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簡稱SHS, Society-Humanity-Science)的推動辦公室自2011年計畫起動,就開創了自己的討論會(seminar)。除了這向來是本人從事科學研究的必要方法,其目的包括了擴大及深化研究視野;熟悉相關學術領域與國內、外研究現況;學術期刊、專書資料蒐集彙整;…,也因為討論會能積極的提供博後及研究生的學習進路或訓練手段;作為論述、思辨、表達、及溝通的實踐舞台;發展師生互動互學的過程;甚至可以進深到觀點、立場、人格、價值、文化… 的相濡以沫或交鋒精進。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ymposium on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STDE) 也就是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推出的SHS公開學術論述舞台。 因為新的計畫不僅要創造新瓶,更需要能釀出新酒。在教育領域耕耘的唐功培博士及平台的協助下,SHS計畫在2011年至2014年已主辦過三次STDE,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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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需要什麼樣的跨科際教育?」、「跨科際教育中的表達溝通能力與教育傳播」、與「跨科際的生活與學習」。顧名思義,可知STDE的目標正是希望SHS計畫的推動,尤其是課程的實施能夠衍生出跨科際教育(TDE)的理據和典範經驗。

推動辦公室念茲在茲的是SHS計畫的前瞻性必須要有強力的學術理念或研究的支撐。王驥懋博士自2014年三月加入計畫推動辦公室後,立即發展出了更密集且具備主題及系列發展的討論會。我們除了將其開放給跨科際推動辦公室以外的平台、計畫、課程外,更開放給社會上對TDE相關的價值或對討論主題有興趣的學生、教師、或社會大眾,並且正式定名為跨科際專題討論會(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 。連續五次的討論會內容登載在跨閱誌及SHS特刊上,獲得了不少的意見迴響。因此推動辦公室興起出版主題系列文集的想法,俾使得SHS計畫在四年執行完畢時,可匯整出能提供未來跨領域學習所需的實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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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第一本主題式SHS文集出版之際,我們看到的當然不是KPI報告上增加的一筆記錄,也不是計畫績效上新的誇口。而是我們針對SHS或TDE的信念,認為必須提供給後繼者的資料、訊息、觀點、探究、教學、實踐… 等的基礎。這當然不會是唯一的一本SHS文集。本著做中學的原則,第六次的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訂在九月十九日舉辦。與會者仍有增加的趨勢,跨科際的學習正是方興未艾!

SHS計畫推動辦公室主持人

臺大化學系特聘教授

陳竹亭 識於2014, 0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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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Society,
Humanity, Science, SHS) 於2014年四月起,舉辦系列「跨科際專題討論會」(Seminar on
Transdisciplinarity),透過閱讀相關學術文獻的方式,爬梳這個概念的源流、演化脈絡與相關議題,提供對跨科際研究、教學、行動感興趣的教師、同學、民眾交流的機會,並與臺灣跨科際計畫執行的經驗對話。

截至2014年八月,該討論會已舉行五個場次,分別討論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Post-Normal Science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Citizen Science / Re-thinking Science等五個主題,到這裡「跨科際」脈絡的追溯也告一段落,即將在未來的討論會中進入新的階段。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將這五次討論會的內容編輯成這本「知識、社會與公民科學」專輯,期待將跨科際意涵分享給更多感興趣的教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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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關心高等教育議題的朋友們。

每一次討論會的內容,若沒有細細追索,其實很容易忽略其間極為細緻的差異,而這些需要特別留意的差距,也就是不同論述互動下所產生學理研究進步的痕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製作這本整合系列討論會內容的手冊,讓閱讀者可以更容易地比較、感受到不同概念間有何異同,以及這些異同產生前必經的推論。當然,這一條追索的路並不是到這裡就停止,也還沒碰觸到如何在臺灣高等教育場域裡實踐的應用經驗,希望在未來,系列類似的手冊能夠繼續被閱讀,讓跨科際的學理脈絡能更完整。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預計至104年3月每月下旬舉行一次,於週五下午舉行。所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的活動訊息與後續報導,皆會在跨科際入口網站、跨科際部落格「跨閱誌」發布。您也可以藉由追蹤跨科際粉絲頁來獲得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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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Mode 2 知識?

