值與意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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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認識之邊界問題入門精選

我們的教育,特別是科學教育,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學生產生如此誤解?這位學生的反應讓我想起自己轉行的經驗。我自己環境科學系畢業後,考上生物研究所,畢業後申請進修科學史。大學時代,急切地吞食各種知識,無組織地任其延伸並連接。除了必修選修課程之外,新左派、結構主義、心理分析、綠色思想、科學哲學、科學史、科普、經濟學、中西哲學史、新儒家、新詩、小說、老莊、邏輯,甚至拓樸學與非線性函數都是涉獵的內容。大三、大四時,很幸運跑到生物系選修了林俊義教授開設的生物哲學,以及歐保羅教授開設的生物科學史。這兩門即使在現代的生命科學系中仍屬難得一見的課程,讓我有機會從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角度再次認識科學。當我知道許多科學理論或觀念是由特定的問題意識出發之後,我發現科學更有趣了,雖然也同時發現科學變得難以理解。有趣,是因為我漸漸發現科學與世界的交互作用,遠比過去所了解的更複雜,但是也更具人性。科學並不只是定律,而是基於人類各時代知識與技術條件所發展出來,一套對大自然的特殊提問與解答方式。學習科學並不是挑戰解題而已。另外,也正因為科學的複雜性,讓我相信讀理工科不必然會染上以化約觀點看待世界整體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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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當然,能欣賞科學複雜性的前提是了解科學並非「我來、我見、我征服」那麼簡單的邏輯。其實,以化約方式研究,並不代表研究之後不能再以整體觀點關照世界。就像醫師開刀時會以布遮住身體,留下必須處理的位置;但是開完刀後,醫師還是得照護病人這個整體。

至於更難理解科學的感覺,至少就我個人唸到碩士班的經驗,指的是,台灣的科學教育,似乎總讓我們以為自然界,就等於課本中所提到的科學理論所描述的那般。然而科學史中的案例,卻不斷指出人類歷來對世界的不同理解。這些案例甚至進一步質問,每個時代到底是哪些人從事科學研究?他們(很少她們)熱切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是什麼?案例帶出來諸多問題,很難不讓自己聯想當代科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學生都不否認,科學知識具有不斷修正的特質。也相信自己所使用的科學課本,未來一定會有修訂新版。不過,光是這點體認,並無法讓學生進一步思考科學知識具有暫時性這樣深刻的哲學問題。更可惜的是,這些非科學技術性的思考,往往只能在公開演講時博得重視,但是現實上卻往往落得「我不考故我不在」或者「考試不考、老師不教」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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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認識之邊界問題入門精選

缺乏歷史、社會或知識脈絡的科學,讓我們在學習科學的歷程當中,常將科學觀與科學知識混為一談。這個混淆,使得大部分的學生都無法清楚明瞭,當我們提到「科學」時,究竟指哪各層次?

「科學」若指科學知識,各位一定能默背出許多科學事實、理論、定律或公式。不過若提到科學宇宙觀呢?各位是否想過自己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或者,是否清楚自覺自己受到科學宇宙觀的強大影響?請先看看以下的是非題,猜猜答案會是什麼?

  •   1. 我們所在的宇宙是唯一的宇宙
  •   2. 在宇宙中,地球極小,且「未」居中央
  •   3. 科學教科書裡寫的大部分都正確

我想,這如果是考題,大部份的讀者都應該回答「○」。為什麼?很清楚地,這就是我所謂的科學宇宙觀,我們對於大自然的認識,基本上都是藉由科學概念來描述。不過,科學宇宙觀不必然是論證嚴謹的科學知識。因為,知識為了傳遞,往往被簡化、直觀化,並且逐漸具有不可否認的確定性,甚至還沾上隱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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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例如,我們從沒親眼「看」過基因,以細胞學的角度,頂多只是看過課本上果蠅染色體照片上的一小段。現在的分子生物學,往微觀層次更進一步。書本中常可看到彩色的DNA序列圖片,附帶說明這小段攜帶訊息的分子是基因。不過,無論基因是什麼,我們都已經把基因這個概念視為生命奧秘之所在,也用來指稱事物的本質或訊息,例如有人發明《漢字基因字典》,甚至有人談起《基因色彩》。

科學宇宙觀雖然提供我們認識世界的架構,或者說觀察世界的角度,甚至掌握世界的某些質性。不過,因為我們已經太熟悉科學宇宙觀,所以經常無法理解我們自己究竟是藉由什麼觀點來思考世界。在台灣的朋友,其實很幸運,我們身邊有許多經驗可以提醒自己,反省這習以為常的觀點。大家不陌生的中醫或武俠小說(電影),其實就是最好的範例。一般而言,我們很習慣以西醫的理論,即注重結構與功能的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病理學等等方式理解身體。因此,當我們生病時大多以西方醫學的方式來賦予「不舒服」意義,並進行治療。譬如,我們會說流行感冒是因為病毒感染,不必吃抗生素;運動跌倒腳踝韌帶受傷,須立即冰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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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認識之邊界問題入門精選

乃至小朋友健康衛生口訣,洗手需「濕搓沖捧擦」,燒燙傷則要謹遵「沖脫泡蓋送」等。除了西醫的概念語言之外,我們同時也用中醫的方式理解,並照顧身體。例如,長輩常說,生產完坐月子要吃麻油雞,或者看到無精打采的人都會關心地問聲,怎麼「氣色」不好。

可惜台灣的科學教育,並沒提供機會讓我們接觸,甚至進一步比較科學與其他文化體系思惟方式之間的異同。直到最近,在大專院校或社會中,我們還是能很輕易地可以碰到許許多多的朋友,無法忘卻中學科學課的考試經驗。不愉快的記憶,讓這些人一但離開學校,便急於與科學揮手道別!反正只要會用iPad、iPod、iphone、會開車;可以上網購物、聊天、下載檔案、查資料等等不就是過著科技新生活了嗎?

科技時代台灣卻仍出現「王老師末日預言」,是我們的社會「理盲又濫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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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沒錯,當代的確是科技時代。我們身邊充滿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不過,各位是否也發現,科技時代卻也同時出現各式「老師」、「生命導師」甚至「神棍」?真的只是我們的社會「理盲又濫情」嗎?或者因為我們的科學教育,或科普教育失敗,導致國民缺乏科學素養?又或者,是因為我們的科學教育實施得「太成功」?以至於沒辦法放進套裝標準裡的經驗只好訴諸其他權威?譬如,科學教育中談論「科學態度」時,是把「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視為具有科學態度的行為表徵之一。不過,並非世間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在時間序上「若p則q」這樣的因果關係解釋。如果認為科學的因果推論可以用來理解世間所有事,那這種科學教育反而更不科學。因為,以為世界只能依賴上述因果關係理解的學生,一旦在現實中發現有些時候並不是「有input就會產生預期的output」時,那麼他們是否就會對科學產生懷疑?結果難保不會把他們推往「不科學」的陣營,尋找那些無論如何都可以提供解釋與意義的生命導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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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認識之邊界問題入門精選

當然每一世代都有自己不同的任務。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等物質與非物質因素交纏的複雜情況更勝以往。科學教育有其遠景、使命、目的與重點範圍。可是,我們渴望能有機會更全面地了解「科學與技術」的特性。這時,科學與技術史,或許可以被期待是那個能跨越學科分類障礙,解決科學教育難題的幫手之一。我們也可以看到,科教界並非沒有努力,部分科學教育研究者積極研究科學史融入科學教育的影響。不過,融入什麼?如何融入?卻一直都是待解的難題。

不過,關於科技史或許有幾點可以先澄清一下。研究科學或技術發展歷史,並不在典藏「光榮」的過去,也不在傳誦科學的進步神話。我們希望透過歷史研究,提供具有歷史洞識的反省案例,作為定位未來的參考。最簡單的說法,可以如下:研究科技史至少要能讓我們了解當代文明中,最具形塑社會力量的知識體系的特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科學論證與駁斥習慣已逐漸成為決策過程的重要理性基礎。在民主的社會中,科學家與技術專家,早就以專業人員的身分涉入許許多多的政策決定。二戰中的原子彈,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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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與跨領域學習:科學、歷史與科學史的可能關係

衛星發展、疫苗發展、生物科技產業乃至防災研究等等,都可見科技人員的身影。科學與技術實在太過重要,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對它多付出一些關心。

科技史教育或普及可發揮之處或許有二。首先,科技史著重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科技史中的案例能夠提供學生了解現代科學實際操作的方法,讓讀者「感受到」科學發展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另外,特別是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說,科技史的內容比起一般史,更貼近專業,學生或許更容易親近。其次,教師可以把科技史放在文化史或通史的架構下講授。例如,美國現代史若談到交通發展,可以從引擎、車輛、經濟、貿易、政治談到軍事發展。如此一來,主修科技的學生便能透過科技產品形塑社會的過程,掌握到什麼是歷史與科技的關係。

最後一點想法,對於習慣以系所分類知識的學生,若有意進行跨領域溝通,應該下點基本功。首先自己專業的掌握當然是前提,其次才是大致了解對話學科特殊的方法學、認識論以及發展史。若能如此,認識世界的整體性與系所選擇,就不會有太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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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介入議題認識精選

公民參與/介入議題認識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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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風險與公民參與

