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研討會

臺灣媒改之亂 & 媒體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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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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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玓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副教授
編輯:歐陽巽 跨閱誌編輯

剛剛柏文已經講了媒體的趨勢了,國威也講了一些媒體獨立新的可能性,以及做法。我自己除了對媒體環境的了解之外,有一部分的經驗就是在媒體改革方面的涉入,所以就從這個角切入來做一些回應,也許可以補足一些面向,但這個部份因為曾與鄭兩位已經提過了,所以我會比較著重在全球與在地的背景與發展脈絡上貼近這個議題。 首先,從80年代之後到90年代,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基本上這是一個以市場為優先考量來運作社會的思維-國家的角色盡量的降低,這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基調。 另外,要特別強調的是,雖然這是資本主義漫延到全球的基本邏輯,可是它在每一個地方發生的過程跟結果,會有點不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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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已經認識到了這件事,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文獻,或是一般媒體的評論,也會引用這樣子的概念,可是我們可能都把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都當成一樣的了。台灣的新自由主義的樣貌,必須要跟本地的歷史跟一些特殊的社會條件結合,才能有比較適當的理解。簡單地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基本上應該不會有太大型的公共介入,或是政府對一些社會事務的介入,可是台灣至少有兩個例子跟這個趨勢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全民健保;另外一個是,公共電視。我完全同意公共電視並不成功,因為大部分有老牌公共電視的國家,各方力量都在想盡辦法削弱公共電視,可是台灣的公共電視是新成立的。像健保也是一樣,基本上各國都在削弱,我們卻出現。所以每個國家當然都會有一些特殊的狀況,這個都是要納入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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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的方面也是這樣,我先講整個世界趨勢再來講台灣,待會再把它合在一起看。 首先是數位化,我們看到最近的一些變化,如果不是數位化還有網際網路這樣的機制的出現,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第二是市場化,就是我剛剛講的,一種新自由主義邏輯效應的市場化,其趨勢是盡量減少整個媒體的公共性質,把它變成是一個營利的單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動力,它化解了很多國家之間本來有的一些疆界和一些保護措施,所以我們看到了更全面的全球化。在這個趨勢下,媒體整個方面的發展是高度商業化的,例如在這樣基礎下的媒體匯流,大都往媒體集團化和不同媒體的平台的整合發展。意思是,傳統上不管是美式的自由主義認為新聞媒體是看守,或是看門狗這樣的角色,要負責監督政府;或者是西歐的公共領域模式,將媒體視為公共平台的一種理念。 可是不管如何,它們都受到了商業化嚴重的挑戰,也就是說媒體已經不是一種民主政治的機制。不管它會如何發生作用,它主要還是一個營利的單位,而其他的一些功能已經次級化或是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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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狀況要綜合這兩個全球的政經脈絡,跟媒體的脈絡來看。其中有幾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第一,台灣從1987年之後解嚴,從威權到後威權的過程。因為有這樣的背景,所以我們演進的過程與西方世界非常不同。臺灣對於國家在社會裡面的位置跟角色會特別的敏感跟注意。我們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跟其他國家,至少跟西方國家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國家在這個地方的角色更曖昧,例如在很多地方,我們非常希望國家不要介入,可是我們的國家長期跟社會之間的關係又是非常密切的。這個是結構性的、歷史性的影響,不會一下子突然消失的,所以我們的市場跟國家是不容易切割的,因此它又會衍伸出一些比較特殊的樣貌。

第二,媒體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它也不是很典型的西方世界社會的三角關係。那樣的關係會讓我們覺得,三個部分好像都是相對均衡,或是它們可以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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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台灣,彼此之間的關係沒那麼容易劃分,國家跟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網絡是很複雜的,再加上公民社會的概念或是實體上,台灣可能都還有待討論,不是說完全沒有,但是當我們用西方的標準來看台灣的公民社會的時候,我們要不說台灣的公民社會不成熟,就是說台灣的公民社會還有待成長。但是有待成長這樣的概念,跟現代化的概念其實是接近的,看起來好像有一個線性的目標在那邊。台灣的公民社會是要朝向單一方向發展嗎?這些可能都會是有待回答問題,而不是一個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所以這是台灣特殊的狀況。