近年來,隨著科學以及社會議題的高度複雜性(complexity),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型式,已經無法解決某些真實世界所面臨的問題,如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惡化等。因此,Michael Gibbons等所出版的經典書藉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指出新的知識生產模式 - Mode 2知識的出現,作為對上述高度複雜問題的回應。

所謂Mode 2知識,是相較於Mode 1而存在,即相對於傳統以學科為本位、強調知識生產必需符合學科內的研究的規範,而且其知識生產的結果必需受到同儕審查機制來控制的知識生產方式。然而,在面臨許多高度複雜的問題時,Mode 1知識生產顯得無能為力,因此Gibbons等The New Prod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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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的作者觀察到,現今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產生極大的轉變,稱作 Mode 2知識。

Gibbons等人觀察出 Mode 2知識生產五個重要的特色,包括:

  1. 知識是在應用的脈絡中(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 被生產
  2. 知識生產的過程中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 逐漸成為常態
  3. 知識的生產不再限於傳統大學,具高度異質性 (heterogeneity)
  4. 知識生產者認識到其對社會的影響,具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
  5. 這樣的知識生產過程,不再適用於放諸四海皆準的評估法則。評估研究的品質必需回到研究問題的脈絡中,且許多額外的因素都必需被考慮進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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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如何對Mode 2進行品質控管(quality control)? 如何產生好的科學知識?

相較於 Mode 1 知識的同儕審查(peer
review),我們如何能夠評價 Mode 2 知識,確認其生產出來的知識是好的知識?在4月15日的討論會裡,與會者提及現有多數研究活動所採取的時間尺度都不足以對這樣的知識做出評價;另一位與會者也舉DDT為例討論「世代問題」,DDT殺蟲劑原先被製造時標榜著安全,但對當時使用DDT的世代滿意的解決方案,對下一個世代而言卻是需要被禁止的方案。

針對這樣的問題,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回應是:Mode 2的知識實際上非常強調「彈性」與「脈絡性」,重視回歸在地的社會脈絡,並不追求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形式。Mode 2是不斷變動的知識系統,提出的解決方案需要涉入回應所有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使所有受影響的人們都可以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共同研發出一個演化的架構,不能化約到任何一個單一的學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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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管」對於Mode 2的知識生產而言一直是飽受爭議的。Julie Thompson Klein於2008年發表的Eval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中提出七項評估原則,包括:跨科際知識必須強調脈絡性,能夠檢視後來的發展是否可以解決原先所設定的問題及目標;跨科際及Mode 2的知識強調「合作」,合作當中必然有衝突,須以不斷地溝通與交往來解決。溝通與交往是否能夠使合作順利進行,溝通是否受到良好的管理,也是評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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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Post-Normal Science

Post-Normal Science?

除了Mode 2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外,另一種回應「複雜問題」的論述是Funtowicz及Ravetz 提出的「後常態科學」。傳統以學科為基礎的科學知識,在面對真實世界高度複雜的問題時顯得無能為力。這些問題都有幾個特性:具有高度不確定性(uncertainty)、急需解決且影響的範圍甚廣。因此,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模式開始受到挑戰,傳統將複雜的系統問題化約為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模式不再擁有壟斷的霸權,而具有跨科際系統性、整合性以及更具人文面向的知識生產方式則是愈來愈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Silvio Funtowicz以及Jerome Ravetz 稱為「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 後略為PNS),而這個概念近來年和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經常被交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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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Post-Normal Science

所謂的PNS乃是挑戰Thomas Kuhn的常態科學概念而來的,在Kuhn的經典名著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認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 是研究穩固地建立在過去科學成就上,這個成就是被一些科學社群所認可的,而且提供了未來發展的基礎(Kuhn, 1962, 10)。根據Kuhn的說法,一旦常態科學沒有能力解決研究的議題時,其研究的方法以及典範亦遭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就會導致科學革命的發生,即新的典範出現逐漸取代舊有的典範。Ravetz 及Funtowicz指出,在科學常態中,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 是可以被控制以及有效的管理的、價值觀點是不存在的。Ravetz的早期著作就開始強烈的質疑常態科學的概念,他指出在常態科學的理論中,科學的活動是一種短視的(myopic)以及反批判的實踐,在近年來,隨著許多環境問題的出現,如酸雨、核子武器的濫用、有毒廢棄物的處置、溫室效應、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等,常態科學的概念愈來愈顯得站不住腳。這些問題都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影響了許多一般群眾(lay publics),而且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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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以及價值認知等層面,這些現象都威脅、挑戰了Kuhn的常態科學概念(Turnpenny, Jones, & Lorenzoni, 2011)。

Ravetz認為,在科學、知識高度分工的時代,原子化(atomic)的學科知識,已經無法處理「事實是不確定的、價值具有爭議的、影響泛圍廣以及需要快速決策」(facts are uncertain, values in dispute, stakes high and decisions urgent)的議題 (Funtowicz & Ravetz, 1993, 744)。極其諷刺的是,這些議題大部份都是由科學的活動所引起的,Ravetz 及 Runtowicz 借用了Bruno Latour (1993)的隱喻,稱這種現象為「自然重新入侵實驗室」(Nature reinvading the lab)。

面對這些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現象時,Ravetz 及 Funtowicz 於是提出PNS,這種生產知識的方法論突顯了不確定性,而且在其中價值、認知等是被清楚指出的。PNS並非是以演譯、推論的方式來獲取知識,而強調知識是在互動、對話中被生產出來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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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Post-Normal Science