科技、風險與公民參與

作者: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區發生芮氏規模九級的強震,引發海嘯襲擊,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慘劇,並損壞核能電廠的冷卻系統,引起爆炸與輻射外洩,迫使數十萬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損失至今難以估計。這個重大的複合性災難顯示,科技系統的失控或失敗,會嚴重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文明發展。

不過,日益倚賴科技發展的人類,似乎已經沒有辦法放棄科技工業文明所帶來的便利與舒適,檢視我們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與科技發明、工業製造、消費使用息息相關,科技發展程度越高,各種體系之間的依賴關係也越形複雜。但科技發展如同雙面刃,往往只能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例如建水庫解決用水需求、發展核電解決用電需求),卻無法解決自己帶來的問題(水庫對生態的破壞、核安與核廢爭議),科技帶來的福祉總與風險相隨,成為人類今日文明發展最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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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介入議題認識精選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認為,與其他時期的文明相較,科技在人類當代歷史變遷扮演重要角色,但科技的發明卻帶來一種在根本與性質上不同於以往的新型態風險,而人類對於這種風險的評估與分類,多交由科學家與技術機構來掌握。不過,科技快速發展與更新常常帶來不可測的風險,而科學知識並沒有時間好好發展回應層出不窮的「未知」,這使得現代社會面對風險必須思考許多科學「不確定性」的議題(汪浩譯,2004)。如同福島的核災教訓一般,事故未發生前的「科學」計算(災難發生比例),無法準確預測災難後果。可以預見的是,在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地球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的今日,復以人類運用科技工具的能力增強,新型態的風險問題將越演越烈。而仰賴趨向單一專業化、分工化、系統依賴化、工具化、數量化及黑箱化的現代科技,更無法真正解決日趨複雜的科技風險問題(林崇熙,2009)。面對新興風險的威脅,我們需要重整不同知識系統對於風險的認識,透過跨領域的研究、合作與思考激盪,才能更為精準地掌握當代科技發展路徑與風險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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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風險與公民參與

以我長期關注的高科技製造業(如半導體、光電產業)發展所引起的環境風險為例,雖然政府與廠商一再表示高科技電子業為無煙囪的乾淨製造,但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電子製造業所造成的環境與健康危害,並不亞於傳統的製造業。高科技產業所奉行的摩爾定律預言了18個月到2年為週期的科技倍速成長, 1快速創新成為產業界中競爭生存的鐵律,但此生產邏輯卻對現有的科技決策與風險評估產生莫大的挑戰。前IBM所聘之職病專家Dr. Myron Harrison說明問題所在,在此定律下,電子大廠會在製程中快速引進上千種新興化學物質,任何想要在短時間內檢視這些所有物質毒性的意圖,都注定是膚淺而沒有價值的 (doomed to be superficial and of little value)(Byster and Smith, 2006: 207)。一些研究顯示,電子產品製程中使用大量化學物質,對勞工與環境安全有重大影響,也進一步引發環境不正義問題(Pellow and Park, 2002; Chang, Chiu, and Tu, 2006)。


1 摩爾定律是指一片尺寸相同IC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因製程技術的提升,每18個月到2年便會增加一倍;由於晶片的容量是以電晶體 (Transistor) 的數量多寡來計算,電晶體愈多則晶片執行運算的速度愈快,亦表示生產技術愈趨高明。英代爾公司 (Intel Cooperation, 2009) 網站上對此定律有詳細的資料呈現,並強調追隨此定律的自豪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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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介入議題認識精選

從電子業的全球佈局看來,美日與部分西歐國家掌握了研發中心與銷售通路,東歐、亞洲、中南美等國家從事主要的製造、組裝與廢棄物處理,產業發展對地方的環境影響大不相同。這個全球化發展趨勢,重新塑造社會的風險分配,也不斷改變人們對於風險的認知與判斷,風險評估不再只是純然的科學事業,而須放在社會脈絡中檢視。以電子廢棄物問題為例,2002年巴塞爾行動網與矽谷毒物聯盟出版的「傷害輸出」(Exporting Harm)報告指出,貧窮區域在電子產品回收、再利用口號下,成為電子垃圾的末端接收者,而大量毒性物質則跟隨廢電腦滲入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開發中國家,形成當地環境與人民健康嚴重的負擔。電子廢棄物越境移轉的環境不正義問題,在怵目驚心的影像播放中引起廣泛討論,並促成爾後歐盟環保指令的發展以及聯合國相關規範計畫的制定。

而在臺灣,高科技園區不斷的擴建發展,引發與農田搶水搶地的爭議,犧牲弱勢的農民,污染相對邊陲的農村。例如,2009年中部科學園區(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環評審查,引發彰化、雲林兩縣蚵農到環保署丟蚵殼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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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來中科三期環評爭議,引發農民與環保署在行政法院長達五年以上的攻防(杜文苓,2010):桃園縣龍潭鄉的友達、華映兩家面板廠排放廢水到霄裡溪長達七、八年,居民控訴原本被用於飲水灌溉的甲級水體遭受嚴重污染,新埔鎮民更喝了多年廢水(杜文苓,2009;杜文苓、李翰林,2011),這些在地的環境風險課題,使全台土地正義的呼喊至今不歇。

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看出,不論是國際或台灣的高科技風險課題,都無法只仰賴一個領域的專業來解決。國際因應電子毒物危害的課題,結合了哲學、化學、公衛、職病、法律、環境工程、社會學與政策研究學者,並進行了無數次的公民參與、公眾審議,討論出進步的環境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與延伸生產者責任,並成為歐盟相關環境規範(如REACH、RoHS and WEEE)制訂的主要法理基礎。而在台灣,類似的案例如前RCA員工的集體訴訟,因傳統的資料蒐集與研究論述容易導向特定因果關係證明不足的解釋,促使學界、NGOs、與法律實務界進行跨界合作,結合口述歷史、影像傳播、法律、醫療、公衛、哲學、社會學與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等專業,當然,也還有受害工人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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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重新收集RCA員工的受害證據,嘗試挑戰法界固守的因果關係認定,使新的法律見解與未來相關制度開展得以可能。讀者可以進一步參閱2011年4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科技、醫療與社會(STM)」期刊,看看來自不同領域學者對於RCA法律訴訟的精彩分析與貢獻。

高科技污染風險的相關研究,促使我近年來從環境社會研究領域,跨足到科技與社會(STS)與審議民主等政策研究領域。STS研究的觀點,批評傳統技術理性決策模型,主張科技與社會是相互形塑與相互建構,認為普遍原則與去社會脈絡化的科學實作所得到的知識,只能呈現完整事實的一部份。許多STS研究者指出,更多的科學研究並無法確保科技風險爭議的解決(Fischer, 2004),而奠基在觀察經驗基礎的常民知識,對於風險的判斷與認知,有時更具參考價值(Wynne, 1996)。2


2 Wynne(1987)研究英國北部的輻射羊爭議案例指出,科學家著眼於標準化的科學實驗,低估牧羊人豐富的在地知識,導致錯誤的風險評估,批評科學研究輕忽研究對象與環境差異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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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風險與公民參與

STS的批判論點提醒我們公民參與科技決策的重要性,民眾的參與不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檢視修正科技主義工具理性的盲點,具有實質的貢獻(Barber & Bartlett, 2005)。許多學者因而強調,科技政策必須建立在公共討論的基礎上(Wynne, 2001;周桂田,2005)。Jasanoff(1990)也批判傳統僅與科學社群建立緊密連結的技術官僚決策模式,認為民主與技術官僚決策模式的平衡才能使科學或政策的參與者產生「建設性的對話」。

一些研究顯示,良好的公民審議會議可以促進多元對話,避免科技專業壟斷(Fischer, 2003;Barber & Bartlett, 2005;廖錦桂、王興中,2007)。公民審議模式或有差異,但創造一個可以促進共善公利的參與討論空間與制度設計,能協助釐清風險問題與社會價值的排序,為其重要原則。而晚近發展出的許多「參與式」、「審議式」的科技評估,則強調透過科學、一般公眾、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打破科學與公眾審議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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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我有機會參與多場台灣審議民主會議的策劃與主持,深深感到公民審議的力量。例如,宜蘭社區大學舉辦的竹科宜蘭基地設置問題公民會議,其議程結構安排使不同立場的公民可以就事論事,清楚而具體的闡述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想法。在這樣的場域中,不同的環境、科技風險認知被呈現、討論,而嚴謹結構的議程安排與訓練有素的主持人角色,使參與公民必須在議題討論中不斷聚焦,為共識或非共識結論的生產而努力,最後形成細緻深入的議題闡述與具體的政策建議(杜文苓,2007)。而2010年「核廢核從」公民審議會議也提供類似的經驗,公民透過反覆討論思辨所提出的質問,呈現與科技官僚(強調數字、科技理性處理低放核廢風險)不同的關懷層面與價值想像。當技術官僚以量化的測值強調低放輻射風險很低,公民質疑三百年的核廢儲存場在使用壽命與管理上的持久度,以及技術上的科學不確定與未知。當政府官員強調資訊透明,公民提醒,透明不在於上網公開的資訊,而是決策過程、討論各項參數的參與以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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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審議民主的實驗與實踐,使我們看到不同知識系統對於風險詮釋的歧異,以及處理風險爭議的治理新典範。如前所述,欲解決風險爭議,不在於端出更多的專家或更好的科學,科技既是特定社會脈絡下的產物,是由不同的社會力所形塑,那麼便不應該由少數專業者判斷決定,公民有權且有責參與公共政策的擬定,甚至科技社會中技術的研發與設計,這是科技社會中重要的民主課題。而好的公民審議制度設計將有助於促進不同價值、不同「專業」知識的對話與溝通,為創造更好的知識,更豐富的政策內涵與更好的民主實踐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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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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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技術專家政治論─剖析台灣環境評估制度之缺失

