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簡稱SHS, Society-Humanity-Science)的推動辦公室自2011年計畫起動,就開創了自己的討論會(seminar)。除了這向來是本人從事科學研究的必要方法,其目的包括了擴大及深化研究視野;熟悉相關學術領域與國內、外研究現況;學術期刊、專書資料蒐集彙整;…,也因為討論會能積極的提供博後及研究生的學習進路或訓練手段;作為論述、思辨、表達、及溝通的實踐舞台;發展師生互動互學的過程;甚至可以進深到觀點、立場、人格、價值、文化… 的相濡以沫或交鋒精進。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Symposium on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STDE)也就是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推出的SHS公開學術論述舞台。 因為新的計畫不僅要創造新瓶,更需要能釀出新酒。在教育領域耕耘的唐功培博士及平台的協助下,SHS計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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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1年至2014年已主辦過三次STDE,主題包括「臺灣需要什麼樣的跨科際教育?」、「跨科際教育中的表達溝通能力與教育傳播」、與「跨科際的生活與學習」。顧名思義,可知STDE的目標正是希望SHS計畫的推動,尤其是課程的實施能夠衍生出跨科際教育(TDE)的理據和典範經驗。

推動辦公室念茲在茲的是SHS計畫的前瞻性必須要有強力的學術理念或研究的支撐。王驥懋博士自2014年三月加入計畫推動辦公室後,立即發展出了更密集且具備主題及系列發展的討論會。我們除了將其開放給跨科際推動辦公室以外的平台、計畫、課程外,更開放給社會上對TDE相關的價值或對討論主題有興趣的學生、教師、或社會大眾,並且正式定名為跨科際專題討論會(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連續七次的討論會內容登載在跨閱誌及SHS特刊上,獲得了不少的意見迴響。因此推動辦公室興起出版主題系列文集的想法,俾使得SHS計畫在四年執行完畢時,可匯整出能提供未來跨領域學習所需的實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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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此第一本主題式SHS文集出版之際,我們看到的當然不是KPI報告上增加的一筆記錄,也不是計畫績效上新的誇口。而是我們針對SHS或TDE的信念,認為必須提供給後繼者的資料、訊息、觀點、探究、教學、實踐… 等的基礎。這當然不會是唯一的一本SHS文集,與會者仍有增加的趨勢,跨科際的學習正是方興未艾!

SHS計畫推動辦公室主持人
臺大化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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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編輯室報告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Society, Humanity, Science, SHS) 於2014年四月起,舉辦系列「跨科際專題討論會」(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透過閱讀相關學術文獻的方式,爬梳這個概念的源流、演化脈絡與相關議題,提供對跨科際研究、教學、行動感興趣的教師、同學、民眾交流的機會,並與臺灣跨科際計畫執行的經驗對話。

截至2014年12月,該討論會已舉行七個場次,分別討論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Post-Normal Science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Citizen Science / Re-thinking Science / Transdisciplinarity & Expertise / Boundary Objects & Interactional Expertise等七個主題,到這裡「跨科際」脈絡的追溯也告一段落,即將在未來的討論會中進入新的主題。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將這七次討論會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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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容編輯成這本「知識、社會與公民科學」專輯,期待將跨科際意涵分享給更多感興趣的教師、學生與關心高等教育議題的朋友們。

每一次討論會的內容,若沒有細細追索,其實很容易忽略其間極為細緻的差異,而這些需要特別留意的差距,也就是不同論述互動下所產生學理研究進步的痕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製作這本整合系列討論會內容的手冊,讓閱讀者可以更容易地比較、感受到不同概念間有何異同,以及這些異同產生前必經的推論。當然,這一條追索的路並不是到這裡就停止,也還沒碰觸到如何在臺灣高等教育場域裡實踐的應用經驗,希望在未來,系列類似的手冊能夠繼續被閱讀,讓跨科際的學理脈絡能更完整。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將會持續進行。所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的活動訊息與後續報導,皆會在跨科際入口網站、跨科際部落格「跨閱誌」發布。您也可以藉由追蹤跨科際粉絲頁來獲得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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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Mode 2 知識?

近年來,隨著科學以及社會議題的高度複雜性(complexity),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型式,已經無法解決某些真實世界所面臨的問題,如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惡化等。因此,Michael Gibbons等所出版的經典書藉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指出新的知識生產模式 - Mode 2知識的出現,作為對上述高度複雜問題的回應。

所謂Mode 2知識,是相較於Mode 1而存在,即相對於傳統以學科為本位、強調知識生產必需符合學科內的研究的規範,而且其知識生產的結果必需受到同儕審查機制來控制的知識生產方式。然而,在面臨許多高度複雜的問題時,Mode 1知識生產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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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無能為力,因此Gibbons等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作者觀察到,現今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產生極大的轉變,稱作 Mode 2知識。

Gibbons等人觀察出 Mode 2知識生產五個重要的特色,包括:

  • 1. 知識是在應用的脈絡中(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 被生產
  • 2.知識生產的過程中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 逐漸成為常態
  • 3. 知識的生產不再限於傳統大學,具高度異質性 (heterogeneity)
  • 4. 知識生產者認識到其對社會的影響,具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
  • 5. 這樣的知識生產過程,不再適用於放諸四海皆準的評估法則。
    評估研究的品質必需回到研究問題的脈絡中,且許多額外的因素都必需被考慮進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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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如何對Mode 2進行品質控管(quality control)? 如何產生好的科學知識?

相較於 Mode 1 知識的同儕審查(peer review),我們如何能夠評價 Mode 2 知識,確認其生產出來的知識是好的知識?在4月15日的討論會裡,與會者提及現有多數研究活動所採取的時間尺度都不足以對這樣的知識做出評價;另一位與會者也舉DDT為例討論「世代問題」,DDT殺蟲劑原先被製造時標榜著安全,但對當時使用DDT的世代滿意的解決方案,對下一個世代而言卻是需要被禁止的方案。

針對這樣的問題,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回應是:Mode 2的知識實際上非常強調「彈性」與「脈絡性」,重視回歸在地的社會脈絡,並不追求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形式。Mode 2是不斷變動的知識系統,提出的解決方案需要涉入回應所有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使所有受影響的人們都可以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共同研發出一個演化的架構,不能化約到任何一個單一的學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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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品質控管」對於Mode 2的知識生產而言一直是飽受爭議的。Julie Thompson Klein於2008年發表的Eval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中提出七項評估原則,包括:跨科際知識必須強調脈絡性,能夠檢視後來的發展是否可以解決原先所設定的問題及目標;跨科際及Mode 2的知識強調「合作」,合作當中必然有衝突,須以不斷地溝通與交往來解決。溝通與交往是否能夠使合作順利進行,溝通是否受到良好的管理,也是評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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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 後常態科學 (Post-Normal Science)?