第三個特殊的狀況就是統獨問題。這牽連起來就是省籍問題、認同問題,還有所謂的中國因素。所謂的中國因素,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如果提到的時候,解釋的都比較狹隘,如因為中國現在崛起了,所以在政治、經濟、或軍事各方面,對台灣產生了一些威脅、干擾或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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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考可能還是不足,我們要更廣泛的理解所謂的中國因素,比如包括文化、歷史上面的一些糾結,一些不可否認的繼承關係等等,當然這會讓台灣的問題變得更複雜。另外,還包括我們做為後殖民情境的社會,日本的殖民,還有美國在二次世大戰後直到現在與台灣的帝國主義式關係。

所以,年輕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們對政治的關心如何,不過你們可以觀察一件事情,台灣如果有任何人要選總統,他準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訪問美國。這個模式好像大家都覺得很自然,可是你想想其實也滿怪的,這跟被殖民國家又有什麼不一樣呢?你準備要當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就必須去拜會一下天朝那邊,這個跟媒體的生態也有關係,我們的新聞、電視節目與電影,到目前為止還是相當程度上,並且很明顯地受到美國的牽制。就像如果我最近在課堂上面問同學最近看了一部電影,有九成都是去看侏儸紀,但只有一成的人是看愛琳娜-台灣的電影,那一成的人可能是因為我有鼓勵他們去看,或是我送票給他們。這個情境其實是有歷史過程的,不是突然發生的,這是台灣特殊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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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在媒體方面其實都會有一些對應的狀況出現,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從三台到有線電視的出現,我們現在解釋這個傳播史好像很自然,可是其實都是非常特別的狀況,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樣子的情形。例如,從去年開始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已經開始在下降了,但去年下降之前,從1980年代的晚期到90年代,台灣的有線電視的普及率都是一直在上升中,官方的數據一直都是百分之六十幾左右,業界的數據是百分之八十幾,也就是說台灣有七八成的家庭是有訂有線電視的。這樣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僅見的,而另一個全世界僅見的是,不只有那麼高的普及率,它還是用吃到飽的方式在供應節目的。也就是說它沒有分組,你一訂有線電視就是一百多個頻道全部送給你,這個在全世界也沒有看過這種營運模式,這些都是台灣的特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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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過去二十年間,雖然有線電視的影響力逐漸降低,年輕的世代也許以後家裡連電視機都沒有,更不要說有線電視了,可是至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它對台灣的媒體的影響是非常關鍵的。這也是因為我們從黨國控制的三台,很快速的過渡到國家不管媒體的狀態時所出現的情形。

在上述的大趨勢和台灣的後威權、或是晚期的威權的背景下,整個社會面對我們的媒體問題,大概有幾個作法。 第一,我們會持續要求自由化。每年在特定的時候,台灣的媒體或是大家都會很注意,台灣的新聞自由或是言論自由的世界排名。大家總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這是後進民主國家一個特殊的發展狀況-非常擔心自己在這條道路上面的成績如何。事實上這種排行對於所謂的西方國家,或民主發展時間比較久的國家並不特別在乎,可是我們會非常的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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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台灣來講,到底我們的自由化這個「方針」(方針應該加引號)是絕對的嗎?例如,我們很多東西是不是開放的?是不是還有太多的限制?常常會被大家認為理所當然要做的事情,包括前一陣子還在開放的,像是我們各種新的網路服務,或是不同電信業跟媒體業之間是不是可以跨業提供服務,甚至包括中國大陸來的節目,是不是有完全的開放,合作上面是不是有開放等等,這些例子就會是台灣的議題。雖然我們知道完全的自由化跟市場化,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道路,可是這個東西還是會很有威力的。簡而言之,似乎大家會覺得自由化是一個正當的事情。