較於傳統科學強調知識生產的一致性,PNS也同時也注意到知識會因場域、脈絡、歷史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

PNS vs 其他知識生產方式

Ravetz 及Funtowicz用右圖二個面向來辯識不同的議題:系統的不確定性以及決策的利害關係。當議題的不確性以及複雜性極低時,科學的實踐或是知識生產的過程就愈以傳統的方式來進行;相對地,當議題的不確性極高、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人愈多、且先前並沒有一套既定的方法或是技術來解決時,這個問題就必需透過互動、對話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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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必需跟受這個議題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一般民眾進行溝通。

Ravetz 及 Funtowicz稱這些利害關係人為擴張的同儕社群(extended peer community, EPC),在對話、溝通的過程當中,EPC利用脈絡化、在地化的知識和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進行溝通。因此,如何評價一個知識的「好」或是「壞」,不再是利用傳統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而是取決於知識生產的脈絡(context),EPC在這個過程、脈絡當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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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Post-Normal Science

了相當重要的角色(Healy, 1999; Turnpenny et al., 2011)。因此,PNS經常在實踐上以及概念上需要跨科際的方式完成。

對PNS的批評

Post-normal Science對於當前知識生產的診斷,的確引起了高度的共鳴,例如Gibbons(1994)等所發展出來的Mode 2 概念,呼應了許多Ravetz 及Funtowicz的觀察,而這樣的發現也和當時西方政治氛圍開始關注代議政治失靈、強調公民參與到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不謀而合,對於公民採取審議式、參與式民主的討論,開始在公共決策領域發酵 (see Berkhout, Leach, & Scoones, 2003; Dryzek, 1990; Dryzek, 2000; M. A. Hajer & Wagenaar, 2003; M. Hajer & Kesselring, 1999)。

但是PNS的主張同時也招致許多的批評。Weingart (1997) 即針對PNS以及當時論點相近的概念(如前一篇介紹的Mode 2 等)提出過全面性的批判。Weingart認為PNS的主張犯了許多歷史的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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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例如強調將stakeholders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當中,透過參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和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進行協商,Weingart認為在大部份有爭議的環境、公共政策當中,常民通常是將科學知識視為一種資源來和另外的科學知識進行協商,而不是去主張他們常民知識的合法性。此外,Weingart也認為PNS的主張過於草率,忽略了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知識的生產從來就非常強調跨界的合作。

另外,Steven Yearley (2000) 也指出,Ravetz及Funtowicz的概念圖很難被用來界定知識生產方式,因為不確定性以及利害關係程度,通常很難可以分開的,例如:要了解一個事件所涉及的利害關係程度,一定要先了解這個事件充滿了何種不確定因素,因此,把這兩個高度相關的指標用來作為各自獨立的指標的作法,是有待商榷的。另外,有些議題像是太空科學,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卻很少,很難被劃分入PNS的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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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複雜性與Post-Normal Science

(Carolan, 2006; Turnpenny et al., 2011)。此外,PNS的主張亦引起科學界的強烈質疑,他們高度質疑常民知識的價值,他們甚至懷疑這些「奇聞軼事」(anecdote) 能否為我們當前的知識生產帶來任何效益(Juntti, Russel, & Turnpenny, 2009; Petts & Brooks, 2006; Turnpenny et al., 2011)。

PNS未來發展的方向

經歷了上述這些批評,Ravetz和致力於深化PNS的學者們也開始重新思考PNS的概念。對於Ravetz來說,PNS一開始是反映出科學方法論的缺陷,然而,納入外在的因素,如常民知識、政治、社會等因素,並不就意謂著研究的過程必需由這些外在因素全然主導 (see Turnpenny et al., 2011),因此,PNS的概念主要是將研究導向「相互學習、溝通以及協商」(Ravetz, 2006)。因此PNS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去指出傳統科學的限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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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知識生產的過程,如果涉及利害關係人、專家等的協商,就不可能像Ravetz所言的那般,「PNS遠離了政治」,相對的這個過程正是政治的核心之地。因此,許多對於PNS感到興趣的學者,主要的研究旨趣就在於了解以PNS為出發看待知識生產的過程,如何和政府或是其他政治組織間進行互動? 以及他們的互動形式和傳統科學實踐有何不同? 差異在哪裡? 這些問題都是未來PNS值得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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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如同Mode 2 及PNS描繪出專業知識生產與在地、脈絡化知識間的關係,「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也是嘗試描述公民如何跟科學家或科學知識間進行對話與互動的一種途徑。在英國Royal Society 報告書中有段文字:「如果大眾對科學有良好的認知,會促進國家繁榮,增進公共生活的品質。國家增進民眾對於科學知識的瞭解有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Alan Irwin 在他的Citizen Science這本書中引用這句話,是為了說明這段文字預設一種對市民與科學間的關係:一、大眾不具備任何知識,科學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告知民眾科學知識;二、如果大眾對科學有更好的了解,會促進更好的公共政策結果;三、科學是客觀、中立的;四、市民大眾的生活被科學知識排除在外,科學家有義務增進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且這有助於增加民眾的生活品質。

