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內容

我們如何走到這裡

主講│王驥懋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博士後研究)
編輯│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攝影│梁品文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2014年起自三月到十二月,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已舉辦第七場,這也是「跨科際意涵」此一系列討論會的最後一場。這一次,躺在文獻中靜待被回應的問題是「科技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我們是怎麼走到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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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次的討論會中,前五次的主題皆圍繞在「為什麼需要跨科際」上。現今的世界裡,社會分工十分複雜,「事實」與「價值」也越具不確定性,單一領域的知識已無法處理高度複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需要納入與議題相關的各種利害關係者,透過溝通與對話,共同構築出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方法。 這樣的論述挑戰了社會對「專家」與「常民」兩種角色既定的想像。在跨科際的框架下,解決問題沒有標準作業程序,而是必須回到問題的脈絡;溝通成為生產知識的方法,而非只能出自於學院、圖書館或實驗室;「專家本位」或「科學中心主義」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常民知識與經驗終於有與專家同桌共談的機會,常民與專家都是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之一。若將這段論述標記在Collins與Evans所提出三波科學知識生產活動裡,它將會被歸在第二波的位置,這段自1970年代起反省孔恩式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試圖消弭專家與非專家這兩種身份二分的狀況,「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及「社會厚實型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即是這類科學民主化論述與實踐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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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跨科際意涵的發展並不單純只停留在解放常民知識而已,更大的挑戰在實踐的層次浮現。在第六次的專題討論會裡,我們介紹了Harry Collins2002年一篇「引戰」的論文,這篇論文指出,「科技民粹主義」無邊無際地將所有利害關係者納入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將會陷入所有溝通都是空談的風險,增加做出重大且具時效性的公共決策的困難度。既然解決問題的溝通過程不能納入所有公民,那麼「誰該被納入?」及「多少人可以被納入?」的問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Collins 在他2002 年的論文裡提出用重新定義「專家」的方式為上述兩個問題解套。他認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進程應該要有第三道浪頭,強調一種新形態的專家應該被辨識出來,這種專家與熟悉某種行業的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可以作為各種利害關係者間的中介,橋接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溝通。這種專家被稱作「互動型專家」(interactional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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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更深入描繪「互動型專家」為何方神聖前,第七次跨科際教育專題討論會裡,我們需要先退後一步,往回看「互動型專家」的前身「交易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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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區 (trading zone)

「交易區」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學科學史學者Peter Galison所提出。他發現科學的典範並沒有像孔恩所言般放諸四海皆準,舉物理學而言,物理學之下還包含許多子領域,例如理論物理、高能物理等,同一領域下不同子領域的學者,在溝通時也可能各自根基於完全不同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導致這些科學家之間無法溝通。 Galison的研究主題包含不同典範間的科學家如何進行溝通、交談。他的「交易區」指涉的是不斷嘗試進行溝通的過程。如果兩個領域的學者間溝通有障礙,交易區就會產生,若溝通順暢就沒有交易區。這個概念被Collins、Evans和Gorman延伸,他們依據溝通者間文化的均質/異質性,以及自願合作/強迫兩種溝通形式,區別出四種不同的交易區[註]。 其中,能讓不同文化間利害關係者合作的「碎形交易區」(fractionated trading zone) 與跨科際的理想最為相近,這一類的交易區又可以分成物質性的「邊界物體」(boundary object)及非物質性、以語言作為合作媒介的「互動型專家」兩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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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物體 (boundary object)

