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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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誠如長期關注SHS計畫的教育者、學生或社會大眾,或者是「跨閱誌」的讀者所知-“knowledge production” (知識產出) 與 “knowledge transmission”(知識傳播)是這個計畫與相關活動的關注焦點;主講者王博士在演講開頭先拋出兩個問題:「專家的定義為何?」、「專家在STS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中的定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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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本次閱讀的書籍

● Rethinking Expertise (Harry Collins; 2007)
●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Harry Collins; 2010)
●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討論科學研究的國際期刊)
●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包含科學與大眾關係、科學教育、科學史、科學的媒體形象等的國際期刊)
● Rationality and Ritual (Brian Wynne; 1982)
● The Shape of Actions (Harry Collins and Martin Kusch; 1999)
● Impure Science (Steven Epstein; 1996)
● Designs on Nature (Sheila Jasanoff;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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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討論的核心與前五次的討論會相呼應:奠基在公民科學 (citizen science)這個基礎信念上、所定義的「公民參與」科學相關的決策過程(science-related policy making)是什麼?「常民專家」(lay expert) 在學科分工精細、科學或科技發展仍主導社會或政治走向的當下,如何被定義、甚至與「科學專家」分庭抗禮?

從歷史脈絡而言,1950至60年代的「第一波科學研究」(the first wave of science studies)著眼於科學家對社會的正面貢獻 (如:科技發展對人類文明的提升、具體地改善人類生活品質)、並暗示科學家與常民間的上下不對等權力關係 (hierarchical power relations),科學「專家」因此擁有主導政策與國家發展的影響力;從1970 年代以降,STS的學者開始反省批判(「第二波科學研究」 [the secon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此「科學至上」的信仰-科學家並不比常民更具有定義「科學事實」(scientific truth) 的權威性[i]、也沒有所謂「客觀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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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而言,就是明確點出「科學論述」也是受到政治或經濟利益影響而成立的-因此回到政策層面,科學家與常民應被視為同等、常民無法被排拒在政策決定之外(如:Brian Wynne經典的湖區牧羊人研究-就是在1986年車諾比核爆後、試圖強調將「在地知識」納入科學知識結構的重要性[ii]);從「公民科學」的觀點來看、亦即「科學必須被參與」、科學知識之產出必須被應用於社會脈絡之中。

然而,Collins 和Evans指出「第二波科學研究」固然消除了科學家與常民之間的距離、但也導致新的問題-在民主與科學價值並存的現代社會裡,需有多少常民被納入決策過程、才算真正實踐「民主價值」?他們點出問題核心已從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轉為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iii]、並指出若無法解決此問題,可能導致「科學民粹主義」(“technological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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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因此他們提出「第三波科學研究」(2002-)-從實在論的角度(realistic approach)[iv]、聚焦於「如何定義專家」與「強調實務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Collins 和Evans 特別區分-當「第二波科學研究」明確點出「第一波科學研究」的失敗,「第三波的科學研究」則是肯定「第二波科學研究」的貢獻[v];他們致力於提出新的見解:例如,在科學爭議被解決後、才判斷誰是決策中的專家-他們認為這是不足夠的—必須在科學爭議發生時,就定義誰是專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與科學史家必須扮演「寫史」與批判反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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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內容

在導入這次討論會的核心-「專家」-前,我們得先討論「緘默型知識」(tacit knowledge):「緘默型知識」意指無法用言語或文化符碼表達的知識系統 (與其相對應的是 “explicit/ codified knowledge”-如課堂上所習得的數學公式或語言的文法),這通常只能透過身體力行習得。Collins進一步指出,某些「緘默型知識」可用於取得其他低階的資訊(information)或更高階的知識(也就是成為取得知識的工具)-如閱讀或聆聽可使個體知道「啤酒墊知識」("Beer-mat knowledge”[vi]見下表左側)、本地新聞(可歸類於表列的 “popular understanding”或 “primary source knowledge”)、熟悉如何操作機械、或學習高級數學 (表列的 “contributory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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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知識取得」,Collins 和Evans 進而提出兩種專家類型-「貢獻型專家」(contributory expertise)與「互動型專家」(international expertise)。前者有足夠能力、透過反覆練習與內化某些技巧而完成某些成就;因為足夠的內化(immersion or internalization),他們相當了解其社會或文化脈絡 (大至鐵匠、小至騎腳踏車)。有趣的是,在討論「貢獻型專家」必備的「反覆練習」時,不免被質疑-那這些專家與「機器」有何不同呢?Collins 和Evans 提出區分的關鍵: “mimeomorphic actions”與 “polimorphic actions”; 前者是複雜難懂、但卻不一定與社會脈絡環環相扣 (如機械操作也許複雜、但不一定反映所在的文化環境-也就是與「人」是切割開的),而後者則需仰賴操作者對社會文化有ㄧ定的了解(如釀葡萄酒或製作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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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動型專家」-這個與「跨科際」概念關係緊密的名詞-強調的是跨越邊際的溝通能力:他們不需要完全融入一個社會脈絡,而是透過溝通或觀察就可以了解一項專業(如社會學者, 或STS 學者與科學間的關係:他們可以透過閱讀半導體相關的書籍、取得互動型的專業,進而與半導體實作的專家溝通、或挑戰其專業)[vii];當「互動型專家」被納入科學知識傳播時,理解科學(一種專業)的方式就會從「訪談」(interview)、進展到「討論」(discussion) 與「轉化」(conversion)-這也就是科學社會學者Sheila Jasanoff在「市民的認識論」(civit epistemology) 中提出的「專家的本質永遠都是與時俱變、鑲嵌於歷史脈絡與實作中的」[viii]。