傲慢的技術專家政治論─剖析台灣環境評估制度之缺失

作者:詹詒絜|歐盟Erusmus Mundus計畫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碩士生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理事
特約編輯:詹詒絜

前言

解決環境問題論述(problem-solving discourse)為當代環境思想論述(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的其中一環,其意旨在解決環境議題時,我們該採取什麼途徑,其中又細分技術專家政治途徑(technocracy approach)、民主途徑(democracy approach)、自由市場環境主義(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於這三者之中,與台灣環境評估制度最相關的是技術專家政治途徑以及民主途徑。因此,本文將針對這兩項做討論,分析現行的環評制度傾向於何種;邁向更好的環評制度,我們又應該採取那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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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專家政治論釋義

技術專家政治論是一種組織或制度如何被運作的途徑,在這個途徑中,人們通常會根據科技知識和科學數據做決定,尋求高度理性、科學的解決方案,並且決策過程中主要會以專家的看法為意見,或是這些決策需要被專家所認可。技術專家政治論的相反是民主途徑。在此途徑下的制度和組織通常會廣納公民大眾的意見、允許社會大眾參與決策過程、賦予公民團體一定程度的決策權。

技術專家政治論(Technocracy) 民主論(Democracy)
參與 專家、技術官員、政府官僚 專家、技術官員、政府官僚、社會大眾、利害關係人
決策 承上 上述角色共同決定
權力 權力被集中和壟斷 權力分散
解決方案 符合科學理性 符合社會正義
分析層面 科技、工程和經濟層面 科技、工程、經濟外,還需包含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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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技術專家政治論─剖析台灣環境評估制度之缺失

何謂環境評估及其角色?

環境評估意旨針對開發環境行為和方案做一系列其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評估,相關法案最早可追溯1969年,美國建立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此被視為是全球第一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此制度強迫公共決策過程中,必須納入可能對環境產生之影響的種種考量和評估。1994年,台灣通過環境評估法 (簡稱環評法),並規定在採取一個環境開發案子或政策前,必須先執行環境評估。在此可以提出的課題是,究竟台灣的環評制度在整個環境保護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從法理上來看,台灣環評法的法律效力是十分強大的。環評法第十四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此法條顯然意味著在環評審查未通過前,開發單位是「不得」動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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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法條來看,環評法和環評制度的建立是能夠擋下對環境不友善的開發案。此規範相較於美國的環評制度,是十分強而有力的。誠如上述,美國雖然有環境政策法,以及針對環評的一系列法令規範,但在整個政策決定中,環評是被用來「參考」,即環評的結果可供政府參考是否要採取一個案子或政策,卻沒有擋下開發案子的法律效力。因此,台灣環評法的效力相較於美國是強大的,在環境保護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是不利環境開發案的「剋星」。然而,回顧環評制度的建立已有二十年的歷史,至今環評的制度設計仍多有爭議,其所展現的成效也讓國內諸多環境團體紛紛要求政府必須改善現行的環評制度。在此我們不禁要問,環評是在哪一個環節上需要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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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技術專家政治論─剖析台灣環境評估制度之缺失

台灣環評制度

在理解台灣環評制度的缺失之前,我們必須先檢視環評制度設計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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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圖所示,開發單位必須先執行環境評估,並送環境評估審查書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到環評審查委員會進行第一階段的環評審查。若審查書沒有在委員會中通過,則開發單位便不能進行開發,必須提交替代方案或是補齊缺失文件,會產生重大環境影響的開發案則會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在第二階段中,在環評通過前必須召集公開說明會以及聽證會,之後再送交到環保機關,進入審查。如果審查書在第二階段仍沒有通過,開發單位一樣必須提出替代方案,不能執行任何開發行動。

在此一系列的環評制度中,有額外幾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環評成果和審查書是由開發單位提出,意即整個環境評估是由開發單位執行,而非由非政府或非開發單位的第三方執行。其次,在審查環評結果時,環評委員是根據開發單位所提交的審查書進行檢視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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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在此制度下,環評委員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非「主動」地去調查、評估環境影響,這使得台灣整體環評制度在「知識產出」上和「環評公正度」上是非常薄弱的。美國環評制度則相反,環評執行是實際交由環評委員去做,因此相較於台灣的制度,美國的環境評估的過程幾乎不可能有開發單位的介入和作弊,在如此實際去執行環境評估的情況下,環評委員也能接受到比較全面的科學、技術知識。

另外,根據環境評估法第三條,專家學者必須至少佔環評審查委員總額的三分之二,而政府在2008年時修改《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增設「專家會議」。根據此作業要點,專案小組可以視個案的需要,就特定環境議題召開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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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技術專家制度

由上述整個環評制度和流程來看,可以發現台灣的環評制度是偏向技術專家政治論的。

首先,環評委員的篩選過程偏向以學者專家為主,但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名額當中並沒有民間所推薦之專家學者的保障名額,一切篩選皆仍經過政府認定,此延伸出的問題是民間社會大眾難以在環評制度中擁有決策權,而政府容易透過此制度挑選「御用學者」來擔任委員。以中科三期一階環評為例,在環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各種爭議,包含農業用水調度、廢水排放及汙染物標準訂定……等問題。然而,一階環評卻在2006年順利地有條件通過,參與其中的評審委員皆是「官派」的。

中科三期一些環評的通過對台中后里一區產生極大的傷害,目前雖然此案子仍糾纏在官司訴訟中,但一階環評的通過使中科廠商拿到了開發權。即使廠商在開發過程及開發後並沒有遵守當時被規定的條件,但這個開發所造成的污染卻已經存在。因此,環評委員該如何被決定,以及專家學者佔評審委員中的比例,是現行環評制度的第一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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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第二項缺失是只做書面和科學、工程數據的審查,而民間所提供的資料是被排除在外的。誠如上述,環評委員被動式地審查環境評估,他們手上所拿到的資料是開發單位提供,其中不但極有可能作弊的嫌疑及瑕疵,通常也排除針對社會層面影響的評估,例如:人權議題。然而,在此制度下,委員所能掌握的資料十分片面,開發單位提供的資料變成是委員們下判斷的唯一來源。

另外,此制度的形成是建立在極度仰賴專家本身的知識,因此除了專家學者的知識和判斷,其他資訊來源被認為是「不理性」,也不能被採取,如此阻隔了民間提供資料的管道。

然而,在此必須要提出的課題是:這些專家學者既有的知識真的「都」值得信任嗎?這些委員並不一定長期追蹤在地的情況,也不一定是當地居民,對於當地的了解或整個開發行為又可能只是從開發單位提供的環評審查書中得知,因此專家學者既有的知識真的能幫助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嗎?他們真的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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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環評制度的缺失是社會大眾幾乎沒有正式的參與管道及發聲機會。由上述環評制度流程來看,在一階環評時,公聽會和說明會在環評通過時才召開。然而,一階環評通常是個關鍵,若能夠在一階環評將不友善環境的開發案子擋下,便不會出現第二個中科三期。然而,在一階環評通過前幾乎沒有給予社會大眾正式的參與管道和發聲機會,但不可否認的是公民參與在所有的環境開發案子中是必要的。在此筆者提供三個原因:其一,公民能夠提供更多不同視角和資料;其二,當地居民會比專家學者這些外部人更了解當地情況;其三,若環境開發案被允許,其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是由社會大眾和當地居民承受。以三個原因來看,環評程序必須在審查前就召開聽證會和說明會,讓當地居民透徹了解案子,廣納社會大眾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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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健全的環評制度

評審委員的篩選制度和過程、環評審查制度、環評程序,這三者皆顯示整個環評制度是以技術專家政治論為主軸。即使我們看到台灣的環評法是非常具有法律效力,理應能夠擋下無數開發案子,但如此只依賴技術專家學者的傲慢態度確實讓環評的效果大大地降低,讓許多政治力能夠介入。因此,該如何改善環評制度,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的。

對此,筆者認為環評委員的篩選應該要給社會大眾保障名額,或是給民間所推薦的專家學者保障名額,讓社會大眾不僅能夠發聲,同時還能掌握環評審查的決策權。再者,環評審查制度不能只是書面審查,應該賦予委員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實際去執行環境評估,同時也必須廣納民間所提供的資料和知識。最後,在一個案子被提交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當下,聽證會、說明會和公聽會理就應該被召開,而在環評審查的過程中,也必須陸續召開公聽會,使社會大眾能夠追蹤審查過程,達到審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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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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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入門精選

性/別議題入門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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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所孕育之知識:性別與生命科學史

作者: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STM中心

達爾文不僅為西方生物學帶來新理論,也為西方社會帶來新世界觀,影響相當深遠。

自近代以來,生命科學即在西方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達爾文不僅為西方生物學帶來新的理論,也為西方社會帶來新的世界觀並逐漸為世界各地生物學社群與社會所接受,影響相當深遠。二十世紀初當T. H. Morgan提出基因理論時(Theory of the Gene),科學界尚不知基因為何物而議論紛紛,及至二十世紀中期的J. D. Waston與F. Crick提出DNA雙螺旋結構(double helix)的發現之後,儼然為科學重要的里程碑。二十世紀下半期之後,生命科學在人類社會益形重要,生物技術的應用,從製藥到品種改良到生殖科技等等,影響層面廣而深。其中,有關人類之間的差異的生物學知識,是自十九世紀以來重要的辯論焦點之一,且這個辯論在不同時代因社會氛圍與科學知識不同,而展現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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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所孕育之知識:性別與生命科學史

