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Rethinking Science 1 / 11

研討會內容

第五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Rethinking Science

主講人:王驥懋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文字編輯:賴翊瑄(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第五次的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TDE Seminar) 首先回顧前四次的討論會: 第一次透過閱讀活躍於英國與加拿大多年的科學家Michael Gibbons與其同仁所著的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以下縮寫為NPK] (1994)、界定 “Mode 1”與 “Mode 2” 知識生產與運用上的不同—“Mode 1” 意指在實驗室或由科學理論推導出來的知識,這種知識產出通常與其他學科是互不交集的、且不容易應用到真實世界中;但在NPK中提及的 “Mode 2”是一種跨學科對話(或辯論)後、深崁於社會脈絡中、且因著真實世界中問題解決進度而不斷演化或重新定義的知識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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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討論的是Jerome Ravetz與Silvio Funtowicz 的概念「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 1993; 後略為PNS)—這個概念挑戰科學的客觀性與確定性,並促使科學家在處理許多環境或公共衛生問題(如:酸雨、SARS等等)時、必須考慮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如:群眾恐慌、不同的社會與政治結構)與不同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的相互影響。第三次與第四次延續著攸關「利害關係人」的討論、探索了「公民參與」、「審議民主」與「公民科學」的概念,這些概念引導我們思考建構一個科學知識與在地知識可以溝通的平台、以及「跨科際教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這次的討論會著重於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2001)–這本由Michael Gibbons、Helga Nowotny (研究科學與社會關係、並具有法學背景的美國/奧地利社會學家)與Peter Scott (研究高等教育的英國學者)的專書,被視為1994年出版的NPK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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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書16章內呼應了前面四次的討論、探討的議題主要有:(1)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凱因斯學派對戰後經濟深刻影響、美蘇對立、1970年代石油危機、共產主易垮台、到後工業社會時期的社會變遷 (2) 二十世紀中「知識產出」在知識論與本體論上的革新 (3)科學知識如何融入社會脈絡 (4) 社會(或大眾)如何不再只受科學知識單方面(且是上對下的)影響、而是開始與其對話(“The context speaks back”[i]) (5) 高等教育如何因應知識產出的革新 (問題導向、呼應社會快速變動而隨時修正、接納大眾參與、具反身性等等)而轉型 (6) 社會與專家之間的關係、如何因高等教育轉型而重新定義 (如:具學術研究能力的畢業生,選擇進入社會—而非大學中—作學術貢獻、進而導致學界與社會的距離縮短或社會信任結構改變)。

這些對「科學」、「知識」與「大學」重新定義的根本是前幾週所談的:在後常態科學的架構下,科學的客觀性受到質疑、科學知識不再主導社會走向或政策訂定、「社會」的複雜性以及「環境」的不確定性被納入考量科技或科學知識與社會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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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後現代社會中如何定義科學?」此命題時,王博士引用了法國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學者Bruno Latour 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 “From the World of Science to the World of Research”[ii]: 其中, Latour點出科學的確定性與研究的不確定性,以及從科學文化到研究文化的轉變關鍵、除了在於正視科學論述本身其實深受各種意識形態、權力運作或個人因素影響,還有科學與社會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例如:生化科技的演進中,科學家本身可能也是企業家、隨時要因應市場變化而調整產品性質;又或,女性科學家長期備受歧視。因此科學和社會 (在後工業或後現代社會脈絡下) 是共同演化的、且被期待互相對話的—這個科學內涵的轉變、才可能導致所謂的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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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不代表Gibbons等人認為Mode 1的知識產出模式不再存在,但他們強調Mode 2的普及對大學社會角色的重新定義、造成極大的挑戰。在歐美高等教育的傳統中,即使在1880年代、出現Matthew Arnold (英國詩人與文化批評家; 1822-88)與Thomas Huxley (英國生物學家; 1825-95)的著名辯論[iii],大學仍被定位成知識生產或提升大眾素質的中心、以及左右重要政策決定的關鍵—雖然大學常被詬病為「與社會嚴重脫節」。

這裡Gibbons等人提出從「可信任的知識」(reliable knowledge) 到 「社會厚實性的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的重要轉變—亦即科學知識不再只是純然的學術研究,而是將因著不同的社會脈絡與歷史背景、具有不同定義;因此由大學訓練出的專家、也必須調整他們的角色(例如:學會在地化的知識、扮演大眾與學者或政府官員間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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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Mode 2" 這個概念逐漸普及化的當下,大學除了研究, 同時也要有社會影響的功能;此外,以學科為單位的高等教育開始解構、選擇(或有能力)進入社會脈絡的專家們開始挑戰學院內的專家、知識產出得以複雜化與脈絡化。

在實務層面上,我們討論大學是否應捍衛本身的角色?(例如:美國加州大學系統傳統上清楚區分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的社會責任、歐洲許多國家也明確定義職業學校與傳統研究型大學的本質差異);雖然為了爭取政府補助, 許多社區型或教學型大學紛紛爭取轉為研究型大學、甚至導致「企業型大學」的出現;但作者們認為,大學不能放棄原有的研究角色,而是必須思考如何轉型、創造「對話的空間」、如何訓練新一代的專家(必須讓他們擁有多元知識、且透過跨領域教育的執行,發展一個新的專家系統[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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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peak back”是重要的改變:因為以往在「科學高高在上」與「常民需要被教育」的論述底下,社會被視為受到科學左右、且在決策關鍵時無力反對科學家的論點。社會能夠與科學對話,意味著大眾開始具有某種能動性(agency)和能力—思辯科學論述的價值與實用性。

[ii]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280/ 5361/208.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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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Matthew Arnold 主張高等教育旨在培養下一代的領導人,因此經典人文教育(包括歷史、文學、拉丁文與希臘文等人文學科)應為主軸; 但身為生物學家的Thomas Huxley、因應工業的迅速發展,主張演化論或科學知識等「實用學科」應被納入現行課綱中。
http://www.stjohns-chs.org/english/victorian/huad.html

[iv]
作者們在書中用 “agora” 一詞形容這個對話空間: 這個開放的空間將使科學/科學家得以「面對大眾」、大眾也能與科學/科學家對話或辯論;透過不斷的對話或辯論,雙方得以一起定義待解決的社會或科學問題、而這些問題也並非一定要有單一的解決方法(而是隨時保持修改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每個參與其中的常民,都是具有某些「知識背景」的「專家」、每個人都有發言、支持或反對他人的權利。這個對話空間其實近似於審議民主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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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們提出另一個關鍵名詞 “socially distributed expertise" 來解釋 “rethinking science" 與 「跨科際教育」間的關係:這種「新一代的專家」透過「跨科際教育」的薰陶下,被期待同時具備「學院」與「在地」的專業知識。這個教育與知識層面的革新也象徵著「知識系統的複數化與跨越性」(the pluraliza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knowledge systems)時代的來臨、也意味著不同「知識系統」間的對話頻率必須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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