然而,「第三波科學研究」也遭受一些質疑的聲音:如「第二波科學研究」因強調民主價值、而將科學家定義與決策的權力下放給民眾,而「第三波研究」重新回去定義專家,是否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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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二波研究」的重要學者Brian Wynne對於Collins 和 Evans提出“from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to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回應道:「『合法性』的問題不僅在於誰能參與某個專業訂定或決策過程、還有主導『合法性』的族群如何違法地將常民驅逐出參與或決策的過程。」[ix]

對此,Collins 在2010年以 “elective modernism”這個概念回應:「科學知識或實作是否為我們的文化焦點 [即民主社會]並不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而是『科學價值』與『民主價值』並不背道而馳」;在這個概念下,功利主義的爭論可以、但半民粹 (populist)或半宗教(quasi-religious) 色彩的爭論則不可在科學爭議中出現。

「專家」與「跨領域」的論述仍持續發展中,下次的討論會將觸及幾個更新的概念- “boundary object”、“trading zones”等等;請密切注意我們粉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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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備註

[i]
對於 “lay expertise”的討論,可參閱1980年代在美國愛滋病與同志社會運動的研究:在美國社會學家Steven Epstein的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一書中記載了愛滋社運人士、如何反抗科學家對愛滋病的定義與治療法的專制;全書聚焦於「科學確實性」如何被建構與解構、以及「專業」如何被「民主化」。

[ii]
See Wynne, B. (1989). Sheep farming after Chernobyl, a case study in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31 (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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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iii]
“Though science studies has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 [i.e., “a tendency to dissolve the boundary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ublic”] by showing that the basis of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can and should be widened beyond the core certified experts, it has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tension: ‘How far should participation in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extend?’” (237). See Collins, H.M., & Evans, Robert. (2002).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2(2), 23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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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iv]
[編按] 有趣的是,Collins 反對「專家是相對的概念」 (如:會講英文或中文的人,在美國或台灣也許不是專家;但換個文化環境,就成為翻譯的人才);他從「實在論」的角度評論-專業是實際存在的,並不是因為放在不同脈絡,就改變其專業程度 。

[v]
「第二波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貢獻在於,確認科學知識的不穩定性;如1970年代興起的SSK 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認為,科學知識與其社會影響性是隨時變動的;因此遇到科學爭議時, 必須考慮兩個面向-(1) 技術層面(2) 政治層面。 另一個關鍵貢獻是-去除科學的「小眾化」,亦即使科學知識不斷被討論、擴大科學社群;但同時仍確立「科學不穩定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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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vi]
“beer-mat knowledge” 指的是某些唾手可得的資訊-如在塑膠飲料杯蓋的冷笑話、報紙中的廣告欄位,這些資訊通常不需經過繁複的思考、即可吸收。

[vii]
值得注意的是,「貢獻型專家」也可以是「互動型專家」-只要他們能扮演「溝通橋樑」這個角色。「互動型專家」因通常沒有實務經驗、而被質疑其批判某些專業或專家的合法性;Collins的概念特別為「互動型專家」-特別是他的同行、廣大的STS研究族群-背書,認為他們因具有人文社會批判思考的訓練,能更透徹地解析科學研究或專業發展中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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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viii]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is always contingent, historically situated, and grounded in practice” (in “Breaking the Waves in Science Studies: Comment on H.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2003,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x]
Wynne 提出的實例是蘇格蘭的北海油田爭議:Shell 這家石油公司打算把探測平台直接丟到海裡、遭到綠色和平組織嚴重抗議。Wynne 認為Shell 完全沒有參考全民或綠色和平這樣「非科學正統」組織的意見、就做出決定,是違反民主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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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綜合討論

第六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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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A

主講者:

為什麼「互動型專家」與「跨科際」有緊密關聯?因為兩者都聚焦於「溝通」-下一次討論會將更深入談論此關連。本週我們關注「互動型專家」能否在我們面臨重大科技爭議時、協助我們辨認專家在其中的角色?