第二,因為我們大家對於媒體內容有很多的不滿,或是不滿足,所以大概在90年代晚期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媒體監督的社團。包括國威剛才提到最早成立的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以及接下來的各種媒體改革,或是媒體觀察的組織陸陸續續出現。這當然也很合理,因為在言論自由之後,這方面的集結就是會出現,而且台灣的媒體確實有很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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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它有一種侷限-比較侷限在內容上面,或是其它可能衍伸出來後續的做法-媒體的識讀,教大家怎麼看這些東西,教大家認識媒體。可是它畢竟有一些侷限,而且可能由此出現比較大的問題是,它會用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去判斷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因為它必須要提出一套標準,才能知道要怎麼監督,而通常這套標準是由社會上比較主流的價值所生產的,所以可能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個就是最近我們看到的,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跟上面的自由化其實是有一些矛盾的,可是這些矛盾同時存在在台灣社會裡,而且甚至可能出現在同一群人的口號或是訴求裡。例如,在最近這幾年,因為財團介入了媒體,或是因為媒體變得太大,大家擔心媒體變得太大,所以希望阻止這樣的事發生,而前兩年最重要的事件當然就是旺中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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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媒體資源的公共化。它自1990年代以來就開始在進行的,直到2000年之後都有在持續,只是直到最近比較沒有辦法有進一步的發展。這當中具體的一個訴求是建立公共電視,但這個路徑可以說是失敗的,因為我們希望看到的公共電視顯然不是這個樣子,但它也不是完全失敗,因為公共電視是成立了。 所以我後來在反省,事情可能不是單純成功或是失敗,而是我們應該要進一步的去探討,為什麼在台灣推動媒體資源公共化會發展成這樣?我們要找到原因,再去思考當中的路徑或是目標是不是正確的,或是可以做什麼調整。再來就是自力救濟的方法,因為網路、各種科技的進步,與民間社會的一些力量集結比較自由了,所以我們會有各種公民媒體或是自媒體等,各種類型的媒體發展。這就是我們對應於台灣的特定媒體趨勢,由社會所發展出來的回應方式。因為時間的關係,關於媒體改革運動的趨勢與重心的變化只能很快的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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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容的監督與糾正大概都還在進行中。只有第一個算是已經完結了,就是三家電視台,現在都已經不是黨政軍控制的了。 另外一個完成的是,從新聞局到NCC的這個變化。2006年NCC的成立,感覺上好像是台灣的媒體環境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我倒比較把它理解成是台灣解嚴之後,台灣媒體改革運動暫時的休止符,就是說到這邊為止,大家好像覺得可以了,可是事實上它也好像真的變成休止符,因為NCC沒有完成大家當初希望它完成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到,在2008年之後獨立媒體跟公民新聞更快速的發展,以及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因此應該說NCC的成立是一個轉折點,而在它成立之前的東西當然還沒有完全的結束,可是恐怕也到了一個需要調整跟轉折的時候。但很遺憾,或者很愧疚的說,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太新的發展。我們也許暫時還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改革媒體,但作為一個學者,至少我可以做的事情是分析為什麼沒有成功,亦即台灣的媒體環境有什麼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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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新聞自由與新自由主義、自由化之間的曖昧。這是我剛剛講的,我們不希望它太市場化,但又覺得台灣好像有很多東西還不夠自由。因為大家非常擔心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好像還不夠好。所以反旺中的時候,包括反媒體壟斷都有這樣的一個論述。其實那時候主要論述的內涵不在反對壟斷這件事情,而是反對壟斷可能造成的言論自由,或是新聞自由上面的危害。 但我們又不希望國家管太多東西,所以這裡出現了一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上的曖昧。我們知道新聞自由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因為它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面的發展或是實踐,都有它特殊的歷史脈絡。它不是過一段時間,一個社會就會獲得了新聞自由,而且這樣的新聞自由在每個國家,與社會都有相同的內涵,顯然不可能是這個樣子的。在傳播媒體的研究裡面,大家已經認識到這件事,可是在台灣,好像沒有辦法好好的如此檢討。所以可以發現,每次我們要對媒體做什麼改革、提出什麼樣的意見,或是我們要併入什麼樣的政策時,大部分媒體最快速而且是非常有正當性的反應就是:這會干擾、干預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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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這個概念一提出來,大家就沒話可說了,因為有誰敢反駁呢?這是我們從威權過渡到後威權,一個不可動搖的神主牌。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是沒辦法動的。其實一個社會的發展不應該是這個樣子,不斷的變動就是它的內涵,可是在台灣的脈絡下這變得難解。

第二個是去威權與去國家之間的弔詭。去威權當然是對的,因為威權顯然不符合民主。但去威權跟去國家之間的等號,在台灣被畫起來之後,國家可以扮演的角色變得非常的狹隘,而且它可能操作的方式變得非常的動輒得咎。當然我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完美的國家,我們確實正在不斷地改良它;我們的立法院當然是一個很爛的立法院,但它畢竟是一個立法院,所以我們不能說因為它很爛,所以我們就不要有法律的建立,不要有國家的公共政策,這顯然不符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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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在這兩造之間該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而不是一談到國家的介入就會很緊張,因為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也需要國家介入很多的事情。去威權與去國家的意義混淆了之後,問題變得非常難談。在台灣一要談這個問題,還會牽扯到統獨、藍綠,使得討論變得更困難。