對Irwin 和Brian Wynne 以及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下略為 SSK) 的學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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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說,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預設一種有問題的大眾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大眾是無知或不理性的,當重大的公共議題發生,比如說台灣的核能、六輕議題,群眾的意見會被視為公眾不理性或歇斯底里。有兩個知識取徑對此提出反省,一種是Giddens 或Beck 提出的「風險社會模式」(risk society),第二種是Irwin認為比較接近用人類學的觀點理解公眾在日常生活事件怎麼瞭解科學,俗稱為SSK 的模式。

風險社會

當以實驗室為基礎的知識進入公共決策的過程時,會遇到許多不確定性。以酸雨研究為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歐數國曾集體控告英國工業汙染造成北歐湖水逐年變酸,這些國家請來科學家提出證據,直接證明斯堪地納亞雅半島的湖泊變酸是因為英國的工業活動所造成。英國後來也找來另一批科學家做一樣的科學實驗,證明北歐的酸雨發生跟英國的工業活動完全沒關係。這個案例裡「酸雨」是被「建構」的,不再是客觀或價值中立,背後服膺於社會利益與權力關係,要透過各種科學知識或科學研究方法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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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什麼是酸雨汙染。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狂牛症爆發,公眾擔心吃牛肉會感染狂牛症。當時英國學界的觀點是找到狂牛症會轉移到人體的證據前吃牛肉是安全的。英國衛生署長也讓媒體播送餵食女兒牛肉漢堡的畫面,宣傳牛肉是安全的印象。但最後卻證實人體也會感染狂牛症病毒。這一則案例裡也得看到科學知識嘗試定義或建構一個科學關係,公眾的反應被認為是不理性的,且很多不確定性出現。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到有三種不確定性。一種是實務性的不確定性,政府單位需要科學知識背書來做出公共決策,可是在面臨這麼多不確定性時,在第一線的政府也面臨極大的政策爭議;第二個不確定是理論面的,Irwin在Citizen Science 裡提出今日人類社會面臨不確定與複雜的問題時,無法用原子化、去脈絡化、學科化的套裝知識處理,必須用跨科際性統整;第三是複雜性,一但把這實驗屬於開放系統的社會時,不確定性變多了。所以Beck 說人生活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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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實驗室裡,所謂的風險即群眾感受到的不確定性,因為是來自於民眾自身的社會地位或所受的教育等面向感受出來的,所以風險不再客觀中立,科學開始變成一種社會建構,環境對於人的影響是人們與社會互動下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如科學知識般客觀的存在。Beck所謂現代社會經歷的「反身性」與「現代性」,是群眾在一個位置上,開始有權力與方式參與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或是參與形成對風險的論述,而不是只是科學家告訴大眾科學知識,政府作公共決策時就只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

SSK模式

SSK則是進到日常生活中,認為科學知識的產生、進入社會,必須經歷協商的過程,且在地的群眾或常民(lay people) 擁有一套自己的知識系統。SSK試圖了解受到一個特定科學政策影響的人,如何去理解這個科學政策?

第一個例子是2,4,5-T 除草劑,這是一種具有毒性的除草劑,很多案例證明第一線使用2,4,5-T 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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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受到影響,甚至有些農婦因此流產,最後上訴到英國科學委員會,可是科學委員會用先前提到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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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案例類似的方式回應,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影響性前2,4,5-T 還是可以被合理使用。農民也提出他們每天實際使用2,4,5-T 的紀錄反駁。最後英國科學委員會還是說這群農人沒有構成法則驗證2,4,5-T 的影響性,他們提出的案例是奇聞軼事;但對Irwin 來說,這些農民其實是採取不一樣的論述,而且農民很勤快地用很科學的方法,每天記錄使用除草劑的狀況。1980年代車諾比事件發生後輻射塵飄到英國上方,英國科學家發布居住在北英格蘭Sellafield的居民不用擔心落塵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一個禮拜後立即又宣佈所有這個區域的羊在一個月內禁止被販售與宰殺,因為發現放牧時羊會吃到核落塵。牧民一開始沒有抗議,可是一個月的禁令結束時,英國科學委員會又將禁宰殺與販售的禁令無限期延伸。於是這些民眾高度懷疑科學家的意圖,為什麼全英國都會受到核落塵影響,卻只限制Sellafield的羊隻?這裡1957年就發生過爆炸,會不會那一次爆炸後廠方與科學家隱瞞一些影響?後來當時的英國政府派一群科學家到Sellafield,拿一種火山泥宣稱可以消除草被羊吃下後吸收的輻射物質,他們把實驗室的操作方法帶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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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裡,把羊圈劃分成一塊一塊,試圖把火山泥灑在方格裡,可是在地群眾不斷抗議這項措施,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那裡,知道除了每個地方的地質條件不同外,也告訴科學家放的牧羊隻並不會被圈在一格一格裡,羊實際上是會到處放牧,所以這個做法最後也宣告失敗,在這個過程裡牧民所擁有的在地的知識其實沒有被科學家重視。