此外,Collins從「實在論」出發、嘗試找出「專家的本質」-這個說法也備受挑戰,因為專家應該是視脈絡-不同的社會與歷史條件而定的(contingent in Collins’ terms)。接著,「專家辨認」是否與第二波科學研究中的「科學民主化」相違背?這些都值得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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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我們也可以討論現在台灣面臨的重大問題-如六輕在雲林爭議極大;之前有學者用統計數據、詮釋肺癌與六輕間的關係,但是用量化與科學指標來反制科學的方法、或是反制科學所造成的汙染。又或台灣人一遇到重大公共政策-如高雄氣爆凸顯的是、我們缺少公民參與的公共法令,或甚至不知道家面前就被劃定為環境潛在影響區之內。面對這些科技爭議時,政府習於舉辦公聽會。我們討論「審議」時提到:「參與」一旦合法化後、民眾參與就可能成為政治操弄的工具。

「專家」議題也促使我們關注大學教育的本質:回到跨科際計畫,我們應重思:為什麼要強調「問題解決為導向」?為什麼不同科際間要互動?為什麼這個框架下的研究法必須是動態的、隨時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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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A:

我首先關注如何區別「技術專家」、「政治專家」或「互動專家」。再者,是否在任何社會裡都該有一些相關的法律規範不同的專家。以臺灣立法院為例,我們距離這理想很遠:因為現有參加人提供的資訊(information)可能是錯的、遑論成為有用的知識 (knowledge) 。然後,區別專家的過程能否有效率地完成? (efficiency matter)-這是否造成實踐上的困難?

主講者:

在座做STS相關、或受Collins或Evans研究影響的人會有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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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B:

我想「專家」與「信任」是息息相關的。我的研究是農業推廣,這個角色很奇怪,因為我們不直接從事農業,所以談互動型專家讓我有所感觸-因為我們不是那個「打鐵的人」、而是去中介或連接生產者跟消費者(或生產者與科學家、政府官員)的角色-取得「信任」是中介的必要條件。這讓我想到食安議題-如果民眾連政府標章都不能信任,那要信任什麼?但一開始這個規則是誰訂的?是一小群專家們訂的;但實際上這事件的利害關係者很多-專家、消費者、社會團體等。什麼樣的運作是可以信任的?到底要有多少人參與運作才足夠?談到信任,我傾向接受大部分民眾信任都是一個active trust(主動信任)-在充分瞭解與信任前,先主動接受一個規範。如對GMP或有機認證標章,不是對遊戲規則全然熟悉、才選擇買這個有標章的食品;而是先選擇相信、後續有事情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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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A:

但有些中介者-原來應是互動專家-卻成了剝削者?

與會者B:

所以早期農業推廣的研究,像Roggers談創新傳佈,其實有個反省:中間者常負責中介一些知識,但從長遠時間軸來看,這是否為正確行為?比如說農藥使用,短期間看來是傳遞一個科學新知或技術、但長期來看,我們如何定位其社會責任?

與會者C:

我自己是學生物的、瞭解的科學家是偏自然科學的;我認為科學家能面對未知與不確定性,取決於他知道什麼是確定的(在某個條件下的實驗成果)。因此對科學家而言,解決未知問題很合理-是個必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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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但我常從相對的角度看「專家」:如病人跟醫生在治療疾病上,醫生是專家,假設病人沒有表達所需-如要用某些藥物,醫生就根據其專業判斷、給予最好的療法,但是他們其實是一起面對未知,因為每個病人都是一個新case。我想說的是「共識」:病人不一定相信醫生、醫生不一定相信病人會配合,但是醫生與病人要有共識治癒疾病。就像在討論會中我們不一定要先認識彼此,但「共識」就是參加討論會能得到收獲。台灣人很少討論共識-我可以不信任你,但我們要一起解決問題;因此沒有共識就不可能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剛剛談到民粹或宗教型:當我們已經設立成見、再怎麼做都會有問題;因此我們怎麼能達成共識?我認為科學教育也許能有些貢獻-讓大眾接受科學家可以面對未知、是因為他知道已知的怎麼產生,剩下就是未知,且科學家無法保證一切;這是風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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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主講者:

回到專家與大眾上,「互動型專家」、「社會厚實型知識」中強調的溝通、大學教育強調的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跨科際人才,都得回到「脈絡化」與學科邊際(discipline)的消融。

與會者A:

下周我將代表教師演講(9/28)、就會問:大學裡永遠是multi-disciplines,許多老師在系裡是專家、但卻無法互動;學校裡是否有平台是讓老師先練習成為「互動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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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D:

我沒有讀過這些書,但我想問:像今天提到科學議題,難道只有科學專家能參與其中?如果議題涉及社會利益,能否只用科學解釋、或有其他利害關係者能陳述?假設結果不一致,我們應用哪個結論於最後執行面?剛討論「互動型專家」,今天很多與會者是在現場教學的老師-這又屬於哪類型的專家呢?大家信任老師教的東西嗎?

與會者E:

我對「互動型專家」的概念深感興趣。我的學術背景是人文(the humanities),今天剛好讀到一篇文章,談現今許多科技公司想用英文系(或其他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因為他們有較佳的溝通能力;這樣的互動專家可以是一種溝通橋梁,假設大學教育能培養這樣的人(沒有基礎或應用科學背景),在科技業中只能作溝通橋梁、或能更深入挑戰科際權威?如做某些知識或溝通上的扭轉?他們是否有如此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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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F:

我最近也很擔心食安議題:如果油對我們來說是很嚴重的環保議題,然後這可以重複使用,的確是可以拿到很多獎項。但是在食安議題上,對人而言這是一種長期汙染,因為我們對「吃」有一定的要求。要如何透過教育推廣、打破基本的恐懼或找回大眾的信任,才是食安議題後續要處理的。

與會者B:

我想到十幾年前英國的狂牛症、當年的農業部長帶著四歲女兒公開吃漢堡的畫面,民眾信任的不是農業部長而是其父親角色。當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最關鍵的還是整個社會的知識厚實、與跨科際教育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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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C:

我覺得既得利益者若多付出一點,社會進步會更有效率;現在很多專家屬於貢獻型,但這群人會逐漸發現溝通的重要性、甚至變成互動型專家。另外,B講的例子,有時候給予證據沒有用、但一個感動會造成群眾效應-從純科學角度來看是不理性的;但我們的共識是解決問題,如果這個方法無害、不違法、可解決問題,也許是可行的。另外,我不把貢獻型專家都視為傲慢的-他們可能只是缺乏溝通技巧,這說不定是大學裡可以給予協助的。

與會者A:

我想延伸你的問題:你似乎假定某些貢獻型專家、有自覺地慢慢轉化成互動型專家;可是現在幾乎是全民專家-有許多lay man平常是有其他專業知識的。但台灣面臨的問題是,大眾擁有極少的common sense、即使在經濟上已經是已開發國家了。你對一般民眾走向互動型專家,是否有個你信任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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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C:

我覺得,我們的共識是跨科際教育值得投入:假設我們把自己當成既得利益者、致力從貢獻型轉互動型-這不只在專家間互動、還有跟民間或社區的;但這些需要政策支持,以現在升等規定來看,大學教授不一定有能力與心力。藉由計畫長期生根,則需要大眾或其他專家共同投入,這是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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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

我總結以上討論:剛剛有提到,如果經濟利益納入考量、問題怎麼處理?其實Collins跟Evans的論點很清楚-政治權利或技術領域必須被辨認出來,因為任何人受到事件影響就是利害關係者、有其政治權利保衛個人經濟利益;但這些人不一定有技術權利 。基本上這是第二波科學研究處理的問題。同時這也嘗試回應玠廷剛剛提的“the politics of evidence”-科學家提出證據的過程就是個政治過程。你們可以閱讀農民研究期刊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最近一期談論當科學家提出證據時,這背後有一定的政治權利關係去決定這個證據。