第三,言論自由跟社會責任之間的交錯。前面兩個脈絡,應用到媒體上面就出現了這個困難。一方面我們要求絕對不能允許任何的威脅,非常崇尚言論自由,可是我們又希望媒體有社會責任,所以對媒體有很多的要求。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並不是說媒體又要有言論自由,又要盡社會責任。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來調和這兩件事情,包括美國在內。台灣好像沒有這個過程,大家好像就等著這兩件事情會同時發生,事實上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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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中國因素的難解,這個應該要看到的是結構上面-國際關係的結構與歷史的結構-的問題。我們有很多東西跟中國切不開,切不開的時候,如果沒有辦法好好的、理性的面對這個因素的縱面與橫面、如果只是採取各自解讀的方式,便會非常干擾各種公共政策跟社會改革的進行。

第五,公共領域的理念跟公民社會時程的疑問,是我剛剛有提到的。我們當然會預設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這是一個運作理想的民主的典型。公民社會逐漸的成熟,就像國威剛剛講的,會讓我們期待每一代閱聽人將比我們上一代更能夠像一個公民,不管是他主動的,還是整個社會給予他的各種條件,讓他更像一個理想中的公民。可是,這恐怕也還是一個疑問,它不會是簡單的答案。因為所謂的公共領域,本來就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不會一模一樣地發生在每一個社會。就算是我們暫時性的接受公民這個概念,台灣的公民社會的一些特徵,其實還有非常大的空間需要仔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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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們還是需要大的媒體。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獨立媒體、小媒體、自媒體的出現,覺得好像非常的百花齊放,可是不要忘了,所謂民主社會的運作,或是所謂資訊的概念,有時候需要一定的資本跟規模才能夠運作,才能夠符合這個社會的需要。所以我們不能說,因為改不動大的媒體或是主流媒體,或是我們不滿意,所以就自己去發展小媒體。當然發展小或好媒體也許是一個階段性的方法,可是它畢竟不是終極的目標。因為若它是一個好媒體,為什麼不讓它做更大一點?讓它發揮更大的,或是更正面的功能,這也是我們同時要思考的問題。

最後要稍微講一點點公領域跟私領域,因為今天的提綱裡提到,媒體是一個公器,但現在好像被私人化,這是一個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框架。我自己是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而現在確實是一個私有化媒體的趨勢,但這個是在一個下層結構上的看法。然而,在接收端或是在所謂的文化領域裡面,公跟私這個框架在台灣的社會其實也需要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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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會說,台灣的新聞太缺乏公共議題與公共事務方面的內容與討論,而公共性不足大概是臺灣媒體常見的現象。但這樣的理解其實是一個非常西方式的框架,這個認識框架對台灣媒體問題的解決,恐怕是一個死胡同。因為各種八卦、各種看起來非常私人的、瑣碎的東西一直存在在台灣的媒體裡面,即便到了網路世界也是一樣的,如同網路上的各種內容農場,它們為什麼在台灣會特別受到歡迎呢?另外,許多私人的事非常會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鳴,如最近一些民間自發的社會運動,像洪仲丘事件等等,多少都是一些由個人層次所引發的。要如何區分我們的社會裡面的公與私,背後是有一些複雜脈絡的。因為,在我們看起來一些非常私人的東西,也許在很多的人眼中看起來,並不特別覺得那是私人的事情,或者它裡面其實有一些非常公共的面向。這兩造認知上的歧異,可能就是菁英式的模型與實存社會中,公共跟私人的框架之間存在的差距。這個還有待開展,暫時不深入,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再繼續討論。 我的發言就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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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改革之路:社群網路與垂直媒體

作者:鄭國威 泛科學網總編輯
編輯:楊力行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其實這個主題我看它很熟悉啊,因為比較像是以前我在中正大學念傳播研究所的時候,會跟同學、跟老師討論的一些話題。不過,今天我想我會比較多從後來在這個產業界····如果這個產業界真的存在的話,這個產業界裡面學習到的一些東西,跟大家交流。