人類之間的差異有幾種,類別與性質不盡相同。其一是性別差異,例如,近代以來生命科學有關男女差異的知識。其次是人種之間的差異,例如,歐洲白人與非洲黑人。第三為社會中不同階層人們的差異(往往與階級差異密不可分),即所謂社會中的優秀份子與社會邊緣份子之別,例如,達爾文表弟F. Galton所很感興趣的天才,或是犯罪人類學關注的罪犯。第四種是性傾向的差異,也就是人們愛戀對象的差異,常見的分類為同性愛與異性愛。在此,我將集中討論性別差異並及性傾向差異。首先要問,為什麼人們要在意科學如何談差異?而此有幾點背景可以交代。首先,西方勢力在近代的興起、帝國主義的擴張,科學知識在此一脈絡中,逐漸有了新的意義。例如,西方白人不但到世界各地蒐集風土自然博物,也好奇人種之間的異同。而異同的問題,往往也涉及族群之間的政治關係,所謂「白人的負擔」即為一例。其次,近代以來,科學在許多方面取代了過去宗教或是社會權威的位置,逐漸成為人類社會許多事物的發言者,也就是說此一趨勢亦仰賴近代新興的科學知識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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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入門精選

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長的西方歷史中,「人」在知識傳統中一直都享有特殊的地位,也就是不將人與其他生物相提並論,因此,當十八世紀發明二名法的林奈將人放入生物分類系統時,還相當引人側目。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雖甚少論及人類,但是也更加深了人類是自然界的一份子、遵循同樣的規則的世界觀。最後,近代史的種種變化,包括工業革命、中產階級的興起、都會化等等,也連帶牽連了性別關係的改變。尤其是當大量女人進入公領域,不僅進入大學,也開始從事許多被視為是原本屬於男人的工作時,人們開始問,男人與女人的差異何在?是否有一種天生自然的差異讓人們可以賴以理解此一性別關係?

以二十一世紀人的文化敏感度,我們會認為上述的許多差異不是單純由生物性造成,而是社會文化的陶塑使然。有關差異的討論,也是先天與後天(nature vs. nurture)的辯論,涉及了特定人們(或是特定群體)的潛能、表現與侷限。然而,差異的指認與歸類,往往隨著特定的歷史脈絡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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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所孕育之知識:性別與生命科學史

例如,我們當代人未必會相信「女人溫柔」、「男人威武」純然是生物特性,而多多少少是社會化的後果。但是,對十九世紀的人而言,女人男人是天性如此,甚至訴諸生物學知識來支持。

當代人未必會相信「女人溫柔」、「男人威武」是生物特性,但十九世紀的人甚至訴諸生物學知識來支持女男天性如此。就性別差異而言,十九世紀西方有許多的醫生科學家主張,女人因其生理特性,幼稚不理性的女人特別適合生育小孩、從事家務工作。最典型的代表是主張女人因為有子宮,所以若從事智性活動,使用大腦,將會使得子宮的能量不足,而危及其生育功能與身體健康。在同一套知識中,也有所謂非洲黑人智力較低、幼稚,因此未能發展出如西方的文明社會。而此,一般稱為生物決定論。生物決定論的特性在於它將社會秩序的根源歸諸於自然秩序,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同樣都受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支配。此外,生物決定論還認為,遵循自然的安排是最佳的選擇,如此一來其社會暗示相當明顯,尤其是有關女性的教育機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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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結論是,生物決定論並不鼓勵女性進入高等教育或是從事被視為困難耗能的知識追求活動。隨著生命科學的進展,談論差異的知識內容也有所不同。十九世紀討論子宮月經,二十世紀則是基因、賀爾蒙與大腦。

針對生物決定論的說法,歷來有許多的批判,包括女性主義者。他們指出生物決定論不僅在知識論證上不足,同時也合理化與自然化(naturalize)不平等關係的存在。性別不平等被歸諸於男女(或雌雄)的生物或生理差異。而在族群關係上,它也成為正當化歐洲殖民主義的的說法之一(其他還包括基督教的傳教說法)。人們也指出,這些所謂的差異其實是在區分優劣,簡言之,非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者就是較差,因此也沒資格享有對等的資源與權利。

生物差異的社會意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也就是說,要瞭解差異如何與某些社會安排產生關連。例如,上述的女人的教育機會,或是晚近天生同志與婚姻人權的談法。第二波婦女運動主要的努力之一,即是在於「基於差異的平等」,也就是說,即使男女有生物性的差異,並不足以據此將女人排除於教育與職場之外。這是體認差異但鼓吹平等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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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所孕育之知識:性別與生命科學史

但是,也有人是基於差異,主張提供不同的對待方式,例如,二十世紀下半以來的腦科學,其中有關男女在各種能力上所謂的差異,常被用以鼓吹某種教育理念(如《腦內乾坤》這一本在西方被忽略,但卻在台灣被某些群體奉為圭臬的書)。

天主教為主的基本教義派,多主張同志是後天造成,可以被「矯正」;圖為2009年臺灣同志大遊行時的標語。不過,同樣是談論差異,有關同志科學的議題,有相當特殊的變奏。1990年代有幾個科學研究團隊分別以基因、大腦研究,企圖尋找人類性傾向的基因,或是比較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的大腦結構差異。在性傾向基因的研究上,大眾媒體將此研究誇大為科學家尋獲「同志基因」,引起許多的爭議。人們的質疑之一是,性傾向是否真的有生物基礎?真的是天生的嗎?(如果說是自主選擇的,有什麼不好嗎?)其二是,人類性傾向真的可以如此截然二分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嗎?如果真的如科幻小說般找出此一基因,人類社會中既有的不正義會不會變本加厲?疑似同志的胎兒會不會因此被篩選掉?就像羊膜穿刺之於許多女性胎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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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科學家Dean Hamer的辯護是,如果科學可以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那麼將可使同志族群「正常化」,他們的人權也可進一步獲得正當性。此一立場是許多同志運動團體的立場,也是美國藝人Lady Gaga的Born this Way之所以在全球各地深獲歡迎的背景之一。相對之下,世界各地以天主教為主的基本教義派,大多主張同志是後天造成的,走入此途者若非可憐就是可鄙,也因此可以被「矯正」。2011年台灣出現了一個號稱尊重同志但反對性別教育納入同志教育的真愛聯盟,其所持的立場,正是這個天主教基本教義派的個人道德缺失立場。翻閱歷史中醫療文獻,可見許多企圖矯正同志的醫療(aversion therapy),但是治療成效相當低。一份文獻甚至指出,能夠被矯正的,大多是雙性戀者。

在這個爭議的脈絡之下,同志科學的政治性比起十九世紀的性別生物差異性,是一種新的變奏。過去女性主義者所批評的生物決定論,大多來自於保守科學家(通常是男性),而在同志科學的例子上,科學知識生產者中,有許多是同志運動的支持者與同路人,可以說是一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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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所孕育之知識:性別與生命科學史

另一個翻轉,且與前述關係密切,是此一知識的政治性,它成為同志族群爭取權利的潛在武器(相對於過去,性別的生物決定論往往為既有社會關係所利用)。而二十世紀下半期以來的各種民權運動,促使人類性傾向的議題有了新的問題與面貌,科學在此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顯然與一世紀之前大逕相庭。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問,為什麼需要這個生物基礎?難道人類社會對於差異的包容性是如此脆弱?

1980年代後,在公衛醫療領域中,有所謂的性別醫學(gender specific medicine),主要關注各種疾病的發生率與存活率、藥物劑量在性別方面的差異。這個趨勢的起點之一,乃是婦女健康運動對於醫學研究的批評。她們指出醫學研究,除了生殖醫學之外,往往以男性的生理為模型,而忽略女性生理可能的差異。例如,藥效的研究,在上市之前的人體試驗,往往基於女性有月經週期,而略過女性的人體試驗,因而藥物劑量呈現「性別盲」的狀態。許多女性特有的疾病也未得到應有的研究,例如,女人的心臟病在過去很容易被忽略而未能及早辨識出警訊下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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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疾病是因婦女主動要求,才開始出現較有規模的研究,例如乳癌病友團體運動所鼓吹的乳癌研究。此一新的性別生理差異,與過去的差異是否相同?表面上看起來,生理的特性似乎獨立於社會之外。然而,以疾病為例,我們還是可以問:除了生理特性之外,人們的各種社會處境如何與之交互作用?此外,從性別醫學的主要人物來看,性別醫學的趨勢最終是朝向個人化的醫療(personal medicine)。在醫療產業以資本主義方式運作的時代中,性別醫療的社會意涵為何?也值得注意。

以上的這些討論,涉及了許多領域的知識生產,包括生命科學、科學史、醫療史及女性主義政治。其核心的議題是,科學知識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啟蒙思想家們樂觀地認為科學能為人類帶來完美的社會,二十世紀二次世界戰後,人們對於科學有相當嚴厲的批評與反思。從性別與生命科學的例子看來,我們看待科學雖不能太天真樂觀,也不能將其視為必然保守,科學知識的政治性可說隨著歷史條件而變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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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婦女研究的神秘面紗