第四次seminar裡談到公民科學研究中的Alan Irwin-他晚期一直致力於STS、並指出當庶民提出對科技的疑慮時,通常不會被專家採納。最有名的是2,4,5T農藥除草劑案例、還有BSE與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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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這些利害關係者會用其生活經驗對科學知識提出反省:政府官員說某些東西過量食用(如受戴奧辛汙染的魚)、才會對身體造成危害。第二波科學研究就討論到,lay people的經驗會是市民的認識論,但他們的說法顯少被科學家考慮到;所以第二波強調「溝通」,就算油在科學家背書後、說沒有食品安全問題;可是民眾覺得有疑慮而不想接受時,是可以因此宣稱他們的政治權利的。這兩者得區分開。 但第三波科學研究嘗試超越公民科學、或第二波STS研究,因此提出「互動型專家」-這其實是嘗試在科技爭議發生時,就能辨識誰是互動型專家、可以協助解決紛爭;而非等到爭議結束後、才質疑某個專家的可信度。但誠如老師說的,辨識互動型專家與貢獻型專家是費時且費力的。但我要強調的是,在科技爭議中, Collins 和Evans 口中的第二波科學研究學者認為, 重點不在於找出誰是專家- 而是探討誰有權力定義問題 (framing issues)。不知道大家認為「互動型專家」能否解決第二波科學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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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科技爭議發生時、互動型專家怎麼被辨認出來?是否能及時解決科技爭議? 據我所知,G同學的研究跟這些有點相關,不知道你有什麼的想法?

與會者G:

我認為,互動型專家這個概念、如果在台灣實踐,很難在第一時間解決科技爭議;且在實踐面目前很多社會學家的構思(如審議或公民科學),都在實際上有操作的困難。 老師提的庶民價值,我覺得這是很常需要面對的;我之前讀到一篇文章、談到科技爭議中,民主跟專家間有種張力。如果我們越相信專家、就越不民主;但我想這兩個概念並不重疊,政治學上談民主著眼於「參與」和「決策」。第二波科學研究處理科技爭議中、如何納入更多常民聲音與知識,但卻造就擴張性問題-因此很難作出決策。所以除了強調庶民價值、也要回應如何做決策;解答這個問題得回到民主的核心-因為民主不只有參與、還有如何做好的決策;許多科技爭議都只看常民參與-這不符合我理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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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主講者:

後來Collins一系列文章,都在談專家與常民間的解套(才有elective modernism)-其實要調和民主與科學價值並不相衝突。回應剛剛玠廷談的,有些新研究(如:Alan Irwin後期文章談科學治理或信賴)開始有所突破:早期STS文章嘗試解決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認為大眾是盲目無知的,所以科學家要教育他們-這是第一波科學研究和公民研究嘗試解決的問題。Brian Wynne所提的貧困模式 (或赤字模式) 就在處理這個問題。但晚近我們發現追求參與或民主,產生更多問題;Irwin在2006年有兩篇文章,談從赤字到信任模型-以前認為大眾是無知的,但現在科學治理轉變了方向,問題轉為公眾不信任,科學知識不再用於教育民眾、而是增加信賴-信賴變成是種治理方式,這樣科學知識的治理方式、常變成常民政治參與的工具。這個過程裡在納入大眾後,公共參與變得沒有效率。許多公民科學或審議民主的研究,都討論到政府能被信任不是因為效率、而是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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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與會者G:

回到framing問題,如食安議題好像都是技術官僚或學者定義(或處理)哪些問題、而常民無法參與。我記得Brian Wynne有一篇檢討審議民主的文章、認為審議民主也面對範疇界定的問題。但審議的推動者(如最近農委會辦的流浪犬TNR審議式民主會議),談的問題也由專家先界定。但如果連界定問題都有不同的常民意見,我不知道如何在台灣進行下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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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主講者:

範疇界定是很重要的問題:最近談公眾參與的系列文章都在討論審議的效率問題、地方既有的權力關係、或審議裡的引導者問題;這些其實都有很多權力關係運作、而且更好的審議並不代表更好的政策。最有名的是德國慕尼黑的交通案例,最能改善交通狀況是最不民主的方法;因為不民主而遭受民眾挑戰、提出三種審議方案,但最後都流產。所以審議並不保證好的政策會出現。

與會者A:

如果把我們的計畫當成平台、討論這些問題也許可行;但在台灣的大學裡能否有類似的操作?似乎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希望能推動這個世代的公民思考這些議題、還有西方模式能否套用在東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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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

而且臺灣有自己的文化脈絡,歐美各國可以操作審議、是因為有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傳統;而台灣社會的互動方式主要是受到親屬傳統(kinship)、家族族系(descent)的影響-這有別於西方公民社會的互動方式;值得思考該如何實踐這周討論的幾個概念。下一次討論會要談的就是「互動型專家」如何接軌「跨科際」或“boundary object”-這是STS研究中非常有趣的概念。如何透過boundary object的設計、讓不同領域的人進行溝通(或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下一次的討論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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