除了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外,另一種回應「複雜問題」的論述是Funtowicz及Ravetz 提出的「後常態科學」。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科學知識,在面對真實世界高度複雜的問題時顯得無能為力。這些問題都有幾個特性:具有高度不確定性(uncertainty)、急需解決且影響的範圍甚廣。因此,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模式開始受到挑戰,傳統將複雜的系統問題化約為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模式不再擁有壟斷的霸權,而具有跨科際系統性、整合性以及更具人文面向的知識生產方式則是愈來愈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Silvio Funtowicz以及Jerome Ravetz 稱為「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 後略為PNS),而這個概念近來年和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經常被交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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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所謂的PNS乃是挑戰Thomas Kuhn的常態科學概念而來的,在Kuhn的經典名著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認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 是研究穩固地建立在過去科學成就上,這個成就是被一些科學社群所認可的,而且提供了未來發展的基礎(Kuhn, 1962, 10)。根據Kuhn的說法,一旦常態科學沒有能力解決研究的議題時,其研究的方法以及典範亦遭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就會導致科學革命的發生,即新的典範出現逐漸取代舊有的典範。Ravetz 及Funtowicz指出,在科學常態中,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 是可以被控制以及有效的管理的、價值觀點是不存在的。Ravetz的早期著作就開始強烈的質疑常態科學的概念,他指出在常態科學的理論中,科學的活動是一種短視的(myopic)以及反批判的實踐,在近年來,隨著許多環境問題的出現,如酸雨、核子武器的濫用、有毒廢棄物的處置、溫室效應、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等,常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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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的概念愈來愈顯得站不住腳。這些問題都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影響了許多一般群眾(lay publics),而且涉及了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以及價值認知等層面,這些現象都威脅、挑戰了Kuhn的常態科學概念(Turnpenny, Jones, & Lorenzoni, 2011)。

Ravetz認為,在科學、知識高度分工的時代,原子化(atomic)的學科知識,已經無法處理「事實是不確定的、價值具有爭議的、影響泛圍廣以及需要快速決策」(facts are uncertain, values in dispute, stakes high and decisions urgent)的議題 (Funtowicz & Ravetz, 1993, 744)。極其諷刺的是,這些議題大部份都是由科學的活動所引起的,Ravetz 及Runtowicz借用了Bruno Latour (1993)的隱喻,稱這種現象為「自然重新入侵實驗室」(Nature reinvading th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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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面對這些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現象時,Ravetz及Funtowicz 於是提出PNS,這種生產知識的方法論突顯了不確定性,而且在其中價值、認知等是被清楚指出的。PNS並非是以演譯、推論的方式來獲取知識,而強調知識是在互動、對話中被生產出來的。相較於傳統科學強調知識生產的一致性,PNS也同時也注意到知識會因場域、脈絡、歷史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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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 PNS vs 其他知識生產方式

來源:Ravetz and Funtowicz
翻譯:孫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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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Ravetz 及Funtowicz用右頁上方圖的二個面向來辯識不同的議題:系統的不確定性以及決策的利害關係。當議題的不確性以及複雜性極低時,科學的實踐或是知識生產的過程就愈以傳統的方式來進行;相對地,當議題的不確性極高、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愈多、且先前並沒有一套既定的方法或是技術來解決時,這個問題就必需透過互動、對話來解決,專家必需跟受這個議題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一般民眾進行溝通。

Ravetz及Funtowicz稱這些利害關係人為擴張的同儕社群(extended peer community, EPC),在對話、溝通的過程當中,EPC利用脈絡化、在地化的知識和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進行溝通。因此,如何評價一個知識的「好」或是「壞」,不再是利用傳統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而是取決於知識生產的脈絡(context),EPC在這個過程、脈絡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Healy, 1999; Turnpenny et al., 2011)。因此,PNS經常在實踐上以及概念上需要跨科際的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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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 對PNS的批評

Post-normal Science對於當前知識生產的診斷,的確引起了高度的共鳴,例如Gibbons(1994)等所發展出來的Mode 2概念,呼應了許多Ravetz 及Funtowicz的觀察,而這樣的發現也和當時西方政治氛圍開始關注代議政治失靈、強調公民參與到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不謀而合,對於公民採取審議式、參與式民主的討論,開始在公共決策領域發酵 (see Berkhout, Leach, & Scoones, 2003; Dryzek, 1990; Dryzek, 2000; M. A. Hajer & Wagenaar, 2003; M. Hajer & Kesselring, 1999)。

但是PNS的主張同時也招致許多的批評。Weingart (1997) 即針對PNS以及當時論點相近的概念(如前一篇介紹的Mode 2等)提出過全面性的批判。Weingart認為PNS的主張犯了許多歷史的謬誤,例如強調將stakeholders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當中,透過參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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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進行協商,Weingart認為在大部份有爭議的環境、公共政策當中,常民通常是將科學知識視為一種資源來和另外的科學知識進行協商,而不是去主張他們常民知識的合法性。此外,Weingart也認為PNS的主張過於草率,忽略了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知識的生產從來就非常強調跨界的合作。

另外,Steven Yearley (2000) 也指出,Ravetz及Funtowicz的概念圖很難被用來界定知識生產方式,因為不確定性以及利害關係程度,通常很難可以分開的,例如:要了解一個事件所涉及的利害關係程度,一定要先了解這個事件充滿了何種不確定因素,因此,把這兩個高度相關的指標用來作為各自獨立的指標的作法,是有待商榷的。另外,有些議題像是太空科學,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卻很少,很難被劃分入PNS的概念中(Carolan, 2006; Turnpenny et al., 2011)。此外,PNS的主張亦引起科學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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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強烈質疑,他們高度質疑常民知識的價值,他們甚至懷疑這些「奇聞軼事」(anecdote) 能否為我們當前的知識生產帶來任何效益(Juntti, Russel, & Turnpenny, 2009; Petts & Brooks, 2006; Turnpenny et al., 2011)。

◆ PNS未來發展的方向

經歷了上述這些批評,Ravetz 和致力於深化PNS的學者們也開始重新思考PNS的概念。對於Ravetz來說,PNS一開始是反映出科學方法論的缺陷,然而,納入外在的因素,如常民知識、政治、社會等因素,並不就意謂著研究的過程必需由這些外在因素全然主導 (see Turnpenny et al., 2011),因此,PNS的概念主要是將研究導向「相互學習、溝通以及協商」(Ravetz, 2006)。因此PNS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去指出傳統科學的限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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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後常態科學