Irwin認為這裡面缺乏「溝通」,他認為要提供一個「公民科學」的可能性,讓科學家以及這些日常生活居民彼此間有良好溝通的平台,改善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才有可能去達到科學所宣稱的「有更好的生活」。不是去強調公民的知識才是重點,或是科學知識才是重點,而是各種知識體系都有存在的價值,而且對環境風險、災害俱有潛在價值。這就是為什麼公民科學會與審議民主有連結。

對Citizen Science的反思

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每一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所讀的文獻,都沒有很天真地認為實驗室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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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知識就不重要,仍然強調單一的學科或是去脈絡化的學科知識仍然存在,而且是與Mode 2 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或是我們所看到SSK 所做出來的面臨到高度風險或是高度不確定性的知識形式,兩個是互相共存,他們不是斷然就否定Mode 1 或是科學知識的生產價值。

公民科學引起很多共鳴與批評。針對審議的部分,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搭便車」困境:為什麼利害關係者要加入議題的審議過程?公民沒有足夠誘因參與公共政策的審議,則可能會有議題範圍越大,公民對議題就越漠不關心的情況。

第二個提到的質疑是審議對地方的想像太過樂觀。審議民主對地方審議的過程太過期待,忽略地方複雜的權力關係,特別是農家裡性別差異造成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也會影響公共審議的過程,使利害關係者間並非具有平等的論述機會。

另一個問題是,審議式民主理想上盡可能包含所有會受到決策影響的利害關係者,但是如何決定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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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者該進入審議的過程?那些利害關係者俱有代表性?相關的議題有世代正義的問題,即尚未出生下一個世代無法參與對其產生影響的公共政策;或是,若公共政策涉及到的不只是人類,還有如動物等非人類,抑是無法包含其意見。更深入來看,審議民主強調盡可能包含所有利害關係者,但是利害關係者的範圍若太廣泛,審議的過程中效率將流失;可是審議參與者的標準設定也可能會產生排除效果,有可能產生些利害關係人會被影響,但是沒有被包含在審議過程中的問題,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該在什麼範圍下包含利害關係者,是在操作審議時十分值得思考的。

最後,回應前一章PNS裡 Ravetz 及Funtowicz所談到「擴張的同儕社群」(extended peer community, EPC),審議式民主這樣包含利害關係者的決策方式,是否真的能增加公共政策的品質,還是只是保障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權利?參考審議民主在環境政治上實際操作的實例,Haj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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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分析德國慕尼黑市鎮交通規劃的案例,最後政策方案是BMW公司的「專家」提出來的,而非沒有達成共識的公共審議過程,因此Hajer 認為環境永續與民主不可混為一談,民主的實踐並不一定對公共政策品質有所貢獻;但是Petts(2006)在英國空氣汙染的案例分析上,結果卻是專家對公共的態度是傲慢的,Yearly(2000)也用公共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PGIS),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在英國南部小鎮調查空氣汙染的狀況,結果不僅與空汙專家調查出來的地圖高度重疊,還多指出了兩個測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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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多科際、界科際

最後,公民科學與跨科際間的關係是什麼?公民科學的提出是對知識分化的挑戰,單一學科分化的知識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風險社會裡高複雜性、高度爭議、涉及到複雜利害關係者網絡的議題。第一次討論會裡提到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的作者Gibbons就認為知識越來越是在應用的脈絡裡產生,過去知識被認為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生產的,可是我們發現公眾並不無知,特別是二次大戰後,隨著教育的普及,群眾可能有學位,他們不一定在科學界或大學服務,卻擁有知識與其生產的方法,所以知識生產越來越不限於大學,必須用跨科際的做法處理高度複雜的問題。科學家也越來越俱有反身性,開始意識到他們生產出的知識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品質控管越來越不能用同儕審查的方式,對跨科際生產的知識,最後只能用所有利害關係者受到這樣的知識影響,都必須被加入討論裡這樣的方式控制品質。這是 Mode 2 的科學知識生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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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Gibbons被批評的一部份是沒有闡明跨科際的意涵。後續的學者如Wickson用三個面向區辨跨科際、多科際、界科際間的關係(詳見p39表格),第一個「問題導向」(problem-focus),第二個是「演化的方法論」( evolving methodology ),以及「合作」(collaboration)。依據Wickson等地論述,跨科際是以問題解決為導向,但這不代表跨科際不能處理概念性的問題,只是概念性的問題不是它的起點。「多科際」在是為了解決某些概念的問題。如果用問題解決為導向,界科際也是問題解決為導向,可是與跨科際之間的差別合作對象,這在後續「合作」面向上會提到。在「共同演化的方法論」上,「跨科際」基本上是強調須從問題出現,再來找不同的學科知識,透過不同學科間不斷溝通達到問題解決的方法,但是它會不斷演化且不斷變動,學科邊際不再明顯;「界科際」基本上各學科間還是保持相對的自主性,使用學科與學科之間彼此重疊的方法論處理問題。