「邊界物體」指透過某些特定物體的設計,達成不同領域互相合作。這一類的物體可能是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卻也同時需要具備彈性,可以適應不同使用者使用時的情境與脈絡,也能兼顧合作的成果有一致性。 舉例而言,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脊椎生物博物館(The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at Berkeley)的創始者Annie Montague Alexander與Joseph Grinnell在籌備設立博物館時,發現需要與校方行政人員、業餘標本收藏家、獵人等各種利害關係者進行溝通、協調利益,才能獲得建置博物館所需要的標本與資源。在獵人獵捕的過程中,動物屍體可能會因為使用的工具(例如子彈槍)而被破壞,使得蒐集到的標本不完整,但Annie與Joseph卻希望這些出錢購買的標本能夠保持原有的樣貌,因此兩人設計出一套地圖標示系統,要求被招募的獵人出獵時必須隨身帶著地圖,每位獵人雖然在不同地點狩獵,但都可以在地圖上標示捕獵到動物的地點,並註記時間、是否使用子彈獵捕等Annie 與Joseph 判斷動物屍體優劣所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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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讓Annie、Joseph與不同獵人可以合作、互相對話,媒合兩者間原本不同利益的地圖,即是邊界物體的經典案例之一。事實上,類似的概念也已經被應用在教學法上,例如Auckman便認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讓不同學生的學習經驗可以統一在同樣的框架與媒介上呈現,不同的學生可以互相瀏覽e-portfolio尋找中意的小組作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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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型專家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相較於強調物質性的邊界物質,互動型專家則是用純粹的語言形式促成不同領域間的互動。這類型的專家雖然不像貢獻型專家一樣,透過實踐來累積緘默型知識,但是他們因為長期與特定議題的利害關係者互動,因而不用經過實踐的過程,亦能學到與特定議題相關的特定詞彙與知識。例如,跑社會線的記者,或是長期進行田野調查、與在地互動的工作者,累積一段時間與地方派系互動的經驗後,可能因此獲得許多的「黑話」、「行話」。 Collins 的學生Ribeiro曾經進行一項經驗性研究,主題是日籍鋼鐵企業到巴西設廠時,中介於日本人與巴西人之間的譯者如何促成兩者間溝通順暢。譯者因為長期與兩方互動,詳熟兩者文化的差異,這樣的緘默型知識使得譯者知道哪些句子若單純以直譯處理,會引發雙方不悅,甚至翻臉、拆伙,因此會謹慎選擇如何詮釋這些容易造成誤會的句子,使衝突不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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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美國亞利桑那州印地安Yavapi部落、長期參與在地議題的社會科學家與州政府Bureau of Reclamation Engineers間因當地水資源管理議題產生的互動。為了促成Yavapai 部落與政府機構間的溝通,當地社會科學家設計了一種新的度量標準作為共同的溝通語言,但Yavapai部落與政府機構卻都認為這樣的度量方式無法觸及他們分別所認為應該被討論的價值與爭議,反而是擔任互動型專家的社會學者透過在兩方間一來一往的語言互動,說服所有包含在內的利害關係者同意停止建造水壩,讓Yavapai 部落保留他們所居住的土地。在這個案例裡,互動型專家達成溝通的目的,邊界物體(新的度量方式)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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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互動型專家的反思

Collins為了避免哪些與多少利害關係者該納入溝通過程的爭議,選擇重新定義專家,並且視「互動型專家」為促成不同領域間溝通的橋梁,原本選擇利害關係者的工作被隱含在互動型專家橋接不同利害關係者溝通的過程中。此法一出,自然引起前述第二波科學知識生產浪潮的擁護者踏伐,認為「專家」的神祖牌才剛被燒毀,Collins卻又把幽靈召回,重新定義出另一種可能宰制問題解決過程的權威階級。 科技民粹主義與權威,公平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以及做出公共決策的效率,這兩者間有著難以解開的結,許多討論仍因此結而起,不斷滔滔爭論著。 這樣的對立也顯示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不同利害關係者間斡旋的角色並不必然一定是為了公共的目的而行動。這樣的人可能是上述亞利桑那州水資源管理議題的在地社會科學家,也有可能是某種獲取私利的掮客。如果看過【紙牌屋】影集應該就不難想像,第一季故事情節裡國會通過的全國教育法案,並不完全是為了學齡兒童的福祉或公共利益,而是許多政治利益角力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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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回到根本的問題:如何辨認互動型專家?互動型專家會比廣納利害關係者還有效率,還是兩者對解決問題而言都不夠有效?跨科際教育最後的目的是公民科學,還是培養互動型專家?這些,都是當今正被激烈辯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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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上的應用

用邊界物體或是互動型專家輔助溝通,都是可以操作的形式。課堂上實施這種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包含拼圖式教學法(Jigsaw)、辯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等等。相關討論可以參考以下兩篇文獻:

‧Smith KA 2000 Going Deeper: Formal Small- Group Learning in Large Classes New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00 25-46,或是

‧DeZure D 2010 Interdisciplinary pedago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Frodeman R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New York 3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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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這些教學法進行跨科際的教育時,仍需要把持跨科際的核心。跨科際強調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法,每個學校都應該回到欲解決的問題上發展適合的合作學習方式。Oxford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ity 的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提到,書裡舉的案例「只是有人這樣做」,不是一套標準的方法。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有很多不確定性,跨科際的學習方式一定要回到脈絡裡,回到個別學校裡。

【註】本文只介紹四種交易區的其中一種「碎形交易區」。其他三中交易區類型可參考 Collins, H., Evans, R., & Gorman, M. (2007).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38(4), 6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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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資料

引註資料

1.Collins H 2014 Rejecting knowledge claims inside and outside 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4 722-35

2.Collins H 2013 Three dimensions of expertise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2 253-73

3.Barry A and Born G 2013 Interdisciplinarity reconfigurations of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Taylor and Francis,, Hoboken

4.Gorman ME 2010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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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資料

5.Collins HM and Evans R 2007 Rethinking experti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Ribeiro R 2007 The language barrier as an aid to communicat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7 561-84

7.Ribeiro R 2007 The role of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in interpreting: the cas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steel industry Stud Hist Philos Sci 38 713-21

8.Star SL and Griesemer JR 1989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Museum-of-Vertebrate-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38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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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資料

9.Galison PL 1997 Image and logic :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0.Galison P 1988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central metaphor Science in Context 2 1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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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跨科際特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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