首先就從我個人跟媒體的接觸開始跟大家介紹。我是從2005年的時候開始進入傳播研究的領域,就是進了傳播學的研究所,我是在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念書。之所以會去念電訊傳播研究所,是因為我小時候說故事比賽有得名。可能因為小時候家裡是外省家庭,我會比小學、國中同學來的講的口齒清晰一些,因為這個莫名其妙的優勢,莫名其妙地會被派去參加演講、說故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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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長大後來走媒體這條路。所以會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今天在做這個事情,不過通常我都不會跟大家說到這麼遠。但是如果說到真實的話,的確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高中要畢業了的時候想說推甄就可以念傳播相關的科系,於是我就回去推甄政大,但沒有上,然後就聯考,但考的不好,也沒有上傳播相關科系,就去唸了應用外語系。唸應用外語系,大學當然還是念得很開心,但是在念大學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想說,大學生要負什麼公共責任,只是想到說,如果大學就這樣畢業了,我好像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於是就順著當時那個階段的一些學生的想法,去考個研究所。於是我想或許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再去接觸傳播相關科系。於是,我跟許許多多的念傳播相關研究所的人一樣去補習,去台北的補習班補習。在補習的過程中,對這個學科越來越感興趣,也覺得自己好像抓到些什麼。然後去考研究所的時候,考了幾家,都有上,成績還不錯。最後就很榮幸地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進了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之後,我更真實地接觸了傳播理論跟傳播的現況。我發現台灣媒體的情況,跟我想像其實是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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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玓老師 我原本抱持的,「我未來就是要進入媒體行業等等的」,那種虛幻的想不存在。如果真的進去這個媒體行業,事實上我沒有真正有辦法做一些什麼事情,去完成一些理想。所以,我有一些迷惘,因為迷惘,所以就加入了媒體改造學社,擔任媒體觀察教育協會的志工滿長一段時間。 當時也是台灣部落格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概2004年2005年左右,因為無名小站等等網站的出現,現在無名小站都關了,所以現在都變成歷史的塵埃了。但因為這樣的網站的出現,大家都開始寫部落格。我則是因為看到了一些國外的部落格做的一些討論,特別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他們在討論說,部落格跟新聞學之間的關係。例如,部落客到底是不是記者?部落格上面發的東西,可不可以被當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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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我們現在都懶得去討論的議題,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熱切、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國外的這些網路圈、部落格圈的先進者,科技人士等等,都在熱切地討論這些議題,這個討論也吹到台灣。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我們這些台灣比較早寫部落格的,也很熱切在討論這些議題。 這促使我開了部落格,也跟台灣當時很多也已經存在的部落客,開始互相串聯與溝通。在座各位如果有寫過部落格、有參加到2004年大概到2008年這段期間,台灣部落格圈的風潮跟聲勢的話,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那時我們透過這樣單純的網路工具,互相討論、串聯,真的是所謂自媒體。自媒體這個詞是中國傳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可能是We Media,又或者是出自於Dan Gillmor那時候的《草根媒體》。其實我們當時在討論這些議題時,各方的人,不只是念新聞的,許許多多是無關的人,科技人等等,我們就一直在討論這些議題,然後獲得了很多感動。這些討論和以往的文章也都累積在我的個人部落格上面。也因為我寫了這個個人部落格,才有機會接觸跟認識許許多多後來認識到的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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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柏文有介紹到全球之聲,全球之聲就是我在2005年底、2006年的時候,當時看到一位部落客在部落格上介紹了全球之聲這個網站,那篇文章就介紹了全球之聲的幾篇文章,中間寫到說,其實這樣的新聞台灣很需要。我記得那篇文章寫,只要有人把它翻譯成中文,應該就是非常好的內容。我不知道在座念過研究所的人是否跟我當時一樣閒,當時我就覺得,論文反正也不知道要怎麼辦,那我就來做些事情。