然而,知識生產的過程,如果涉及利害關係人、專家等的協商,就不可能像Ravetz所言的那般,「PNS遠離了政治」,相對的這個過程正是政治的核心之地。因此,許多對於PNS感到興趣的學者,主要的研究旨趣就在於了解以PNS為出發看待知識生產的過程,如何和政府或是其他政治組織間進行互動? 以及他們的互動形式和傳統科學實踐有何不同? 差異在哪裡? 這些問題都是未來PNS值得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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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如同Mode 2 及PNS描繪出專業知識生產與在地、脈絡化知識間的關係,「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也是嘗試描述公民如何跟科學家或科學知識間進行對話與互動的一種途徑。在英國Royal Society 報告書中有段文字:「如果大眾對科學有良好的認知,會促進國家繁榮,增進公共生活的品質。國家增進民眾對於科學知識的瞭解有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Alan Irwin 在他的Citizen Science這本書中引用這句話,是為了說明這段文字預設一種對市民與科學間的關係:一、大眾不具備任何知識,科學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告知民眾科學知識;二、如果大眾對科學有更好的了解,會促進更好的公共政策結果;三、科學是客觀、中立的;四、市民大眾的生活被科學知識排除在外,科學家有義務增進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且這有助於增加民眾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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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Irwin 和Brian Wynne 以及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下略為 SSK) 的學者來說,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預設一種有問題的大眾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大眾是無知或不理性的,當重大的公共議題發生,比如說台灣的核能、六輕議題,群眾的意見會被視為公眾不理性或歇斯底里。有兩個知識取徑對此提出反省,一種是Giddens 或Beck 提出的「風險社會模式」(risk society),第二種是Irwin認為比較接近用人類學的觀點理解公眾在日常生活事件怎麼瞭解科學,俗稱為SSK 的模式。

◆ 風險社會

當以實驗室為基礎的知識進入公共決策的過程時,會遇到許多不確定性。以酸雨研究為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歐數國曾集體控告英國工業汙染造成北歐湖水逐年變酸,這些國家請來科學家提出證據,直接證明斯堪地納亞雅半島的湖泊變酸是因為英國的工業活動所造成。英國後來也找來另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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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做一樣的科學實驗,證明北歐的酸雨發生跟英國的工業活動完全沒關係。這個案例裡「酸雨」是被「建構」的,不再是客觀或價值中立,背後服膺於社會利益與權力關係,要透過各種科學知識或科學研究方法去定義什麼是酸雨汙染。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狂牛症爆發,公眾擔心吃牛肉會感染狂牛症。當時英國學界的觀點是找到狂牛症會轉移到人體的證據前吃牛肉是安全的。英國衛生署長也讓媒體播送餵食女兒牛肉漢堡的畫面,宣傳牛肉是安全的印象。但最後卻證實人體也會感染狂牛症病毒。這一則案例裡也得看到科學知識嘗試定義或建構一個科學關係,公眾的反應被認為是不理性的,且很多不確定性出現。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到有三種不確定性。一種是實務性的不確定性,政府單位需要科學知識背書來做出公共決策,可是在面臨這麼多不確定性時,在第一線的政府也面臨極大的政策爭議;第二個不確定是理論面的,Irwin在Citizen Science 裡提出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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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面臨不確定與複雜的問題時,無法用原子化、去脈絡化、學科化的套裝知識處理,必須用跨科際性統整;第三是複雜性,一但把這實驗屬於開放系統的社會時,不確定性變多了。所以Beck 說人生活在環境實驗室裡,所謂的風險即群眾感受到的不確定性,因為是來自於民眾自身的社會地位或所受的教育等面向感受出來的,所以風險不再客觀中立,科學開始變成一種社會建構,環境對於人的影響是人們與社會互動下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如科學知識般客觀的存在。Beck 所謂現代社會經歷的「反身性」與「現代性」,是群眾在一個位置上,開始有權力與方式參與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或是參與形成對風險的論述,而不是只是科學家告訴大眾科學知識,政府作公共決策時就只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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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K模式

SSK則是進到日常生活中,認為科學知識的產生、進入社會,必須經歷協商的過程,且在地的群眾或常民(lay people) 擁有一套自己的知識系統。SSK試圖了解受到一個特定科學政策影響的人,如何去理解這個科學政策?

第一個例子是2,4,5-T 除草劑,這是一種具有毒性的除草劑,很多案例證明第一線使用2,4,5-T 的農民健康受到影響,甚至有些農婦因此流產,最後上訴到英國科學委員會,可是科學委員會用先前提到狂牛症案例類似的方式回應,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影響性前2,4,5-T 還是可以被合理使用。農民也提出他們每天實際使用2,4,5-T 的紀錄反駁。最後英國科學委員會還是說這群農人沒有構成法則驗證2,4,5-T 的影響性,他們提出的案例是奇聞軼事;但對Irwin 來說,這些農民其實是採取不一樣的論述,而且農民很勤快地用很科學的方法,每天記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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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的狀況。1980年代車諾比事件發生後輻射塵飄到英國上方,英國科學家發布居住在北英格蘭Sellafield的居民不用擔心落塵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一個禮拜後立即又宣佈所有這個區域的羊在一個月內禁止被販售與宰殺,因為發現放牧時羊會吃到核落塵。牧民一開始沒有抗議,可是一個月的禁令結束時,英國科學委員會又將禁宰殺與販售的禁令無限期延伸。於是這些民眾高度懷疑科學家的意圖,為什麼全英國都會受到核落塵影響,卻只限制Sellafield的羊隻?這裡1957年就發生過爆炸,會不會那一次爆炸後廠方與科學家隱瞞一些影響?後來當時的英國政府派一群科學家到Sellafield,拿一種火山泥宣稱可以消除草被羊吃下後吸收的輻射物質,他們把實驗室的操作方法帶到田野裡,把羊圈劃分成一塊一塊,試圖把火山泥灑在方格裡,可是在地群眾不斷抗議這項措施,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那裡,知道除了每個地方的地質條件不同外,也告訴科學家放的牧羊隻並不會被圈在一格一格裡,羊實際上是會到處放牧,所以這個做法最後也宣告失敗,在這個過程裡牧民所擁有的在地的知識其實沒有被科學家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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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認為這裡面缺乏「溝通」,他認為要提供一個「公民科學」的可能性,讓科學家以及這些日常生活居民彼此間有良好溝通的平台,改善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才有可能去達到科學所宣稱的「有更好的生活」。不是去強調公民的知識才是重點,或是科學知識才是重點,而是各種知識體系都有存在的價值,而且對環境風險、災害俱有潛在價值。這就是為什麼公民科學會與審議民主有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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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公民科學的反思

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每一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所讀的文獻,都沒有很天真地認為實驗室的科學知識就不重要,仍然強調單一的學科或是去脈絡化的學科知識仍然存在,而且是與Mode 2 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或是我們所看到SSK 所做出來的面臨到高度風險或是高度不確定性的知識形式,兩個是互相共存,他們不是斷然就否定Mode 1或是科學知識的生產價值。

公民科學引起很多共鳴與批評。針對審議的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搭便車」困境:為什麼利害關係者要加入議題的審議過程?公民沒有足夠誘因參與公共政策的審議,則可能會有議題範圍越大,公民對議題就越漠不關心的情況。