第三個重要的面相是「合作」,對Wickson而言,跨科際的合作介於科學家、研究者、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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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常民必須被納入解決問題的過程裡。多科際間的合作僅限於科學家之間的合作關係,界科際的合作關係也是如此。Wickson的分類深化 Gibbons 的 Mode 2 知識體系。跨科際的實踐方法是公民科學,強調知識的生產是在應用面是來回彼此互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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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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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與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厚實型知識

跨科際與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冷戰世界的政治格局來臨,在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理性的」、「客觀的」科學知識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重大的環境議題、社會福利政策或是教育政策,都可以看到「科學家」的身影。科學,一方面可以確保人類的福址,而在另外一方面,公民擁有良好的科學知識則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science-centrism)的觀點,事實上預設著特定的公民—科學—技術之間的社會關係:例如,公眾是無知的、需要被「教育的、較好的科學即等同於較好的公眾決策以及科學是「價值中立的」(Irwin, 1995; Irwin and Wynne, 1996)。科學中心主義的預設,對於知識社會學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 或是科技與社會研究 ( Studies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的學者來說是充滿許多問題的。SSK的學者認為,實驗室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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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封閉的系統(closed system),在其中所有不確定的因素以及環境條件可以被控制或是逐步的排除,然而真實世界是個環境實驗室(environment-tal laboratory)或是一個開放系統(open system),一旦在實驗室所生產出來的知識遭遇到真實世界時,經常發生無法複製實驗室當中的成果。事實上,正是因為真實世界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往往使得一向強調精準、準確的科學知識失去了原有的可信度。SSK學者的說法挑戰了孔恩的常態科學的概念,他們認為現今的知識生產的過程不能僅僅依賴科學家在封閉的實驗室當中進行實驗(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被應用於真實社會,而且一旦這些知識走出實驗室後進入田野後,經常排除掉了有價值的地方知識或是脈絡化的知識系統),而是應該讓會受到這套知識系統影響的所有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都盡可能的參與知識的生產的過程當中,因為現今人類社會所面臨到的問題經常都是「事實是不確定、價值是具有爭議的但是影響範圍甚廣、且急需要作出決策」(Funtowicz and Rav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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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p. 744),因此,SSK的學者開始強調一個更為民主、強調公民參與的知識生產過程—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Irwin, 1995)或是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Nowotny et al., 2001)。

Mode 2 社會、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ity) 以及社會厚實型知識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科學(science)具有確定性,研究(research)則是具有不確定性。科學被認為是冷淡的、直來直往的以及分離的;而研究則是溫暖的、融入的以及具有風險的。科學終結了人類的各種爭議,研究則是創造出爭議;科學透過盡可能的遠離意識型態、熱情以及情緒來生產出客觀性,研究則是透過這些熱情、情緒來使得研究對象變得熟悉。(Latour, 1998, p. 208-9)

