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公民科學與跨科際

主講人: 王驥懋博士後研究員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與談人: 吳泉源副教授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文字共同編輯: 賴翊瑄、孫語辰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今天 (2014/06/28) 是第四次的跨科際專題討論會 (STDE Seminar)。第一次的討論會主題是Michael Gibbons的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1994) ; 第二次是Ravetz談 「後常態科學」(編按:Post-Normal Science,後略為PNS) 與社會間關係的文章 ; 第三次的內容因為第二週談到NPK,談到「參與」和「審議民主」,所以閱讀了Dryzek等關於審議民主的文章。這幾次我們談到審議、參與以及「後常態」,也就是高度風險與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形下知識生產的方式,所以今天我們討論"Citizen Science"—意指公民如何跟科學家、科學知識間進行對話以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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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討論主軸為"Citizen Science" 跟"Trans-disciplinarity"; 這次閱讀集中在Alan Irwin的Citizen Science (1995)一書,及其他相關文章(Brian Wynn以及Andy Stirling)。我的報告大致分為五個方向: (1) 從科學中心主義 (scientific centrism)對抗公共無知 (public ignorance) 的模式,討論科學知識 (scientific knowledge) 與常民認知知識 (lay knowledge)的關係。(2) 簡介風險社會及傳統的SSK、STS的討論方式。(3) 分析完風險社會跟SSK兩種理解社會與科學知識之連結後,我將介紹一些實例:首先討論牧羊人與科學家如何為Sellafield的核災與核落塵事件善後、及「常民經驗」與「專家知識」間的歧異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Brian Wynne );第二是2,4,5-T除草劑在英國引發的爭議; 第三是Irwin在Citizen Science中論及、重大災害發生時 (例如在台灣的六輕事件),目前歐盟法規定、化工廠發生重大事件或是爆炸時,必須告知可能受影響的居民—即他們應該逃離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4) 實例探索後,我們回歸到公民科學的理論面、思考其待處理的議題為何。最後,回到討論會的主題—公民科學與跨科際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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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簡介閱讀文獻:Irwin在1995年發表的Citizen Science與 2012、2013年發表的文章,皆討論「公民科學」相關概念與實例、及學術界對此概念的質疑與Irwin的回應。Andy Stirling在2007-08年發表兩篇文章,都對公民科學有過批評與反省。而Brian Wynne是研究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編按:後略為PUS) 的指標人物。今天的與談人—吳泉源老師—不僅對此脈絡有相當程度之研究、也是Brian Wynne來台時重要的與會者與邀請者。

關於第一個主軸,我們要處理科學中心主義與公共無知的對立。在Irwin的Citizen Science中,討論啟蒙後的科學中心主義,我們開始認識「大眾」,像是Irwin引用Royal Society報告書關於公民社會的部份,認為如果大眾對科學有完善認知,即可促進國家繁榮、及增進公共生活品質;因此許多國家(為助於國家未來的發展)致力於增進大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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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 引用這段話為了說明,這段文字預設了某些公民與科學間的關係:(1) 基本上大眾是無知的與缺乏資訊的;而科學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去告知(inform)民眾這些科學知識。(2) 科學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是:公民對科學瞭解越深入,會導致更好的公共政策結果產生。(3) 科學本身沒有涉及價值判斷、是客觀中立的。(4) 大眾的生活是貧苦的,是被科學知識排除在外的,因此科學家有義務增進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瞭解、改善其生活品質。所以Irwin說,這個世界觀可被視為啓蒙以後以科學為中心思想的一種現代性傳統—各種關於科學知識與大眾間社會關係的預設。
這種科學中心主義,對Irwin、Wynne以及一些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的學者而言,都預設大眾是無知或/且不理性的,一旦重大的公共議題發生 (如在台灣的核能事件、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機) 、群眾表達反對聲浪時,大多被視為公眾不具理性、公眾歇斯底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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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破除此二元對立、進而重新認識「大眾無知」? (即:大眾真的是無知的嗎?) Irwin認為,Giddens或Beck早期提出的「風險社會模式」 (Risk Society)對這樣的科學中心主義模型,提出反省與批判;或依循另一個Irwin的脈絡—SSK 模式—關注學者如何處理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此模式較以人類學觀點、論證公眾在生活實踐中怎麼瞭解科學。