第二個提到的質疑是審議對地方的想像太過樂觀。審議民主對地方審議的過程太過期待,忽略地方複雜的權力關係,特別是農家裡性別差異造成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也會影響公共審議的過程,使利害關係者間並非具有平等的論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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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審議式民主理想上盡可能包含所有會受到決策影響的利害關係者,但是如何決定哪些利害關係者該進入審議的過程?那些利害關係者俱有代表性?相關的議題有世代正義的問題,即尚未出生下一個世代無法參與對其產生影響的公共政策;或是,若公共政策涉及到的不只是人類,還有如動物等非人類,抑是無法包含其意見。更深入來看,審議民主強調盡可能包含所有利害關係者,但是利害關係者的範圍若太廣泛,審議的過程中效率將流失;可是審議參與者的標準設定也可能會產生排除效果,有可能產生些利害關係人會被影響,但是沒有被包含在審議過程中的問題,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該在什麼範圍下包含利害關係者,是在操作審議時十分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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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應前一章PNS裡Ravetz 及Funtowicz所談到「擴張的同儕社群」(extended peer community, EPC),審議式民主這樣包含利害關係者的決策方式,是否真的能增加公共政策的品質,還是只是保障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權利?參考審議民主在環境政治上實際操作的實例,Hajer ()1999分析德國慕尼黑市鎮交通規劃的案例,最後政策方案是BMW公司的「專家」提出來的,而非沒有達成共識的公共審議過程,因此Hajer 認為環境永續與民主不可混為一談,民主的實踐並不一定對公共政策品質有所貢獻;但是Petts(2006)在英國空氣汙染的案例分析上,結果卻是專家對公共的態度是傲慢的,Yearly(2000)也用公共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PGIS),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在英國南部小鎮調查空氣汙染的狀況,結果不僅與空汙專家調查出來的地圖高度重疊,還多指出了兩個測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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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科際、多科際、界科際

最後,公民科學與跨科際間的關係是什麼?公民科學的提出是對知識分化的挑戰,單一學科分化的知識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風險社會裡高複雜性、高度爭議、涉及到複雜利害關係者網絡的議題。第一次討論會裡提到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作者Gibbons就認為知識越來越是在應用的脈絡裡產生,過去知識被認為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生產的,可是我們發現公眾並不無知,特別是二次大戰後,隨著教育的普及,群眾可能有學位,他們不一定在科學界或大學服務,卻擁有知識與其生產的方法,所以知識生產越來越不限於大學,必須用跨科際的做法處理高度複雜的問題。科學家也越來越俱有反身性,開始意識到他們生產出的知識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品質控管越來越不能用同儕審查的方式,對跨科際生產的知識,最後只能用所有利害關係者受到這樣的知識影響,都必須被加入討論裡這樣的方式控制品質。這是 Mode 2 的科學知識生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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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bons被批評的一部份是沒有闡明跨科際的意涵。後續的學者如Wickson用三個面向區辨跨科際、多科際、界科際間的關係(詳見p33表格),第一個「問題導向」(problem-focus),第二個是「演化的方法論」(evolving methodology),以及「合作」(collaboration)。依據Wickson等地論述,跨科際是以問題解決為導向,但這不代表跨科際不能處理概念性的問題,只是概念性的問題不是它的起點。「多科際」在是為了解決某些概念的問題。如果用問題解決為導向,界科際也是問題解決為導向,可是與跨科際之間的差別合作對象,這在後續「合作」面向上會提到。在「共同演化的方法論」上,「跨科際」基本上是強調須從問題出現,再來找不同的學科知識,透過不同學科間不斷溝通達到問題解決的方法,但是它會不斷演化且不斷變動,學科邊際不再明顯;「界科際」基本上各學科間還是保持相對的自主性,使用學科與學科之間彼此重疊的方法論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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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重要的面相是「合作」,對Wickson而言,跨科際的合作介於科學家、研究者、利害關係者間,常民必須被納入解決問題的過程裡。多科際間的合作僅限於科學家之間的合作關係,界科際的合作關係也是如此。Wickson的分類深化 Gibbons 的 Mode 2 知識體系。跨科際的實踐方法是公民科學,強調知識的生產是在應用面是來回彼此互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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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 多科際 界科際
問題導向 問題導向。哲學或是理論層次的問題通常並非此類型合作的出發點。這類的研究取徑旨在解決問題。 常以主題(theme)為核心來組織,而非以問題導向進行合作。允許一個主題具有多種研究取徑,而且合作方式未必是為了提供問題的解答。 問題導向。
演化的方法論 追求發展整合不同認識論、學科方法的研究架構。 學科間仍然保持高度的自主性。 聚焦在不同的主題上,但是使用不同學科共享的一個研究架構。
合作者 合作關係發生在科學家、研究者以及所有的利害關係者。 合作僅限於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 合作僅限於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

Wickson 等發展跨科際、多科際、界科際分類指標
來源:Wickson, F., et al. (2006).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Quandaries and Quality." Futures 38(9): 1046-1059.
翻譯:王驥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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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與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厚實型知識

跨科際與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冷戰世界的政治格局來臨,在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理性的」、「客觀的」科學知識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重大的環境議題、社會福利政策或是教育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家」的身影。科學,一方面可以確保人類的福址,而在另外一方面,公民擁有良好的科學知識則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science-centrism)的觀點,事實上預設著特定的公民—科學—技術之間的社會關係:例如,公眾是無知的、需要被「教育的、較好的科學即等同於較好的公眾決策以及科學是「價值中立的」(Irwin, 1995; Irwin and Wynne, 1996)。科學中心主義的預設,對於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udies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的學者來說是充滿許多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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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的學者認為,實驗室為一個封閉的系統(closed system),在其中所有不確定的因素以及環境條件可以被控制或是逐步的排除,然而真實世界是個環境實驗室(environment-tal laboratory)或是一個開放系統(open system),一旦在實驗室所生產出來的知識遭遇到真實世界時,經常發生無法複製實驗室當中的成果。事實上,正是因為真實世界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往往使得一向強調精準、準確的科學知識失去了原有的可信度。SSK學者的說法挑戰了孔恩的常態科學的概念,他們認為現今的知識生產的過程不能僅僅依賴科學家在封閉的實驗室當中進行實驗(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被應用於真實社會,而且一旦這些知識走出實驗室後進入田野後,經常排除掉了有價值的地方知識或是脈絡化的知識系統),而是應該讓會受到這套知識系統影響的所有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都盡可能的參與知識的生產的過程當中,因為現今人類社會所面臨到的問題經常都是「事實是不確定、價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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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爭議的但是影響範圍甚廣、且急需要作出決策」(Funtowicz and Ravetz, 1993, p. 744),因此,SSK的學者開始強調一個更為民主、強調公民參與的知識生產過程—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Irwin, 1995)或是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Nowotny et al., 2001)。