揭開婦女研究的神秘面紗

作  者:戴宇呈 | (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
責任編輯:賴翊瑄|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2009年當我決定來美國攻讀婦女研究學位時,親朋好友總是一臉狐疑、不知道這個領域是什麼東東;有阿姨問我:「這個念完以後要從事男女諮商嗎?」有的人不解「婦女」有什麼好研究的?有的人認為女性主義就只是關於性別平權。有的人覺得我念這個以後會嫁不出去。有的人說這個領域是造成社會分裂不安的因素之一,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個歧視男人的科系。有的人說在台灣社會男女已經很平等了,有必要念這個領域嗎?其實這些疑問在美國一樣的普遍。記得有一個男醫生,知道我念婦女研究、便語帶諷刺地開玩笑說:「喔!我這輩子應該都無法念婦女研究,因為我這輩子都搞不懂女人」-婦女研究對他而言,只是個人層面的男女關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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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家最關心的是畢業以後找的到工作嗎?關於這點,我就真的不知道了;確實是不容易找工作,但我還是不後悔我當初的選擇-因為在過去五年的學習訓練、以及教課的過程中,我學到太多太多了。而且就我主觀感受而言,婦女研究比我大學的兩個主修[i]來的有趣多了-我很確定這是我想要繼續研究的領域。

那究竟我在美國五年攻讀婦女研究碩士博士到底在學些什麼呢?美國婦女研究這個科系是60、70、80年代婦女運動下的產物,其設立目的為打破以男性為研究主體的父權學術傳統;一方面讓女性可以進入學術研究、成為研究者,另一方面重新正視女性在歷史社會文化上的種種貢獻、與被邊緣化的事實(如:將女性的壓迫架構在各種社會的機制上-像是法律、文化、經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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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研究只關心女人?

現在的婦女研究涵蓋的議題已變得更廣了,像是我們的系在前幾年從Women’s Studies 改名為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反映了「婦女」並非唯一的焦點。除了性別之外,我們也關心種族、性傾向、階級、國籍、宗教、殖民等等。我們的研究對象並非只是女人、而是更廣的包含了其他的弱勢族群,並探討特定社會文化架構中的各種權力關係和壓迫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

事實上,真正符合我們研究內容的科系名應該叫做 “Feminist Studies" (女性主義研究),而非婦女研究。我曾問過系主任為什麼我們不改成這個名字、而只是多加了"gender and sexuality"? 她回答說:「因為直接叫『女性主義研究』政治意圖太強烈,會比較難得到學校其他科系、或是上級的支持,可能會影響到系上的補助。」雖然基於學術資源與政治的考量,系上只能選擇將系名、改成比較不具威脅性的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但其實我們主要學的以及研究的、就是女性主義思想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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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是什麼?

如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想,它主要是從階級對立的概念切入社會結構;女性主義也是一種思想,以女性為主延伸至其它受壓迫者的角度、理解這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進而探討性別、種族、性向、階級、國籍、宗教等等其他身份認同,如何共同型塑「性別 (gender)」這個概念。而女性主義的目的,並非只是要達到性別平權、還包含其他面向的社會正義:例如,消除種族歧視、縮小貧富差異、正視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土地的掠奪、環境正義等等。對於女性主義思想而言,只要有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族群仍是被壓迫的,這個社會就無法達到公平正義。因為女性的解放,必須同時來自其他族群的解放才有辦法達成;比方說,如果種族歧視仍然存在,有色女人(women of color)仍會因為她們的種族而受到壓迫。

現在的女性主義透過「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這個概念的發展,已深刻了解到任何女人的生命經驗從來都不是只由性別單一決定的,因為一個女人的經驗,會受到她特定的種族、階級、國籍等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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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即便女印傭及其女僱主都是女人,但在台灣的環境中,她們兩個經歷的生活可能大相徑庭:相較於她的台灣中產階級女僱主而言,女印傭比較可能因為她的國家、階級和膚色,而在台灣受到歧視、甚至被女僱主歧視。因此女性主義想像中的女性解放,是遠大於性別平權的。

另外,雖然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有一定的核心關懷,但女性主義並非單一的概念;女性主義有各種流派-像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色女人女性主義、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而有色女人女性主義 (women of color feminism)之中,又有黑人女性主義、支加那(Chicana)女性主義、亞裔女性主義、原住民女性主義、拉丁美洲裔(Latina)女性主義等;每一個支派的女性主義對於女性被壓迫的原因、會有不同的見解,不同流派也會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因此我們會說,女性主義總是以「複數」的形式存在 (feminism in pl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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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沒有用?

婦女研究這個領域所學的主要是女性主義思想,它可以運用的範圍非常之廣,因此我們所學的內容包山包海:例如,法律、哲學、文學、歷史、經濟、視覺文化、流行文化、戲劇電影、精神分析等等。女性主義是一種分析的角度,而非專屬於某一類的文本或例子;女性主義是可以拿來分析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比方說我在教課時,曾問過學生為什麼美國女生的褲子size有分00、0、1、3、5…,但男生的褲子只有XS、S、M、或26腰、27腰兩種分法,卻沒有分00 0?而且究竟為什麼size會有0或00號-難道這是個不存在的人嗎?學生通常可以從衣服的特殊尺碼,連接到社會中對於性別的雙重標準:男人總希望女人越瘦越好、腰越細越好,但反之對男人卻沒有這種對於「小」的要求。

因此,女性主義絕非一個抽象離生活遙遠的東西,而是和生活緊密相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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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研究是個極為跨領域的領域-它往往是以一個橫切面的的角度、連結看似不相關的事物,再往縱向的方向深入探討各種壓迫機制。女性主義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社會的問題,及想像另一種社會運作的可能。以實際的賺錢角度而言,女性主義相對於科學或商業領域可能是沒用的;但從作為一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及人和社會的關係而言,女性主義是很實用的。

婦女研究訓練的四種能力

我認為婦女研究這個領域,主要是在訓練學生四種能力:批判力、想像力、創造力、行動力。透過女性主義的分析架構,學生能夠俱有獨立批判的能力分析社會問題,進而理解是什麼樣的壓迫機制的相互作用、而產生這樣的問題。另外,婦女研究科系也在訓練和激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因為如果無法想像、一個超越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架構的可能,那我們永遠不可能往一個更平等正義的方向前進;沒有想像力,只會讓我們在分析完社會問題後、感到無力絕望,然後回到「沒辦法啦!事情就是這樣,不可能改變啦!」的消極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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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婦女研究非常強調行動力-也就是如何結合所學的女性主義概念、來幫助自己所在的社群以及其他的族群;但究竟要如何落實這個行動力,仍要依賴創造力與想像力。有的人選擇發起社會運動、有的透過藝術創作來喚起大家的注意、有的人選擇做義工、有的人選擇組成非營利組織等等。而我選擇了教育。我希望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影響更多的人來關心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一起往社會正義的方向努力;即使我的領域和夢想,仍無法在現今社會轉換成實際的金錢價值,但不代表這樣的專業訓練是沒有價值的。只要有人存在的一天,有人關心如何從公平正義的角度、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女性主義就有其存在與推廣的意義。我也希望妳/你可以把對女性主義的偏見擺在一旁,試圖去理解這個領域的真正內涵。而我,也會努力往女性主義「在地化」和「生活化」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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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男子漢?

「堅強」的男子漢?

特約編輯:曾郁蓁|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特約作者:鄭旭博|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編按:在性別界線漸趨模糊的現代社會中,因性別而起的歧視或霸凌卻還是層出不窮。厭惡與歧視同性戀的行為,稱為恐同行為,它充斥在我們周圍、甚至成為主流媒體意識。性向是一種個人特質,但大眾對特定性向的恐懼或排斥,到底是從何而起?

2000年,一名國中學生葉永鋕因為「太女性化」在校園中備受欺負,最後被發現在廁所中倒臥血泊,送醫不治。十一年後,鷺江國中楊姓同學因為長期受同學嘲笑「娘娘腔」,選擇跳樓結束生命,留下遺書:「即使消失會讓大家傷心,卻是短暫的,一定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這是人性。」。陰柔氣質男性受霸凌的案例層出不窮,強調要做個「男子漢」社會氛圍可能反而是讓玫瑰少年們難以生存下去的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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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同性戀跟娘娘腔根本沒有絕對的關係,但是在一個性別角色僵化的社會中,要當個男子漢的第一步,就是證明自己是異性戀。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人們都渴望受到所屬團體的認同,為了取得團體認同,人們會嚴遵團體規範、甚至攻擊違反團體規範的人(Brown, 2000)。Hall跟La France(2012)就發現,相較於男女混合團體以及全女性團體,當男性身處於全男性團體中,會更常使用一些負面的恐同語彙,例如「Gay砲」、「屁精」等,也更加重視自己的異性戀身份。也就是說,透過嘲笑、咒罵想像中的男同志,才能讓男性在同儕之間更確認自己的陽剛氣質與自我認同。

或許有人會說,一群男生之間嘴砲嘴砲似乎是沒什麼大不了的,而且男子漢才是撐起這個社會的中堅分子,想與之看齊也很正常。但目睹隔壁發生家暴事件,身為男子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理所當然吧?事實並非總是如此,在性別刻版印象的影響之下,只有異性戀關係中的受暴女性才享有這樣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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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男子漢?