反正每天都待在電腦前面,於是我就開始翻譯全球之聲的文章,把一篇一篇的文章,照全球之聲英文版上,就挑我比較有興趣的文章翻譯。有時候就卯起來一天翻譯個五篇,平均一天翻譯個兩篇,就這樣大概翻譯了兩三百篇時。我就那時候都發在我的部落格-「龜去來嘻」上面,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是希望我的讀者和我的網友,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文章,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有趣。全球之聲之所以會讓我覺得它那麼有趣,是因為它就是整理、跟邀請了全球各地的部落客、跟我一樣的部落客,來討論跟撰寫他們在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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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部落客整理他們所關注的區域與議題。簡單來說就是,我很關注台灣的死刑議題,但並不是說,我寫了我對死刑議題有什麼想法,然後就可以發表在全球之聲上。是我關注死刑這議題,我就會去整理台灣其他的部落客、自媒體、網路媒體、討論版,或是facebook上,或任何地方。哪邊有比較精華,比較值得一看的討論,我把它整理起來。整理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其他世界的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其實它的目地就是跨國的傳播。你說形式的話其實就是非常像所謂的懶人包,當然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懶人包,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橋樑,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夠比較輕易地去接觸他比較陌生的地方與議題。 於是我就開始大量的翻譯,我並沒有寫。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好像更認識了這個世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識任何外國朋友的人。但是透過閱讀全球之聲,透過翻譯全球之聲,我非常深入的看到了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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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之聲打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事實上也轉變了我未來的人生,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翻譯幾百篇全球之聲了之後,有一天收到全球之聲創辦人Rebecca MacKinnon寄來的一封信。她發現全球之聲有很大的流量,是從一個台灣小夥子的部落格導過去的,她覺得很奇怪。她在北京念過書,她小學在北京念過書,而且她是CNN東亞辦公室的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她離開CNN到哈佛之後,才跟另一位共同創辦人Ethan Zuckerman共同創辦了全球之聲,所以說她中文也非常好,基本上是那種有京片子的。她發現了我的部落格之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很驚訝,居然有人願意做這種傻事,一直在翻譯。雖然他們是全球之聲,但都還沒有想到,其實應該要把文章從英文翻譯到別的語言。所以我這個很微小的舉動,跟這個很持續的舉動,觸發了她一些的想像,於是就邀請我加入全球之聲。事實上在我還沒有正式加入全球之聲之前,她就邀請我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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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感覺,她邀請我去參加第一個國際會議,是在菲律賓的一個東南亞言論跟新聞自由的會議,而我是唯一的台灣人。去了之後才發現其他所有的與會者都是各國,東南亞國家,包括一些歐美國家的媒體專業人士,只有我一個是台灣的研究生部落客。其實我發現這個世界的斷裂還滿嚴重的,他們竟然找不到別人,再怎麼排也不應該是我去,但結果是我去,就感覺他們其實也不認識別人。此外,全球之聲也讓我發現到其實我們有很大的群組跟通訊量,除了寫文章之外,我們群組會一直交流。所以我加入了全球之聲之後,就頓時加入了這個上千人的社群。這上千人的社群絕大多數都是關注新聞、關注媒體、關注網路、關注人權的這些人,然後會互相交流、會發現有很多會議和很多活動在發生。他們都不知道台灣要找誰,所以就會一直找我,我就變成他們認識的那個台灣人。我一直去參加這些活動,包括線上的,跟一些實際出國的。我2006年就去參加全球之聲第二次的年會,在印度的德里,然後就正式的加入了全球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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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當時在一個上百人的講廳,我在講台上分享全球之聲中文版,因為當時已經不是只有我個人發表在部落格上,我已經邀請了全台灣的朋友,一同架了一個山寨的網站,把它做的很像全球之聲的網站的中文版。我中文版的網站也邀請一些夥伴一起加入翻譯,一起把這些內容放在網站上面,而我就在全球之聲在德里的年會上分享我們做的事情。