◆ Mode 2 社會、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ity) 以及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科學(science)具有確定性,研究(research)則是具有不確定性。科學被認為是冷淡的、直來直往的以及分離的;而研究則是溫暖的、融入的以及具有風險的。科學終結了人類的各種爭議,研究則是創造出爭議;科學透過盡可能的遠離意識型態、熱情以及情緒來生產出客觀性,研究則是透過這些熱情、情緒來使得研究對象變得熟悉。(Latour, 1998, p.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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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o Latour 的這段文字,明確的指出科學以及研究二者之間的差異,和社會厚實型知識或是公民科學的概念相仿,他們都拒絕傳統將科學和社會視為二個不同領域的觀點,從歐洲的酸雨案例(Hajer, 1995; Irwin, 1995)、狂牛症案例或是Brian Wynne的經典湖區牧羊者的研究(Irwin and Wynne, 1996; Wynne, 1989),都揭露了科學知識的限制,即在面對真實世界高度複雜性時,不僅無法產生精確的結果,甚至產生許多的爭議。誠如Nowotny和Gibbons與其同事們(2001)所指出的那般,啟蒙以降,科學被視為可以回答所有社會問題(science has always ‘spoken’ to society),但是今日,社會也開始對於科學知識有所貢獻(society now ‘speaks back’ to science),但是這樣的說法並非是獨尊社會知識,而是科學和社會二者不再是可以清楚切割,他們二者是處於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狀態(Nowotny et al., 2001)。Nowotny等人的觀點認為在科學與社會相互滲透的情況下,知識的生產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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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新的變化,他們提出所謂Mode 2 知識生產方式,在他們的另外一本經典著作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當中,他們認為相較於傳統以學科分工的知識生產方式(Mode 1),Mode 2的知識生產方式有幾個重要的特色:即知識在應該的脈絡下被生產出來(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擴大的知識品質控制社群(Gibbons, 1994)。他們認為,在二戰結束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社會大眾不再是科學中心主義所預設那般的「無知」,他們熟悉傳統科學的生產方式,也愈來愈能在大學體系外,對於知識生產有所貢獻,因此,在Mode 2的架構下,知識的生產愈來愈需要回應社會的需求,也就是知識的生產愈來愈是一種科學家、利害關係者彼此不斷協商、討論的產物,而且知識的生產不再受限於傳統的知識生產單位—大學(也就是知識的生產的空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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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具有高度的異質性,如智庫、私人研發單位等等,亦是活躍的知識生產組織),同時,對於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的評價或是品質的控制,不再是利用傳統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而是透過所有利害關係者都可以進來評估這樣的知識的品質(這樣的看法呼應了Funtowicz 及 Ravetz(1993)所提出的Extend Peer Community概念)最後,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挑戰了傳統高等教育以單一學科作為知識生產的分工方式,Gibbons (1994)等人提出所謂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

對於Gibbons等人來說,跨科際具有四個重要的特色,首先,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發展出一個獨特但是卻是隨著問題發展而不斷演化的架構(evolving framework),但是Gibbons等人警告,這樣的架構是在應用的脈絡中被發展出來的,而不是預先被制定,而後再應用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第二,跨科際發展其獨特的方法架構、研究方法,而這些架構、方法,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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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何單一的學科所收編;第三,傳統Mode1知識生產,是透過制度的管道來發表研究成果(如期刊、研討會等),跨科際的知識的成果,是在所有利害關係者當中被傳遞和溝通的;最後,跨科際的研究方法、架構甚至是研究成員,絕非是靜態的,而是隨著問題、脈絡的發展,而有所不同的,透過跨科際的方法,生產出來的知識即為Nowotny等人所言的社會厚實型知識。但是,Gibbons他們也承認,跨科際絕非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跨科際的概念在此之後引起許多質疑(Godin, 1998; Weingart, 1997),例如:跨科際和界科際、多科際之間的概念經常混淆;學科間的合作從來都不是一個新的現象等等。在Gibbons之後,許多學者都嘗試釐清這幾個概念之間的差異,Wickson(2006)等人即對這幾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作了相當好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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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厚實型知識可信嗎?

透過跨科際、溝通的方式,讓所有利害關係者參與進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這樣的知識類型,乃是一個強調溝通以及審議的知識生產方式,但也是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因為涉及到不同的知識互動,經常在可信度的方面,遭受到相當大的質疑(Collins et al., 2007; Nowotny et al., 2001),Nowotny (2001)等人認為社會厚實型的知識,和實驗室所生產出來的科學一樣可信。他們引用John Ziman的研究成果指出,衡量傳統知識生產的可信度,乃是建立在二個基礎上,即:盡可能大多數的人都同意研究的結果(the maximum degree of agreement, consensuality);以及科學的知識是能夠被理解的,具不能夠有任何模糊不清或是隱晦難解的 (即consensibility) (see also Ziman, 1991)。根據Nowotny (2001)等人的觀點,上述這二個指標,拿來衡量當前的科學活動,許多科學知識可信度的建立都面臨到挑戰,例如,當前對於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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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品質控制,其實是透過少數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的方式來進行,許多專業的知識型式,其實僅僅只有少數的專家能夠了解甚至同意研究的內容及成果,而且研究的成果經常受到挑戰以及質疑,就算研究成果達成少部份研究者的同意,其結果亦經常是不穩定的、短暫的,因此,從consensuality的角度來看,現今的科學活動很難要達成可信度知識的難度甚高;另外,隨著科學的專業以及分工愈細緻,許多科學家承認,他們愈來愈難以理解次領域的專門知識,因此在consensibility的方面而言,科學的活動要達成上述二個指標都愈來愈困難,簡單來說,Ziman的架構對於科學知識的可信度,有一個重要的意涵:即科學要達成多數人同意某個研究成果,是一個費時的目標,但是對於Ziman (1991)而言,雖然科學知識面對這二個難題,但這並不代表科學社群並沒有對建立可信度的知識進行努力,第一,科學知識的分化,的確使得對於科學研究成果的同意,愈來愈侷限於小社群,但是科學知識乃是建立在互信(mutu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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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也同時開放給外在社群進行批判;第二,在自由的環境下,科學家的科學生產活動,經常在不同學科、專業邊界移動,他們可以互相的評價不同領域間的知識。

對於Nowotny (2001)及其同事而言,如果透過上述的二個可信度指標來界定社會厚實型知識,其所呈現的可信度,不會低於傳統的實驗室知識。首先,Consensibility要求研究的概念或是研究結果的呈現,都必需清楚、不含糊,而且研究問題必需在嚴謹的架構下被提出及回答、研究結果必需清楚,也就是精確的溝通(communication)在這個概念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所生產出來的社會厚實型知識,如果沒有清楚的溝通方式,則研究的結果亦無法取得大多數利害關係者的同意,因此,雖然在Mode 2的條件下,consen-sibility是一個困難的目標,但是卻是相當重要的。同樣的,以consen-suality來界定Mode 2的知識型式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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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實型知識同樣具有高度的可信度,雖然在Mode 2的條件下,知識生產的社群被擴大了,所有的利害關係者都能夠參與進知識的生產過程中,但這並不意謂著這類型的知識不需要取得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同意,社會厚實型知識更強調取得利害關係者的同意,只是這個過程同樣秏費許多的時間以及心力,例如Michael Gorman (2010)等人,即利用所謂的trading zone的概念,來說明社會厚實型的知識如何透過共同語言、混血的概念,來橋接不同學科的關鍵術語(jargons)或是概念,從這二個角度來說,社會厚實型知識和傳統的Mode 1知識,同樣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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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爭議、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