Wellman跟McCoy(2013)給男性看傳統性別角色的廣告(像是男性運動飲料廣告,或是女性好神拖廣告),激發他們的傳統性別角色概念,受激發的男性們如果看到隔壁的女人受到男友暴力對待,會願意出手相助。但如果住隔壁的是一對男同性戀,其中一位被另一位家暴。受試者只會覺得:「應該不太嚴重、還是不要管閒事比較好、搞不好是被打那位的錯也說不定?!」也就是說,男性維持陽剛氣質,事實上並不會讓社會成為見義勇為,互助互惠的美好社會,由於陽剛氣質而獲益的人其實有限。

許多人主觀上認定自己對同性戀沒有偏見,自然也不會做出傷害同性戀的事。但研究發現,即使受試者自陳沒有偏見,對男同性戀有歧視行為還是存在。Talley和Bettencourt(2008)邀請男性參加雙人配對的機智問答,要是虛擬的答題者(受試者不知道對方是虛擬的)答錯的話,受試者可以任意給予五種強度的噪音。結果發現,如果在機智問答前告訴受試者,他的男性化測驗分數遠低於其他男性,即便是對男同性戀沒有偏見的男性,之後都會給同性戀的答題者更強大的噪音(相較於他給異性戀答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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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研究告訴我們,即使對男同性戀沒有偏見,但如果被嘲笑不夠陽剛時,還是很有可能為了維持自己的「男子漢」定位,而歧視男同性戀。

常常聽到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要當個「男子漢」,但其實男子氣概不但難以維持、容易受到挑戰、而且因男子氣概獲益的人也有限。此外,需要去鄙視同志或娘娘腔,才能維持的形象,也壓抑了許多男性的情感成長。也就是說,在僵化的性別刻版印象下,不只是備受霸凌的陰柔男生才是受害者,就連「男子漢」們也正身受其害。

在2013年10月於台北舉辦的第十一屆同志大遊行,這次的主題為「看見同性戀2.0:正視性難民,鬥陣來相挺」。其中性難民,指的是因為社會上對「性」的觀感而遭壓迫的人們。這些性難民,絕對不是只有平日倍受另眼相待的同志、或在父權社會中苦惱自我認同的女性,兢兢業業地維持著男子氣概的所有男性們,不也正是受到僵化性別刻版印象壓迫的性難民嗎?接受每個人的多元樣貌,可以多認識自己和別人一點,絕對是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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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男子漢?

參考資料

  • 同志大遊行
  • Brown, R. (2000).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745–778.
  • Hall, J. A., & La France, B. H. (2012). How context matters: predicting men’s homophobic slang us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162-180.
  • Talley, A. E., & Bettencourt, B. A. (2008). Evaluations and aggression directed at gay male target: therole of threat and antigay prejudi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 647-683.
  • Wellman, J. D., & McCoy, S. K. (2013). Walking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exam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in sexual prejudice.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No Pagination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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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議題入門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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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失智症現況簡介

台灣的失智症現況簡介

特約作者:曾郁蓁|紐約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特約編輯:曾郁蓁

關於教育程度越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越高此現象,可能與生活習慣或日常作業的認知複雜度有關,但目前還有待後續研究來釐清。而抽菸與和身體質量指數與失智症的關係皆非線性,少量抽菸較不容易罹患失智,但大量抽菸卻反而大幅增加失智風險;身體質量指數則是過高或過低都會增加罹患失智的風險。

在急速老化的台灣社會,失智症的在地型態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因為盛行率、醫療取向、危險因子等等都會根據地域不同而有所差異。過去有許多台灣的臨床工作者作過台灣的失智症研究。

失智,不只遺忘更有危險

在失智症病人中,目前台灣人數最多的是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ease)患者,約占一半以上,血管型失智症(vascular dementia)患者則次之,占20%到25%之間,這個次序與國外研究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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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據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台灣的失智症盛行率在1.1%到4.3%之間,顯著地較歐美的已開發國家的5%到10%低(Fuh & Wang, 2008)。而大陸、日本與印度等亞洲國家的盛行率也與台灣較類似。

對於這種盛行率的差異,陳人豪、林坤霈、程蘊菁(2009)整理出四種可能的解釋:

  • 一、台灣的老年人口相對較年輕,以65到75歲人口為主。
  • 二、台灣失智症患者在確診後的存活期較歐美國家短、死亡率較高,因此盛行率較不會累積。
  • 三、因為其高複雜性,失智症不容易被發現與診斷。
  • 四、基因差異,例如過去研究發現APOEe4 allele這個基因與阿茲海默症有穩定且顯著的相關,而台灣有這個基因的人數較西方國家少,也可能是台灣失智症盛行率較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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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失智症現況簡介

此外,傅中玲與王署君(2008)還提出另外兩個可能的解釋:

  • 一、台灣地區的老人通常日常生活較為單調而沒有大量家務或工作的要求,故不容易發現其認知功能的衰退。
  • 二、根據一篇針對日本文化對失智症診斷的研究(Ross et al., 1997)中指出,亞洲文化中長幼有序、尊重長輩的倫理概念與老化會伴隨著記憶力大幅衰退的刻板印象,可能會導致家人對於長者的認知或記憶力衰退沒有警覺性,從而減少早期發現的機會。

然而傅中玲與王署君(2008)也指出,過去研究發現台灣的失智症患者在確診時的病況並沒有顯著地比美國患者嚴重,因此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支持上述的文化差異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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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險因子的部分,根據陳人豪、林坤霈與程蘊菁(2009)的回顧文章所整理出的危險因子有:基因、年齡、性別、身體活動量、抽菸、藥物、教育程度、酒精消耗量、共病(comorbidity)、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與環境因素。其中台灣地區有相關研究支持其關聯的是年齡、教育、抽菸與身體質量指數(Fuh & Wang, 2008)。年齡與失智症的盛行率呈現正相關,而教育程度則反之。關於教育程度越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越高此現象,可能與生活習慣或日常作業的認知複雜度有關,但目前還有待後續研究來釐清。

而抽菸與和身體質量指數與失智症的關係皆非線性,少量抽菸較不容易罹患失智,但大量抽菸卻反而大幅增加失智風險;身體質量指數則是過高或過低都會增加罹患失智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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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失智症現況簡介

最後,與地區最有關係的是台灣方面的失智症治療取向。目前台灣的失智症治療法皆以精神科或神經科醫師才能開的處方藥物為主,其他的非藥物療法,如認知復健或藝術治療等,較新且療效尚待後續研究釐清的療法,在台灣並不常見、沒有被制度化、也不在健保給付的範圍中。其中乙醯膽鹼酶抑制劑(acetyl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AchEI)藥物(donepezil、rivastigmine、galantamine)和一種NMDA受體拮抗劑(memantine)皆在全民健保的給付範圍之中(Fuh & Wang, 2008)。

然而健保局對這些藥物設置了嚴格的給付標準:醫師在開處方前須申請健保局核准、且患者每六個月須接受一次專業醫師的衡鑑,若功能持續衰退則不予給付。由於失智症目前並沒有治癒的方法,藥物只能用來延緩病況發展,所以這樣的給付規定是相當嚴格的。過去研究就指出,只有9.6%的患者可以持續符合給付標準到三年以上(Sun, Lai, Lu, & Chen, 2008)。這樣的結果代表,不僅僅只是台灣民眾對失智症的常識或接受到的衛教不足,台灣臨床醫學界或政府官員對於失智症的治療或相關政策設計也與學界的進展嚴重脫軌,有待後續的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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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Chen, J. H., Lin, K. P., & Chen, Y. C. (2009). Risk factors for dementia. J Formos Med Assoc, 108(10), 754-764.
  • Fuh, J. L., & Wang, S. J. (2008). Dementia in Taiw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cta Neurol Taiwan, 17(3), 153-161.
  • Ross, G. W., Abbott, R. D., Petrovitch, H., Masaki, K. H., Murdaugh, C., Trockman, C., et al. (1997). Frequenc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lent dementia among elderly Japanese-American men. The Honolulu-Asia Aging Study. JAMA, 277(10), 800-805.
  • Sun, Y., Lai, M. S., Lu, C. J., & Chen, R. C. (2008). How long can patients with mild or moderate Alzheimer’s dementia maintain both the cognition and the therapy of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 15(3), 27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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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老化

認知老化

特約作者|賴雅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特約編輯|曾郁蓁(紐約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如果認知功能表現比同年齡的人低於一個標準差以上,包含記憶及其它(定向力、判斷、計算、抽象思考、注意力或語言等等)至少一項的認知功能障礙,且嚴重度會影響社會、職業功能,就不是正常的退化了,這時候,我們稱這樣的認知功能退化為失智症。

「如果過了明天,我連你都忘記了,也請緊握我的手,陪我繼續走下去」電影《明日的記憶》中,事業如日中天的男主角被診斷得了早發型阿茲海默型失智症,隨著病程的演變,他被迫放棄工作、遺忘的事越來越多、最後連妻子都認不出來……以上的敘述恐怕是許多人對老化的恐懼原型,很多人害怕老化會帶來毀滅性的功能退化。然而,失智症是一種疾病,老化與失智症之間並非等號,在無條件害怕老去之前,我們應該先對失智症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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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議題入門精選