我當時口語英文非常的糟糕,講得非常的爛,就是用「爛」這個字,下台之後就很尷尬,結果掌聲如雷。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真的有人去做這樣翻譯的事情。第二,全球之聲的夥伴,英文也不是都太好,因為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但我們文字翻譯的能力是比較好。然後義大利的版本、法國人等的就問我,怎麼樣可以做其他的版本?於是,全球之聲多語言版本就成立了。後來我去當兵,當兵完後我就繼續領導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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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經把這個東西交換給別人了,它現在是一個有42種語言以上的、最大的、全球的公民媒體。我們主要建立中文版翻譯成中文。Mohamed ElGohary 則是我們現任的多元計劃的主要負責人,我也邀請過他來台灣,他是個埃及人。

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介紹全球之聲?因為全球之聲改變了我後續做的所有事情,跟選的路徑。我發現其實你去打造一個新的媒體是有可能的,在參與全球之聲的過程中,我學會怎麼做這件事情,學到了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資本可能不是重點,但是社群可能是重點,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你沒有辦法掌握社群,那你就沒有辦法成立,你創造的新媒體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我來說,做媒體其實就等同於我在做社群,社群對我來說其實就是這個媒體的一切。第二,現在很多人其實在講curation,就是東拉西湊,拼拼湊湊變成一篇文章。老實說我看到很多curation,是不太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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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過來想,全球之聲、我們可能是最早在做curation這個內容的事情,就是在cu來cu去,阿富汗的部落客在講什麼,他對這個哪裡不滿意,另外的部落客又哪裡不滿意,我們就這樣整理出來變成一篇文章,再把它翻譯成一篇文章,我們在做最早的curation。curation是一個加值,如果說在過程中,沒有創造一個新的價值,而只是今天聯合報說了什麼、中央社說了什麼,然後它也是中文拚中文,事實上你只是懶得派記者出去跑,然後叫自己家的記者或編輯,坐在電腦前面,把其他家媒體已經創造的內容整理成自己的內容,那就沒有價值,那是一種掠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curation,其實是一種掠奪,而我一直堅持的就是,所謂的curation其實應該是一種加值,是一種社群營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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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學習到其實「垂直媒體」是大有可為的。垂直媒體就是所謂的vertical media、vertical site。vertical就是相對於大眾媒體、比較綜合性的媒體,它什麼議題都會觸及到,但是通常沒有那麼深入。垂直媒體就會比較類似我們了解的一些行業的媒體,以及一些專注於特定議題的媒體,它更像雜誌。但是過往很難有像這樣子的媒體型態,它是以雜誌的型態來出現,以至於它回應讀者是很慢的。所以當有了網路媒體,我們現在都知道去創建通訊媒體,跟營運社群的做法之後,垂直媒體反而找到了一個的可能性,因為它改善了傳統媒體跟雜誌的效率不足,跟沒有辦法實際去回應時事的問題。這是我在做後來所有的媒體當中,所運用上的一些事情。

我在全球之聲學習到了如何去經營社群。我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後來所做的所有事情上面。我們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在 2010年創辦了PanSic泛科學網站。我們在今年二月已經將PanSic泛科學獨立出來,變成一家有限公司,所以說它現在是一個新創公司,以一個企業化的方式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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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跟夢田文創,就是蘇麗媚小姐合作一個跟影視音娛樂產業有關的,媒體教育-「娛樂重擊」。我們專門針對比較深入的媒體評論、影視音產品的介紹,跟一些產業界的訊息。因為我們自認為在科技新創界,所以針對了科技新創這個領域創辦了PunNode,然後剛才還有介紹到的NPOst,也是歸屬在我們協會底下,是一個專門針對公益資訊的網站;然後「創客窩」則是我們針對maker製造者這個趨勢,所建立的一個網站。每個網站它的目標族群都是不一樣的,寫法跟內容的長短跟玩法都不太一樣,因為做垂直媒體,你不是面對同一群人,你面對的是不同的人,所以我們在切的方式都做很不一樣的差異化。接著是我們的一個新計劃,叫「旅飯」,是專門針對旅遊的一個計劃,已經開始了,不過網站還沒有完全做好,它的內容類型是針對消費者的。這個網站的總編輯是由知名的作家黃麗群小姐來擔任,不過還是在我們這個集團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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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集團另外還有一家公司,叫做潮網科技,潮網科技英文叫Wavenet,它現在是兩岸跨境最大的社群行銷公司,也就在這個禮拜(2015/06/26)公布我們才剛獲得開發金控投資數百萬美金,不過這個不是媒體的部分,這是我們同一個集團底下的另外一個公司。因為我們在做這些媒體和議題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這些技能,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切開成為另外一家公司去經營。

做這些新媒體的創業變成一個趨勢,在國外的許許多多新媒體公司,它們在行業裏面的地位、流量或是營收,事實上都已經不亞於其他的傳統媒體公司,而大家對他們的支持也都已經讓他們能夠與傳統媒體並駕齊驅。我想我們會不斷的投入做新的網路媒體,是因為我們覺得台灣只是比較慢而已,我們也在往這個路程轉變。我時常在其它的演講上提到,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範轉移的概念,影響我去做這件事情。一個就是我們過往比較早的閱聽人典範,可能是叫做皮下注射的假說。簡單來說,它認為訊息的力量、媒體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閱聽人看了之後就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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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想像那種希特勒時代,或是早期戰爭文宣的時代,大家對於媒體的力量是很恐懼的,所以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控制媒體、營運媒體,所以才會有BBC,才會有歐陸國家的媒體平台。我們對於媒體的判斷不一樣,就會衍伸出不一樣的媒體。後來又出現一個典範叫做使用與滿足,它把閱聽人的位階拉到很高。這是因為,閱聽人需要去滿足他的需求,所以訂閱第四台;因為它可以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雜誌;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去買這份報紙;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我看這個網站,這一切因為它滿足我的需求。但如果它不能滿足我的需求,它會怎樣?它就會消失,就會被市場淘汰。將這樣的典範往外推,推出來就是去管制,大家就是不要去管媒體和閱聽人,市場無形的手會去決定這個市場的哪個媒體該存活。