科技爭議、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

當前臺灣社會面臨許多的科技爭議,從每日生活的食安問題到重大國家能源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有幾個共同的特色:具有高度複雜性、影響層面甚廣、涉及許多利害關係者、急需決策。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常可以看到科學家、議題專家、常民(lay people)的身影。他們對於當前的議題分別擁有不同的認識方式:對於SSK的學者來說,這些技術決策(technical decision-making,即科學知識以及科技、政治,互相在公共領域中交會) 產生爭議,主要來自於科學主義(scientism),預設了群眾以及科學知識之間的社會關係,即群眾對於科學知識是無知的、盲目的,他們需要接受新的科學知識;而SSK的學者嘗試的指出,群眾不僅不是無知,通常還擁有許多在地知識或是脈絡性的知識(contextualized knowledge),但這些知識系統經常被科學家有意識的忽略 (Irwin, 1995; Irwin and Wynne, 1996; Wynne, 1989,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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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Brian Wynne(Wynne, 1989, 1991) 經常被提及的英國Sellafield研究個案,即突顯出了科學知識在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真實世界時顯得捉襟肘見,而且在地的牧羊者提供的脈絡化知識,雖有助於技術決策更為完善,卻是完全被科學家所忽視的狀況。

在這波SSK學者的努力下,強調參與、審議等概念,開始出現在歐美的重大的技術決策中 (Hagendijk and Irwin, 2006; 2006;Jones and Irwin, 2010)。然而強調參與、以及審議的民主過程,並非就是樂觀的預期一個更為完整的技術決策的來臨,相對地,反而因為民眾的參與而衍生出來更多的問題,例如:群眾的參與,反而成為技術決策部門的合法性工具,使得政策的執行可以擁有居民的背書,許多參與式的技術決策流於表面 (Stirling, 2008);另外,強調參與,並不一定保證會產生更好的公共決策,無效率的參與、群眾的角色不明,是參與式公共決策的問題之一 (Hajer and Kesselri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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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什麼人需要參與? 多少人參與? 參與的邊際為何? 這一系列的問題指出,無限制的參與可能會落入所謂的技術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Collins et al., 2010; Collins and Evans, 2007)。

對於Collins and Evans (2002; 2007)而言,當前的SSK解決了科學知識合法性的問題(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即強調科學知識的合法性來自於不同行動者的共同生產,而非壟斷於科學家或是技術專家之手。但是這一波的科學與社會研究卻沒有解決所謂的「擴張性問題」(the Problem of Extension),即是究竟要多少人參與到技術決策的過程當中? 針對這個問題,Collins and Evans提出所謂的第三波科學研究或是專家與經驗研究(SEE,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他們認為,科技爭議發生的時候,有必要適時去定義出誰是應該進到科學爭議的專家,而不是等待科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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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後,才去辯認出誰具有專業。從研究專家的角度出發,他們強烈反對他們所謂「第二波」科學研究學者所謂的常民專家(lay expert)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這個詞彙具有模稜兩可的意義在。從實在論(realist)的角度出發,他們反對用相對關係的角度來看待專家(例如,擁有說流利法語的能力,在法國不算是專業;但是放到非法語系的環境中,才可以被視為是專業),他們認為專業應該是一種具體存在的能力,不因外在條件、環境而有所差異,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們提出一個定義專業的週期表(Periodic Table) (Collins, 2013; Collins and Evans, 2007)。

來源:Collins & Evans
翻譯:孫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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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這個專業週期表,Collins and Evans使用了Michael Polanyi提出的緘默知識(tacit knowledge)來區別不同的專業。所謂的緘默知識只能透過長期涉足某個專業領域才能習的的知識系統,這類型知識可以被理解,但是無法透過記錄的方式被表達。在Collins and Evans的論述裡,緘默知識透過兩種型式進入知識的取得過程,一個是為了取得更多的緘默知識;另外一個為了取得更多資訊。對他們而言,最基本的,而且四處可以取得的緘默知識即為在一個社會條件下的聽說讀寫能力,而如果透過這些能力去取得更多的資訊,例如:問路或是透過網路、二手資料取得科學知識,僅僅可被視為基礎的專業;而如果以緘默知識為基礎,嘗試去浸淫於某個專業環境中,而取得更多的緘默知識,則可以被視為可以在科技決策過程中,作出貢獻的專家,而這類型的專業,又可以細分為貢獻型專業(contributory expertise)以及互動型專業(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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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爭議、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

所謂的貢獻型專業,是指需完全投入一個專業領域,而將物理的能力「內化」(internalization),在習得貢獻型專業的過程中,初期仍會有自我查覺以及遵循一 定規則,然而久而久之即「內化」成為專業的技能,例如Michael Polanyi(2005)的騎自行車例子。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和跨科際的概念息息相關,但經常被忽略的專業即為「互動型」專業,此類型專業,不需要實際的操作或是學習某個領域的專業活動或是行為,例如從事半導體研究的社會科學學者,實際上他不會操作或是學會製作半導體,然而,透過長時期和貢獻型專家的互動、以及不斷蒐集資料,社會科學學者不僅能夠和貢獻型的專家進行對話、交流、訪問外,他們甚至可以進一步的對半導體的知識作出貢獻,可能可以去指出半導體生產過程的缺失,或是指出生產過程如何提高生產的良率等,所以研究半導體的社會學者可以被稱之為互動型的專家。又或者如Sellafield個案中,在實驗室科學家和農民之間,即缺乏了如Brian Wynne這類型的互動型專家,因此才造成實驗室知識和在地知識之間的衝突 (Collins and Evan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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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and Evans提出的專家概念在SSK的領域當中,引起相當大的爭論,例如Shella Jasanoff (2003)即認為,Collins and Evans的概念在科學民主化的浪潮中出現是在走回頭路,而且專家的概念實際上是隨著不同的脈絡、環境、文化下,而有所不同;Brian Wynne (2003)亦指出,科技爭議的重點往往是在於誰擁有權力去設定議題的走向(framing issues)以及決定議題的意義,而忽略了常民的知識論(civic epistemology)系統,而非將焦點重新放回專家身上。

針對上述的批評,Collins and Evans堅持,在科技爭議的過程當中,某些科學的價值是值得被重視的,他們以選擇性現代主義(Elective Modernism)的概念來說明專家應該被重新重視,選擇專家的意見,並不是因為他們在科技爭議中都是對的,給專家更多的聲音,主要是因為這樣的選擇可以作出更好的決策。所謂的最好的決策是道德上的一種選擇。他們認為,科技爭議往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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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政治以及技術兩個面向,對他們而言,屬於技術面向的問題往往需要由互動型或是貢獻型的專家來處理,否則仍然容易落入技術民粹主義的狀態,因此,他們進一步認為某些持教條式或是半宗教式主張的群眾,是沒有能力處理技術層面的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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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區、邊界物體與互動型專家