每個人大腦都會有隨著年齡老化的現象,或多或少也會影響認知功能,究竟大腦的老化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功能呢?神經生理學研究者們對大腦的老化有兩個假設:一是全面性的退化,所以整體的功能都會下降;另一種假設為,退化是有區域特定性的,例如,額顳葉的退化通常早於頂葉或運動區,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老年人經常先有執行功能、注意力或記憶力下降的現象。其實這兩種假設並不相斥、可以同時成立:大腦有整體的老化,但特定某些區域退化的速度可能更快。另外,一般提到腦的老化,經常著重於灰質神經細胞的衰退,但是也有研究顯示白質會隨著人老化而退化。很多心智能力是跨腦區通力合作完成的,白質的任務就是負責腦區間的聯繫,因此白質受損對於認知功能的影響也很大。

由於中樞神經系統的老化不可逆,年紀增長伴隨的認知功能退化其實是正常的現象。那怎麼樣算是正常的老化?要怎麼減少它造成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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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老化

有些人會抱怨自己年紀越大「頭腦越鈍」,或是覺得自己記憶力不如從前,但這些情況很可能是一般這個年紀的人都會遇到的,而且發生的次數或嚴重度並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與人的社會互動以及職業上的功能。像這種正常老化的表現稱做「年齡相關之認知退化」,通常運用一些小技巧或工具輔助(例如:把事情記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把東西放在固定的位置、把藥裝在標有日期和吃藥時間的盒子裡。)就能減少認知退化帶來的困擾。

如果認知功能表現比同年齡的人低於一個標準差以上,包含記憶及其它(定向力、判斷、計算、抽象思考、注意力或語言等等)至少一項的認知功能障礙,且嚴重度會影響社會、職業功能,就不是正常的退化了,這時候,我們稱這樣的認知功能退化為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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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到底是什麼?

失智症是一群症狀的組合,它反映了整體認知功能的下降。根據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整理近期研究所提出的數據:「全世界約有2430萬失智症患者,每年新增460萬個案,相當於每七秒鐘有一位新增個案,而且每二十年失智人口倍增,到2020年時,全世界將有4230萬失智症患者,2040年時將有8110萬名患者…」它的盛行率逐年增高,且年紀越大越易得。然而,失智症並非老年人的專利,許多與腦有關的疾病,像是腦血管疾病、腦炎、正常腦壓水腦、癲癇、AIDS、甚至頭部創傷都可能是造成失智症的病因。

關於失智症,現在有三種層面的因應方式:預防、檢查、治療。首先,瞭解罹患失智症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像是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較高、從事的工作較複雜、退休後仍有豐富的生活、規律的體能活動,可以防止它太快找上門。接著,利用神經科、記憶門診、甚至全套神經心理功能檢查,及早發現,及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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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老化

而在治療的層面,現今多以藥物去介入,但是只能延緩病程半年至一年,並不能阻止神經功能退化、也無法修復,於是認知復健成為近年來治療失智症的新取向。

只是,漸漸失去的功能真的可以藉由訓練找回來嗎?沒有辦法修復神經結構,要如何找回失去的認知功能呢?面對一座斷掉的橋,另外搭一座便道是否是最好的方法呢?這些議題至今還留待研究者與臨床工作者們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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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對了還是記錯了?正向的假記憶

特約作者:朱玉正|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研究所碩士班
特約編輯:曾郁蓁|紐約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什麼是假記憶呢?一個人能回憶出某個事件,但是這個事件其實從未存在,而這個人也沒有說謊,那他可能就是有了假記憶(False memory)。說到假記憶,最經典的可能是MIB星際戰警裡那個記憶消除器(Neuralyzer),閃一下之後所有看到外星人的記憶都會被洗掉,換成假的記憶。假記憶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每個人都可能擁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假記憶。

假記憶在心理學領域裡已被研究多年,過去也曾有科學家報告可以利用誘導的方式把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件植入一個人的記憶中,並且被植入的當事人會自己補足原本缺少的細節,使記憶更加的鮮明活現。記憶學大師洛芙特斯在其著作《記憶與創憶》(Loftus & Katherine, 2010)中便描述許多這樣的例子。另外一個經典的研究取向便是使用 Deese–Roediger–McDermott(簡稱DRM)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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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對了還是記錯了?正向的假記憶

這是Roediger和McDermott (1995)發展出來的一種實驗派典(paradigm)。他們利用一組有共同核心概念的字詞來實驗,這一組字詞有一半給受試者看,一半沒有讓受試者看過,接著再把所有字詞拿出來請受試者去回憶看過哪些字詞。由於同組字詞在概念上很相近,受試者往往會錯認出一些不曾看過的字詞。例如讓受試者看「棉被」、「休息」、「床鋪」,結果受試者可能也信誓旦旦地說他看過「睡覺」或是「枕頭」。這個方法比起串通一群人來植入假記憶簡單得多了。

目前已經有許多研究顯示,和年輕人比起來老年人對於真的出現過的字的記憶力比年輕人差,也就是說,記住最近發生過事件的能力會隨著年齡下降。更有趣的是,用DRM作業測量的結果發現,老人比年輕人更容易錯認沒出現過但有高度相關的字詞,也就是說除了比較記不住最近看過的字,老年人通常也比較容易「記得」那些沒見過的字,有著假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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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輕人比起來,老年人對於真的出現過的字的記憶力比年輕人差。

到底為什麼老年人會比較容易出現這種「假記憶」?目前研究者們整理出兩個可能,其一是老年人腦部退化的關係,使得記憶的監控能力出現了問題,所以不知道這些字沒有看過(Butler, Mcdaniel, Dornburg, Price, & Roediger, 2004)。另外也有科學家解釋因為老年人在處理接收到的訊息時通常比較傾向於採取連結性(association)或是捷思法(heuristic)的處理方式 (例如:Adams, 1991),簡言之就是比較會用已經知道的知識架構來自動化處理新得到的訊息。也因為如此在記憶「棉被」、「休息」、「床鋪」時,老年人不只是單只記下這些詞,他們記的是「睡覺」這個概念的相關事物,所以才會容易出現假記憶。在前面的故事裡,因為小林和小陳總是一起出現,所以老王才會在看照片時自動地認為小林也在照片裡,因而有了在照片中看到小林的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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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對了還是記錯了?正向的假記憶

最近科學家更進一步發現,在DRM實驗前如果讓受試者先觀看10分鐘會引發正向情緒(例如快樂)的影片,會擴大老年人在DRM實驗中產生假記憶的數量(Emery, Hess, & Elliot, 2012)。由於過去的研究已經顯示正向的情緒會增加使用連結性或是捷思法這種自動化的訊息處理方式(Bless et al., 1996),而目前的研究顯示(例如:Carstensen, Psaupathi, Mayr, & Nesselroade, 2000)老年人通常較年輕人有較為正向的情緒狀態,因此Emery等人認為此結果可以支持老人擁有較多假記憶是主要由於訊息處理方式與年輕人不同的這個假設,而非僅是腦部退化的結果。

老年人通常較年輕人有較為正向的情緒狀態,健康的心理狀態也能帶來健康的身體。年長者豐富的生活經驗也幫助他們能夠較不費力地使用經驗(捷思法)來快速地處理事物,這種自動化的處理歷程雖然可以幫助腦神經退化的長者節省腦力,但卻可能產生錯誤(例如:假記憶)。誤把小陳派去環島事小,看到威爾史密斯卻以為自己見過外星人事情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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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Adams, C. (1991). Qualitative age differences in memory for text: a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Psychology and Aging, 6, 323–336. doi:10.1037 / 0882–7974.6.3.323
  • Bless, H., Schwarz, N., Clore, G. L., Golisano, V., Rabe, C., & Wölk, M. (1996). Mood and the use of scripts: does a happy mood really lead to mindless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4), 665–79.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8888596
  • Butler, K., Mcdaniel, M., Dornburg, C., Price, A., & Roediger, H. (2004). Age differences in veridical and false recall are not inevitable: The role of frontal lobe function.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1(5), 921–925. doi:10.3758/BF03196722
  • Carstensen, L. L., Psaupathi, M., Mayr, U., & Nesselroade, J. R. (2000).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644–655. doi:10.1037 / 0022–3514.79.4.644
  • Emery, L., Hess, T. M., & Elliot, T. (2012). The illusion of the positive: The impact of natural and induced mood on older adults’ false recall. Neuropsychology, development, and cognition. Section B, Aging,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February 2012), 37–41. doi:10.1080/13825585.2011.645012
  • Loftus, E., & Katherine, K. (2010). 記憶vs.創憶:尋找迷失的真相 (2nd ed.). 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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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

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

特約作者:連星恬|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特約編輯:曾郁蓁|紐約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額顳葉型失智症患者比例最高,佔56.7%,平均發病年齡則最低,為57.5歲,罹病性別以男性居多;語意型失智症患者比例最低,佔19%,平均發病年齡為59.3歲,仍以男性居多……

僅次於阿茲海默症(Alzhermer’s disease,簡稱AD)及路易氏體失智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簡稱DLB),額顳葉退化疾病(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簡稱FTLD)是第三常見造成失智症的病因。

失語症猶如聲音困在稱為身體的箱子中,有口難言。

不同於一般刻版印象中失智症必定帶來顯著地記憶衰退的現象,額顳葉退化在病程初期的特徵通常為語言功能缺損或行為、性格改變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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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疾病還可以細分為三類:行為症狀為主的額顳葉型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簡稱FTD)、語言流暢但語意喪失的語意型失智症(semantic dementia,簡稱SD)及語言不流暢但理解能力相對完好之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progressive nonfluent aphasia,簡稱PNFA),並有不同的診斷準則(Neary et al., 1998)。