Bruno Latour 的這段文字,明確的指出科學以及研究二者之間的差異,和社會厚實型知識或是公民科學的概念相仿,他們都拒絕傳統將科學和社會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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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不同領域的觀點,從歐洲的酸雨案例(Hajer, 1995; Irwin, 1995)、狂牛症案例或是Brian Wynne的經典湖區牧羊者的研究 ( Irwin and Wynne, 1996; Wynne, 1989),都揭露了科學知識的限制,即在面對真實世界高度複雜性時,不僅無法產生精確的結果,甚至產生許多的爭議。誠如Nowotny和Gibbons與其同事們(2001)所指出的那般,啟蒙以降,科學被視為可以回答所有社會問題(science has always ‘spoken’ to society),但是今日,社會也開始對於科學知識有所貢獻(society now ‘speaks back’ to science),但是這樣的說法並非是獨尊社會知識,而是科學和社會二者不再是可以清楚切割,他們二者是處於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狀態(Nowotny et al., 2001)。Nowotny等人的觀點認為在科學與社會相互滲透的情況下,知識的生產方式也有全新的變化,他們提出所謂Mode 2 知識生產方式,在他們的另外一本經典著作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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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當中,他們認為相較於傳統以學科分工的知識生產方式 ( Mode 1 ),Mode 2 的知識生產方式有幾個重要的特色:即知識在應該的脈絡下被生產出來 ( 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跨科際性(transdisciplinar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擴大的知識品質控制社群(Gibbons, 1994)。他們認為,在二戰結束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社會大眾不再是科學中心主義所預設那般的「無知」,他們熟悉傳統科學的生產方式,也愈來愈能在大學體系外,對於知識生產有所貢獻,因此,在Mode 2 的架構下,知識的生產愈來愈需要回應社會的需求,也就是知識的生產愈來愈是一種科學家、利害關係者彼此不斷協商、討論的產物,而且知識的生產不再受限於傳統的知識生產單位—大學(也就是知識的生產的空間分布,具有高度的異質性,如智庫、私人研發單位等等,亦是活躍的知識生產組織),同時,對於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的評價或是品質的控制,不再是利用傳統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而是透過所有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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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可以進來評估這樣的知識的品質(這樣的看法呼應了 Funtowicz 及 Ravetz (1993)所提出的Extend Peer Community概念),最後,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挑戰了傳統高等教育以單一學科作為知識生產的分工方式,Gibbons (1994)等人提出所謂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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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Gibbons等人來說,跨科際具有四個重要的特色,首先,跨科際的知識生產方式,發展出一個獨特但是卻是隨著問題發展而不斷演化的架構(evolving framework),但是Gibbons等人警告,這樣的架構是在應用的脈絡中被發展出來的,而不是預先被制定,而後再應用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第二,跨科際發展其獨特的方法架構、研究方法,而這些架構、方法,無法被任何單一的學科所收編;第三,傳統Mode1知識生產,是透過制度的管道來發表研究成果(如期刊、研討會等),跨科際的知識的成果,是在所有利害關係者當中被傳遞和溝通的;最後,跨科際的研究方法、架構甚至是研究成員,絕非是靜態的,而是隨著問題、脈絡的發展,而有所不同的,透過跨科際的方法,生產出來的知識即為Nowotny等人所言的社會厚實型知識。但是,Gibbons他們也承認,跨科際絕非是一個新的概念,但是跨科際的概念在此之後引起許多質疑(Godin, 1998; Weingart, 1997),例如:跨科際和界科際、多科際之間的概念經常混淆;學科間的合作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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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一個新的現象等等。在Gibbons之後,許多學者都嘗試釐清這幾個概念之間的差異,Wickson (2006)等人即對這幾個概念之間的差異,作了相當好的整理。

社會厚實型知識可信嗎?

透過跨科際、溝通的方式,讓所有利害關係者參與進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這樣的知識類型,乃是一個強調溝通以及審議的知識生產方式,但也是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因為涉及到不同的知識互動,經常在可信度的方面,遭受到相當大的質疑(Collins et al., 2007; Nowotny et al., 2001),Nowotny (2001)等人認為社會厚實型的知識,和實驗室所生產出來的科學一樣可信。他們引用John Ziman的研究成果指出,衡量傳統知識生產的可信度,乃是建立在二個基礎上,即:盡可能大多數的人都同意研究的結果(the maximum degree of agreement, consensuality);以及科學的知識是能夠被理解的,具不能夠有任何模糊不清或是隱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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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 (即consensibility) (see also Ziman, 1991)。根據Nowotny (2001)等人的觀點,上述這二個指標,拿來衡量當前的科學活動,許多科學知識可信度的建立都面臨到挑戰,例如,當前對於科學知識的品質控制,其實是透過少數的同儕審查(peer-review)的方式來進行,許多專業的知識型式,其實僅僅只有少數的專家能夠了解甚至同意研究的內容及成果,而且研究的成果經常受到挑戰以及質疑,就算研究成果達成少部份研究者的同意,其結果亦經常是不穩定的、短暫的,因此,從consensuality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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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現今的科學活動很難要達成可信度知識的難度甚高;另外,隨著科學的專業以及分工愈細緻,許多科學家承認,他們愈來愈難以理解次領域的專門知識,因此在consensibility的方面而言,科學的活動要達成上述二個指標都愈來愈困難,簡單來說,Ziman的架構對於科學知識的可信度,有一個重要的意涵:即科學要達成多數人同意某個研究成果,是一個費時的目標,但是對於Ziman (1991)而言,雖然科學知識面對這二個難題,但這並不代表科學社群並沒有對建立可信度的知識進行努力,第一,科學知識的分化,的確使得對於科學研究成果的同意,愈來愈侷限於小社群,但是科學知識乃是建立在互信(mutual trust)的基礎上,也同時開放給外在社群進行批判;第二,在自由的環境下,科學家的科學生產活動,經常在不同學科、專業邊界移動,他們可以互相的評價不同領域間的知識。