交易區、邊界物體與互動型專家

◆ 我們如何走到這裡

2014年起自三月到十二月,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已舉辦第七場,這也是「跨科際意涵」此一系列討論會的最後一場。這一次,躺在文獻中靜待被回應的問題是「科技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這七次的討論會中,前五次的主題皆圍繞在「為什麼需要跨科際」上。現今的世界裡,社會分工十分複雜,「事實」與「價值」也越具不確定性,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處理高度複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納入與議題相關的各種利害關係者,透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構築出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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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論述挑戰了社會對「專家」與「常民」兩種角色既定的想像。在跨科際的框架下,解決問題沒有標準作業程序,而是必須回到問題的脈絡;溝通成為生產知識的方法,而非只能出自於學院、圖書館或實驗室;「專家本位」或「科學中心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常民知識與經驗終於有與專家同桌共談的機會,常民與專家都是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之一。若將這段論述標記在Collins與Evans所提出三波科學知識生產活動裡,它將會被歸在第二波的位置,這段自1970年代起反省孔恩式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試圖消弭專家與非專家這兩種身份二分的狀況,「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及「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即是這類科學民主化論述與實踐下的產物。

但是,跨科際意涵的發展並不單純只停留在解放常民知識而已,更大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浮現。在第六次的專題討論會裡,我們介紹了Harry Collins2002年一篇「引戰」的論文,這篇論文指出,「科技民粹主義」無邊無際地將所有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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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將會陷入所有溝通都是空談的風險,增加做出重大且具時效性的公共決策的困難度。既然解決問題的溝通過程不能納入所有公民,那麼「誰該被納入?」及「多少人可以被納入?」的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Collins 在他2002 年的論文裡提出用重新定義「專家」的方式為上述兩個問題解套。他認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進程應該要有第三道浪頭,強調一種新形態的專家應該被辨識出來,這種專家與熟悉某種行業的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可以作為各種利害關係者間的中介,橋接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溝通。這種專家被稱作「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

但是在更深入描繪「互動型專家」為何方神聖前,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裡,我們需要先退後一步,往回看「互動型專家」的前身「交易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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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區(trading zone)

「交易區」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科學史學者Peter Galison所提出。他發現科學的典範並沒有像孔恩所言般放諸四海皆準,舉物理學而言,物理學之下還包含許多子領域,例如理論物理、高能物理等,同一領域下不同子領域的學者,在溝通時也可能各自根基於完全不同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導致這些科學家之間無法溝通。

Galison的研究主題包含不同典範間的科學家如何進行溝通、交談。他的「交易區」指涉的是不斷嘗試進行溝通的過程。如果兩個領域的學者間溝通有障礙,交易區就會產生,若溝通順暢就沒有交易區。這個概念被Collins、Evans和Gorman延伸,他們依據溝通者間文化的均質/異質性,以及自願合作/強迫兩種溝通形式,區別出四種不同的交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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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區、邊界物體與互動型專家

其中,能讓不同文化間利害關係者合作的「碎形交易區」(fractionated trading zone) 與跨科際的理想最為相近,這一類的交易區又可以分成物質性的「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及非物質性、以語言作為合作媒介的「互動型專家」兩種型態[註] 。

◆ 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

「邊界物體」指透過某些特定物體的設計,達成不同領域互相合作。這一類的物體可能是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卻也同時需要具備彈性,可以適應不同使用者使用時的情境與脈絡,也能兼顧合作的成果有一致性。

舉例而言,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脊椎生物博物館(The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at Berkeley)的創始者Annie Montague Alexander與Joseph Grinnell在籌備設立博物館時,發現需要與校方行政人員、業餘標本收藏家、獵人等各種利害關係者進行溝通、協調利益,才能獲得建置博物館所需要的標本與資源。在獵人獵捕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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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屍體可能會因為使用的工具( 例如子彈槍)而被破壞,使得蒐集到的標本不完整,但Annie與Joseph卻希望這些出錢購買的標本能夠保持原有的樣貌,因此兩人設計出一套地圖標示系統,要求被招募的獵人出獵時必須隨身帶著地圖,每位獵人雖然在不同地點狩獵,但都可以在地圖上標示捕獵到動物的地點,並註記時間、是否使用子彈獵捕等Annie 與Joseph 判斷動物屍體優劣所需的資訊。這張讓Annie、Joseph與不同獵人可以合作、互相對話,媒合兩者間原本不同利益的地圖,即是邊界物體的經典案例之一。事實上,類似的概念也已經被應用在教學法上,例如Auckman便認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讓不同學生的學習經驗可以統一在同樣的框架與媒介上呈現,不同的學生可以互相瀏覽e-portfolio尋找中意的小組作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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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

相較於強調物質性的邊界物質,互動型專家則是用純粹的語言形式促成不同領域間的互動。這類型的專家雖然不像貢獻型專家一樣,透過實踐來累積緘默型知識,但是他們因為長期與特定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互動,因而不用經過實踐的過程,亦能學到與特定議題相關的特定詞彙與知識。例如,跑社會線的記者,或是長期進行田野調查、與在地互動的工作者,累積一段時間與地方派系互動的經驗後,可能因此獲得許多的「黑話」、「行話」。

Collins 的學生Ribeiro曾經進行一項經驗性研究,主題是日籍鋼鐵企業到巴西設廠時,中介於日本人與巴西人之間的譯者如何促成兩者間溝通順暢。譯者因為長期與兩方互動,詳熟兩者文化的差異,這樣的緘默型知識使得譯者知道哪些句子若單純以直譯處理,會引發雙方不悅,甚至翻臉、拆伙,因此會謹慎選擇如何詮釋這些容易造成誤會的句子,使衝突不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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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美國亞利桑那州印地安Yavapai部落、長期參與在地議題的社會科學家與州政府Bureau of Reclamation Engineers間因當地水資源管理議題產生的互動。為了促成Yavapai 部落與政府機構間的溝通,當地社會科學家設計了一種新的度量標準作為共同的溝通語言,但Yavapai部落與政府機構卻都認為這樣的度量方式無法觸及他們分別所認為應該被討論的價值與爭議,反而是擔任互動型專家的社會學者透過在兩方間一來一往的語言互動,說服所有包含在內的利害關係者同意停止建造水壩,讓Yavapai 部落保留他們所居住的土地。在這個案例裡,互動型專家達成溝通的目的,邊界物體(新的度量方式)則否。

◆ 對互動型專家的反思

Collins為了避免哪些與多少利害關係者該納入溝通過程的爭議,選擇重新定義專家,並且視「互動型專家」為促成不同領域間溝通的橋梁,原本選擇利害關係者的工作被隱含在互動型專家橋接不同利害關係者溝通的過程中。此法一出,自然引起前述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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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生產浪潮的擁護者踏伐,認為「專家」的神祖牌才剛被燒毀,Collins卻又把幽靈召回,重新定義出另一種可能宰制問題解決過程的權威階級。

科技民粹主義與權威,公平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以及做出公共決策的效率,這兩者間有著難以解開的結,許多討論仍因此結而起,不斷滔滔爭論著。