根據Ratnavalli等人(2002)統計108名早發型失智症患者之人口學研究,結果顯示:在45歲到64歲的族群中,額顳葉型失智症的盛行率約為每十萬人中有15人,平均發病年齡為52.8歲,且以男性居多。Johnson等人(2005)則針對353名符合Neary等人提出之診斷準則的病患進行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額顳葉退化患者中,額顳葉型失智症患者比例最高,佔56.7%,平均發病年齡則最低,為57.5歲,罹病性別以男性居多;語意型失智症患者比例最低,佔19%,平均發病年齡為59.3歲,仍以男性居多;漸進式非流暢行失語症患者佔25%,平均發病年齡最高,約為63.0歲,女性患者為相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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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

關於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Neary等人(1998)所提出的核心診斷準則包含:漸發性的病程(insidious onset & gradual progression)、非流暢的自發性語言(nonfluent spontaneous speech)伴隨失語法症(agrammatism)、語音型錯語(phonemic paraphasias)或命名困難(anomia)。而支持性診斷準則包含:

  • 1. 語言特徵:口吃或語言失用症(stuttering or oral apraxia)、覆誦困難(impaired repetition)、失讀症(alexia)、失寫症(agraphia)、早期完好的字彙語意(early preservation of word meaning)、晚期的緘默(late mutism)
  • 2. 行為特徵:早期完好的社交技巧(early preservation of social skills)、晚期類似於額顳葉型失智症的行為改變(late behavioral changes similar to F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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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生理特徵:晚期對側的原始反射(late contralateral primitive reflexes)、運動不能(akinesia)、動作僵硬(rigidity)、顫抖(tremor)
  • 4. 其他檢查表現:
    • A. 神經心理學:非流暢型失語,但沒有嚴重失憶或空間知覺問題
    • B. 腦波:正常或較小的非對稱性慢速腦波,多半為左側
    • C. 腦部影像:非對稱性的結構異常,多半為左腦

由上述的準則可以發現,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的症狀中不包含嚴重失憶這一部分,也會使一般人較難將這些症狀聯想到失智症,但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仍會出現其他認知方面的缺損,最明顯的語言表達能力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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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

過去研究發現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在讀、寫、運用能力(praxis)及算術能力都較阿茲海默症患者差(Kertesz, Davidson, McCabe, Takagi, & Munoz, 2003)。而Gorno-Tempini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與控制組相比,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在語言產生(language production)、較複雜的語法(syntaxt)理解、語文記憶、及涉及語文的執行功能作業表現有缺損;

Libon等人(2007)的研究比較了三種額顳葉退化及阿茲海默症患者在神經心理測驗上的表現,結果顯示阿茲海默症患者在事件記憶的表現最差,而語意型失智症患者在語意記憶的缺損最嚴重,額顳葉型失智症患者在衡鑑過程中會表現較多衝動行為,並且有較多錯誤反應數,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則在聽覺工作記憶表現最差;Gunawardena等人(2010)的研究則指出,比起額顳葉型失智症患者及控制組,漸進式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在進行語文流利度其他涉及語文的執行功能測驗時產生的字量較少、流利度和結構的複雜度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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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Gorno-Tempini, M. L., Murray, R. C., Rankin, K. P., Weiner, M. W., & Miller, B. L. (2004). Clinical, cognitive and anatomical evolution from nonfluent progressive aphasia to corticobasal syndrome: a case report. Neurocase, 10(6), 426-436.
  • Gunawardena, D., Ash, S., McMillan, C., Avants, B., Gee, J., & Grossman, M. (2010). Why are patients with progressive nonfluent aphasia nonfluent? Neurology, 75(7), 588-594.
  • Johnson, J. K., Diehl, J., Mendez, M. F., Neuhaus, J., Shapira, J. S., Forman, M., et al. (2005). 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353 patients. Arch Neurol, 62(6), 925-930.
  • Kertesz, A., Davidson, W., McCabe, P., Takagi, K., & Munoz, D. (2003). 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diagnosis, varieties, evolution. J Int Neuropsychol Soc, 9(5), 710-719.
  • Libon, D. J., Xie, S. X., Moore, P., Farmer, J., Antani, S., McCawley, G., et al. (2007). Patterns of 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Neurology, 68(5), 369-375.
  • Neary, D., Snowden, J. S., Gustafson, L., Passant, U., Stuss, D., Black, S., et al. (1998). 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a consensus on clinical diagnostic criteria. Neurology, 51(6), 1546-1554.
  • Ratnavalli, E., Brayne, C., Dawson, K., & Hodges, J. R. (2002). The prevalence of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Neurology, 58(11), 161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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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型失智症與血管危險因子

血管型失智症與血管危險因子

特約作者:曾郁蓁|紐約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
特約編輯:曾郁蓁

過去的研究發現,血管危險因子會使中風的機率增加、從而引起血管型失智症的產生;另一方面,心血管的不健康狀態也會促使患者的症狀從輕度知能障礙加劇並轉變為阿茲海默症……

1970年代之後,學界開始把血管型失智症(vascular dementia)與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分離出來,為它建立了獨立的診斷標準,至今,血管型失智症是僅次於阿茲海默症,第二常見的失智症。主要的病因是來自於中風(stroke)後該部分腦神經細胞的大量死亡所造成的認知功能衰退。

政府單位應多加重視血管危險因子對失智症的影響,減低盛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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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血管型失智症的診斷原則有二:

  • 一、根據神經心理衡鑑後確認的認知功能衰退。
  • 二、患者過去有中風或心血管病史。

由於中風可能發生在腦中的任何區域,因此血管型失智症所表現出來的症狀會依照中風部位而有所不同,不一定會如阿茲海默症般出現記憶力大幅衰退的症狀。常見的症狀包括情緒控制力下降、性格改變、認知上的執行功能衰退、身體行為能力衰退等等。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報告質疑血管型失智症與阿茲海默症的區別是否必要。雖然目前臨床界所依循的診斷標準如DSM: 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等,還是把血管型失智症與阿茲海默症分為兩組不同的疾病,有著截然不同的診斷標準;但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心血管方面的危險因子,如高血壓、糖尿病或高血脂,會提高阿茲海默症的發生率病並加速其退化過程。雖然目前學界對於阿茲海默症病因已有共識,認為是來自於腦皮質神經元的廣泛性、進展性且不可逆的退化,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指出高血壓、高血糖或高膽固醇等是阿茲海默症的高危險因子(Gorelick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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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型失智症與血管危險因子

過去的研究發現,血管危險因子會使中風的機率增加、從而引起血管型失智症的產生;另一方面,心血管的不健康狀態也會促使患者的症狀從輕度知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加劇並轉變為阿茲海默症,而患者從輕度知能障礙轉變為阿茲海默症的機率也會因為針對患者的血管危險因子作治療而下降(Li et al., 2011)。根據過去十年間血管危險因子與阿茲海默症的大量研究結果,Viswanathan, Rocca, 與 Tzourio (2009)提出一個假設,他們認為血管型失智症與阿茲海默症雖然有著不同的病因,但其實並非兩種類別,而是在一個光譜(spectrum)上的兩個終端,而血管危險因子(vascular risk factors)則會決定每個患者落在此光譜上哪一點。

另外,過去社區式抽樣研究也發現,若請受試者接受腦部造影,會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老人有肉眼可分辨出的腦梗塞(macroscopic infarcts),而在顯微鏡下可檢查出有梗塞(microscope infarcts) 的人數會更多,這些患者未必會表現出明顯的行為改變或被臨床診斷出來,但會顯著地增加未來罹患各種失智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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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Gorelick 等人(2011)統整過去502篇失智症的研究,提出血管型知能障礙(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這個名詞作為較好的分類標準,其可涵蓋從血管型輕度知能障礙(vascular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到血管型失智症之間的所有不同等級。

以上的種種研究皆指出血管危險因子對於失智症或知能障礙的影響,因此,在臨床診斷與治療失智症患者時,應同時考量患者的心血管狀態以及會影響心血管狀態的生活型態。Gorelick 等人(2011)則認為阿茲海默症與血管型失智症患者不應當作兩種截然不同的疾病來治療,而應經過詳細的神經退化與血管病變檢查,若有病徵,治療時應雙管齊下,而非偏重其中一種診斷。而Viswanathan, Rocca, 與 Tzourio (2009)也呼籲,雖然血管危險因子在個體層次上的影響可能不大,但以群體層次來看卻是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危險因子,因此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者應多加重視血管危險因子對失智症的影響,以減低失智症的盛行率並減低社會、醫療保險系統與照顧者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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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型失智症與血管危險因子

參考資料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IV (4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Gorelick, P. B., Scuteri, A., Black, S. E., Decarli, C., Greenberg, S. M., Iadecola, C., et al. (2011). Vascular Contributions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A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42(9), 2672-2713.
  • Li, J., Wang, Y. J., Zhang, M., Xu, Z. Q., Gao, C. Y., Fang, C. Q., et al. (2011). Vascular risk factors promote conversion from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to Alzheimer disease. Neurology, 76(17), 1485-1491.
  • Viswanathan, A., Rocca, W. A., & Tzourio, C. (2009). Vascular risk factors and dementia: how to move forward? Neurology, 72(4), 36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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