但是我們會發現,第一個典範跟第二個典範,它都會有它的問題。第一個典範的閱聽人也不是那麼無助的只能接受媒體訊息,人家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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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典範也不對,如果第二個典範是對的,那所有媒體的亂象都是誰的問題呢?如果都是閱聽人的問題,那媒體也就不用負任何責任,政府也不用負任何責任,任何的經濟財團、任何的底層建築、不需要去顧慮所謂的底層建築,也不合理。不同的典範會衍伸出不同的管制方式跟媒體形狀,所以說像是英國會有BBC,很多歐陸的國家會有老牌的公共電視台,這是因為他們遵循不同的典範衍伸出來的。

但是現在一個比較新的典範,我所說到第三個典範,叫做「散佈的閱聽人典範」,這個散佈是diffuse,diffuse audiences。閱聽人典範強調,閱聽人跟媒體之間並不是二元對立的,過往的兩個共同點就是,閱聽人他跟媒體之間是對立的-不是媒體在宰制我,就是閱聽人決定媒體。但是新的第三個典範認為閱聽人跟媒體之間更像是一道光,或是一個連續。閱聽人甚至都在成為媒體的路上,我們都在成為媒體。它裡面提到了一個迷的概念,就是fans。事實上在座各位,我們都對某些議題著迷,我們都對某些題目感到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們會去研究這些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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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對動漫很著迷,看了很多動畫,買了很多漫畫,然後甚至我還會去畫我喜歡的角色、去創作同人小說,還會去參加cosplay。但是,這些事情你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去做,甚至你會想,我未來就是要成為一位漫畫家。就是說你可能就從一個單純的迷、一個消費者,變成了媒體,進入了那個產業,事實上我們都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只是每個人所處的階段不一樣。

這個典範更好地去描述了在社群媒體,及在媒體豐富的一個時代,我們閱聽人的角色。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是,更有效的去賦權於閱聽人,因為,我加入媒體改造的運動以來,必須要說是滿灰心的,因為我並沒有真正的去成就任何事情,我們努力的在推公共電視、推公廣集團,事實上它並沒有做出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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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求、希望NCC能夠建立,事實上NCC也建立了,但它也沒有發揮什麼非常厲害的功能。我們也非常努力地在推媒體識讀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的媒體還是那麼爛,還是掌握那麼大的資源,很多更爛的媒體不斷出現,就是我們網路上許許多多的內容農場,而大家還是看得很開心,流量也非常的大,已經超越YAHOO了,可以說台灣就是內容農場的天堂。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以至於我們以結果論來說,我過去做的媒體改革的路徑,事實上都是失敗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當然魏玓老師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我要說,我們並沒有做成功什麼事情,那並不是說,我現在真的做成功了什麼事情,只是我認為我們要往第三條路去走。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更有效的賦權與閱聽人,讓他們自己去參與媒體,他們有可能自己成為媒體。我的經驗是,當我們自己參與媒體,成為媒體的時候,會更容易反思為什麼其他的媒體會下這樣的決定?產出這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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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辦法去設身處地,去變成一個更有效率、品質的媒體、鑑賞者、把關員,然後更有能力去選擇,什麼樣的媒體是我所需要的。同時,在這過程當中,也創造更多的垂直社群,垂直媒體。然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能力,訂閱與吸收這樣的資訊。我想它絕對不會是媒體世界最好的盡頭,但是是現在比較可能去實現的。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推不同的新的媒體。我推的不同的媒體,有的比較成功,有的還沒有那麼的成功。我希望說能夠獲得更多資本的力量,然後把它越做越大。因為我們可以靠著很相對低的成本,跨越相對低的門檻,去做到一些事情。但是當你要成長要擴大的時候,還是需要資本。我認為這樣子的趨勢其實已經在展開了,除了有許多的國外的案例,我們也有一些朋友在做媒體創業,他們也已經獲得了資本市場的認同,這個也是我們想要努力去達到的。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可能會說,你拿了錢成為一家公司,會不會更商業化?這就是大家的判斷,在這過程當中,會培養出更多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和更多有行動能力的閱聽人,他們會來決定媒體未來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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