對於Nowotny (2001)及其同事而言,如果透過上述的二個可信度指標來界定社會厚實型知識,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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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可信度,不會低於傳統的實驗室知識。首先,Consensibility要求研究的概念或是研究結果的呈現,都必需清楚、不含糊,而且研究問題必需在嚴謹的架構下被提出及回答、研究結果必需清楚,也就是精確的溝通(communication)在這個概念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所生產出來的社會厚實型知識,如果沒有清楚的溝通方式,則研究的結果亦無法取得大多數利害關係者的同意,因此,雖然在Mode 2 的條件下,consen-sibility是一個困難的目標,但是卻是相當重要的。同樣的,以consen-suality來界定Mode 2 的知識型式時,社會厚實型知識同樣具有高度的可信度,雖然在Mode 2 的條件下,知識生產的社群被擴大了,所有的利害關係者都能夠參與進知識的生產過程中,但這並不意謂著這類型的知識不需要取得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同意,社會厚實型知識更強調取得利害關係者的同意,只是這個過程同樣秏費許多的時間以及心力,例如Michael Gorman (2010)等人,即利用所謂的trading zone的概念,來說明社會厚實型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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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如何透過共同語言、混血的概念,來橋接不同學科的關鍵術語(jargons)或是概念,從這二個角度來說,社會厚實型知識和傳統的Mode 1知識,同樣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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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討論會閱讀文獻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Post-Normal Science

  • Funtowicz, S. O., & Ravetz, J. R. (1993). Science for the Post-Normal Age. Futures, 25(7), 739-755. doi: 10.1016/0016-3287(93)90022-L
  • Turnpenny, J., Jones, M., & Lorenzoni, I. (2011). Where Now for Post-Normal Sci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and Us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6(3), 287-306. doi: 10.1177/0162243910385789

Citizen Science

  •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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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次討論會閱讀文獻

Re-thinking Science

  • Nowotny, H., Gibbons, M., & Scott, P.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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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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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ins, H., & Evans, R. (2007). Rethinking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ryzek, J. S. (1990).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 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ntowicz, S. O., & Ravetz, J. R. (1993). Science for the Post-Normal Age. Futures, 25(7), 739-755. doi: 10.1016/0016-3287(93)90022-L
  •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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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 Gorman, M. E. (2010).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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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jer, M. A., & Wagenaar, H. (2003).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aly, S. (1999). Extended peer communities and the ascendance of post-normal politics. Futures, 31(7), 655-669. doi: 10.1016/S0016-3287(99)00025-7
  • Irwin, A., & Wynne, B. (1996).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nttia, M., Russelb, D., & Turnpenny, J. (2009). Evidence, politics and power in public policy for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12(3), 207-215. doi: 10.1016/j.envsci.2008.12.007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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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wotny, H., Gibbons, M., & Scott, P.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 Petts, J., & Brooks, C. (2006). Expert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role of lay knowledge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challenge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6), 1045-1059. doi: 10.1068/a37373
  • Ravetz, J. R. (1999). What is Post-Normal Science. Futures, 31(7), 647-653.
  • Ravetz, J. R. (2006). Post-Normal Scienc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ition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Complexity, 3(4), 275-284. doi: 10.1016/j.ecocom.2007.02.001
  • Ravetz, J. R. (1995).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Oxford [Oxfordshire]: Clarendon Press.
  • Turnpenny, J., Jones, M., & Lorenzoni, I. (2011). Where Now for Post-Normal Sci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and Us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6(3), 287-306. doi: 10.1177/0162243910385789
  • Weingart, P. (1997). From "Finalization" to "Mode 2":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6(4), 591-613. doi: 10.1177/053901897036004002
  • Wickson, F., Carewc, A. L., & Russella, A. W. (2006).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quandaries and quality. Futures, 38(9), 1046-1059. doi: 10.1016/j.futures.200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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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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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rly, S. (2000). Making systematic sense of public discontents with expert knowledge: two analytical approaches and a case stud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9(2), 105-122. doi: 10.1088/0963-6625/9/2/302
  • Ziman J M. (1991). Reliable knowledge : an exploration of the grounds for belief in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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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Q&A

※什麼是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SHS計畫)※

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除了專業(professional education)與通識(liberal education)的目標,還要培養發現、關心、解決社會及全球問題的心志與能力。這有賴於建立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與在議題利害關係者間溝通(stakeholders, communication)的認知與技能。 SHS計畫是教育部四年期(101年至104年)先導型計畫,以實驗在臺灣高等教育場域中發展社會、人文、科學(Society, Humanity, Science;SHS)跨科際課程為主軸, 期待能引入跨科際的思維,在高等教育環境中進行面對實際問題挑戰的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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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Q&A

※SHS計畫有哪些單位、分別負責什麼業務※

SHS計畫包括推動總辦公室(臺灣大學),課程平台(中正大學)、達人學苑(東華大學)、數位平台(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興大學)、中臺灣區域推動中心(中興大學),以及雲嘉南區域推動中心(成功大學)。計畫架構與負責業務,如前頁下方魚骨圖所示。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何時會舉辦※

跨科際專題討論會預計至104年3月每月下旬舉行一次,於週五下午舉行。活動舉行前二週皆會公布於跨科際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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