這樣的對立也顯示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不同利害關係者間斡旋的角色並不必然一定是為了公共的目的而行動。這樣的人可能是上述亞利桑那州水資源管理議題的在地社會科學家,也有可能是某種獲取私利的掮客。如果看過【紙牌屋】影集應該就不難想像,第一季故事情節裡國會通過的全國教育法案,並不完全是為了學齡兒童的福祉或公共利益,而是許多政治利益角力下的產物。

最後,回到根本的問題:如何辨認互動型專家?互動型專家會比廣納利害關係者還有效率,還是兩者對解決問題而言都不夠有效?跨科際教育最後的目的是公民科學,還是培養互動型專家?這些,都是當今正被激烈辯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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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法上的應用

用邊界物體或是互動型專家輔助溝通,都是可以操作的形式。課堂上實施這種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包含拼圖式教學法(Jigsaw)、辯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等等。相關討論可以參考以下兩篇文獻:

  • 1. Smith KA 2000 Going Deeper: Formal Small- Group Learning in Large ClassesNew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2000 25-46,或是
  • 2. DeZure D 2010 Interdisciplinary pedag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Frodeman R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New York 3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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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這些教學法進行跨科際的教育時,仍需要把持跨科際的核心。跨科際強調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每個學校都應該回到欲解決的問題上發展適合的合作學習方式。Oxford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的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提到,書裡舉的案例「只是有人這樣做」,不是一套標準的方法。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有很多不確定性,跨科際的學習方式一定要回到脈絡裡,回到個別學校裡。

【註】本文只介紹四種交易區的其中一種「碎形交易區」。其他三中交易區類型可參考 Collins, H., Evans, R., & Gorman, M. (2007).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art A, 38(4), 6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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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討論會閱讀文獻

各場次討論會閱讀文獻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Post-Normal Science
  • Funtowicz, S. O., & Ravetz, J. R. (1993). Science for the Post-Normal Age. Futures, 25(7), 739-755. doi: 10.1016/0016-3287(93)90022-L
  • Turnpenny, J., Jones, M., & Lorenzoni, I. (2011). Where Now for Post-Normal Sci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and Us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6(3), 287-306. doi: 10.1177/0162243910385789
  • Citizen Science
  •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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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討論會閱讀文獻

    Re-thinking Science
  • Nowotny, H., Gibbons, M., & Scott, P.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 Boundary Objects &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 Collins, H., Evans, R., & Gorman, M. (2007).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art A, 38(4), 657-666.
66 / 73

引用文獻

引用文獻

  • Barry, A., Born, G. (2013)Interdisciplinarity reconfigurations of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Taylor and Francis,, Hoboken
  • Berkhout, F., Leach, M., & Scoones, I. (2003). Negotiat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 New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Science.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
  • Carolan, M. S. (2006). Science, Expertise,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7), 661-668. doi: 10.1080/08941920600742443
  • Collins, H., & Evans, R. (2007). Rethinking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lins H, Weinel M, Evans R, (2010) 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the Third Wave: new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4) 185-201
  • Collins, H. (2013) Three dimensions of expertise.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12) 253-73
  • Collins, H. (2014) Rejecting knowledge claims inside and outside scienc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4) 722-35
67 / 73

引用文獻

  • Dryzek, J. S. (1990).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 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ntowicz, S. O., & Ravetz, J. R. (1993). Science for the Post-Normal Age. Futures, 25(7), 739-755. doi: 10.1016/0016-3287(93)90022-L
  • Galison, PL. (1997)Image and logic :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Galison, PL. (1988)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central metaphorScience in Context(2) 197-212
  •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Godin, B. (1998). Writing Performative History: The New New Atlanti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8(3), 465-483.
68 / 73

引用文獻

  • Gorman, M. E. (2010).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gendijk R, Irwin A, (2006),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governance: Engagi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Minerva (44) 167-184
  • Hajer, M. A.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jer, M. A., & Kesselring, S. (1999). Democracy in the Risk Society? Learning from the New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Munich.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3), 1-23. doi: 10.1080/09644019908414477
  • Hajer, M. A., & Wagenaar, H. (2003).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aly, S. (1999). Extended peer communities and the ascendance of post-normal politics. Futures, 31(7), 655-669. doi: 10.1016/S0016-3287(99)00025-7
69 / 73

引用文獻

  •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 Irwin, A., & Wynne, B. (1996).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sanoff S, (2003) Breaking the Waves in Science Studies: Comment on H.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3) 389-400
  • Jones E K, Irwin A, (2010), Creating space for engagement? La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risk governance, in Anticipating risks and organising risk regulation Ed B M Hutte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New York pp 185-207
  • Junttia, M., Russelb, D., & Turnpenny, J. (2009). Evidence, politics and power in public policy for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12(3), 207-215. doi: 10.1016/j.envsci.2008.12.007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0 / 73

引用文獻

  • Latour, B. (1993).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1998). From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 Science, 280, 208-209.
  • Nowotny, H., Gibbons, M., & Scott, P.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 Petts, J., & Brooks, C. (2006). Expert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role of lay knowledge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challenge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6), 1045-1059. doi: 10.1068/a37373
  • Ravetz, J. R. (1999). What is Post-Normal Science. Futures, 31(7), 647-653.
  • Ravetz, J. R. (2006). Post-Normal Scienc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ition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Complexity, 3(4), 275-284. doi: 10.1016/j.ecocom.2007.02.001
  • Ravetz, J. R. (1995).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Oxford [Oxfordshire]: Clarendon Press.
71 / 73

引用文獻

  • Ribeiro, R. (2007) The language barrier as an aid to communication.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7) 561-84
  • Ribeiro, R. (2007) The role of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the cas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steel industry.Stud Hist Philos Sci(38) 713-21
  • Star, SL., Griesemer, JR. (1989)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Museum-of-Vertebrate-Zoology, 1907-39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 387-420
  • Stirling A, (2008) “Opening Up” and “Closing Down”: Power, Participation, and Pluralism in the Social Appraisal of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3) 262-294
  • Turnpenny, J., Jones, M., & Lorenzoni, I. (2011). Where Now for Post-Normal Sci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and Us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6(3), 287-306. doi: 10.1177/0162243910385789
  • Weingart, P. (1997). From "Finalization" to "Mode 2":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6(4), 591-613. doi: 10.1177/053901897036004002
72 / 73

引用文獻

  • Wickson, F., Carewc, A. L., & Russella, A. W. (2006).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quandaries and quality. Futures, 38(9), 1046-1059. doi: 10.1016/j.futures.2006.02.011
  • Wynne, B. (1989). Sheep farming after Chernobyl, a case study in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31(2), 10-15. doi: 10.1080/00139157.1989.9928930
  • Wynne B, (1992),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 281-304
  • Wynne B, 2003, "Seasick on the third wave? Subverting the hegemony of propositionalism: Response to Collins & Evans (2002)"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01-417
  • Yearly, S. (2000). Making systematic sense of public discontents with expert knowledge: two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a case stud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9(2), 105-122. doi: 10.1088/0963-6625/9/2/302
  • Ziman J M. (1991). Reliable knowledge : an exploration of the grounds for belief in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3 /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