首先探討風險社會的觀點:當科學知識在實驗室裡產出時、且用於告知民眾與訂定公共決策時,許多社會層面的不確定性被忽略了。以酸雨或英國最有名的狂牛症為例,我們發現,科學解釋大多導出類似的酸雨知識建構;但在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間,在歐洲對此建構有大規模的辯論,因為早期斯堪地那維雅半島的國家,集體控告英國工業汙染造成其湖水酸度逐年上升,這些國家提出科學證據、企圖證明斯堪地納維雅湖泊會變酸,是英國工業活動造成的。然而,英國找來另一批科學家、反對北歐國家的知識建構與控訴。由此我們得知酸雨是透過社會與政治意識形態「建構」而成的、即使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客觀的。這個案例讓我們看到許多不確定性與複雜性:(1)不確定性來自於化學實驗本身的複雜性,例如光化學反應如何界定、有很多的變數無法被控制;放到社會或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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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後,光化學反應變得更加複雜,更無法像在實驗室中一樣被控制。 (2)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源於時間與空間尺度,因為酸雨已不是只存在於英國或斯堪地那維雅半島國家內部的議題,而是跨越國界的,因此更難界定其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在某個時間點發現是湖泊酸度增加時,要立刻反推論其成因是非常困難)。(3) 不確定性也來自於「如何界定因果關係」—沒有兩個地方可提出相同的辨識結果,如在瑞典或挪威有不同的在地氣候及地質條件,所以測到的湖泊酸雨指數不同;亦即跨越時空及光化學反應等高度不確定性,都使得酸雨變成是種社會必須協商或建構的科學知識,不再是客觀或價值中立的–「酸雨」成為在服膺於社會利益與社會權利關係而被定義的名詞。
再來我們藉由英國最有名的案例—狂牛症—討論科學知識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這張照片在今天看來十分諷刺,這是當時英國一位類似台灣衛生署長的官員,在英國狂牛症爆發、大眾疑 慮牛肉漢堡的安全性時,帶著他的女兒上電視、並讓媒體捕捉他們吃牛肉漢堡的畫面。然而,當時英國學界裡大多無法確認、狂牛症是否只在牛隻之間傳染? 吃漢堡是否會使其傳染到人體內? 而此食安部門官員企圖說服大眾吃英國牛肉是絕對安全的。但大家都知道吃牛肉漢堡是最危險的,因為絞肉裡包含最多中樞神經組織、或其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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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名的部位。雖然當時所有科學家都無法証實,但最後證實是會傳染給人的;所以當時英國政府在還沒有足夠證據前的做的媒體背書(吃英國牛隻是絕對安全的)後來備受爭議。這故事陳述一個科學知識被定義或建構時,很多的不確定性都會出現;在此大眾疑慮被忽略了、而政治操作被採信了。
剛剛談的酸雨、狂牛症案例都涉及公共政策決定,這裡我們看到主要有三個不確定性:(1) 實務上的不確定性,亦即政府單位不斷期待科學家給與建議或背書,然後做出公共決策;但在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時,政府官員也時常面臨其政策造成的社會爭議與反對,這是實務的不確定性。(2) 理論上的不確定性,即這一週的主題–「跨科際」。Irwin在Citizen Science中與第一週討論會中Gibbons在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中、都表明他們深受STS或SSK研究影響。所以當時Irwin在Citizen Science中提到,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是無法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原子化科學、去脈絡化、去學科化等套裝知識解決的,我們必須以「跨科際」來解決這些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理論不確定性」起源於早期單一學科架構,這無法處理實務的不確定性,透過「跨科際」合作才有可能處理。(3)「複雜性」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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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知識被放到社會脈絡裡時,此脈絡是個開放體系但所謂的mode1(或孔恩早期原子化、去脈絡化的知識形式)是個封閉系統(如實驗室裡面)– 所有變數控制中、遇到不確定性都得被排除;一旦把封閉體系產出的知識擴散到社會時,不確定性變多了—誠如Beck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環境實驗室裡– 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或風險,因此產生風險社會的理論。風險社會理論告訴我們,所謂風險、或當群眾感受到不確定性的產生,取決於其社會地位或教育程度之不同,因此「風險」不再是客觀或中立的字詞,且科學成為一種社會建構– 是人們與社會互動後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客觀的存在。所以Beck提出的「反身性」與「現代性」,就是指大眾 (在體認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後) 從各自的立場參與科學知識建構或公共政策訂定、而不再只是科學家告知某些固定知識與政策訂定方向。
Irwin在 Citizen Science中以為,「風險社會」(不論是Giddens或Beck) 處理的都是大的社會架構或現代社會的轉向過程。但SSK (知識社會學),或STS的學者希望更貼近日常生活—究竟群眾的日常生活如何和科學知識 (或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共政策) 互動? SSK探討人的日常生活、並認為科學知識生產與社會化是一個協商過程,這常與在地群眾或常民(lay people)擁有的知識處理系統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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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上述案例裡看到,不再有單一的科學知識 (有英國版本、也有斯堪地納維雅半島版本的酸雨也有獨立科學家;有政府所定義的狂牛症、也有反狂牛症團體的定義);這些知識、科學遇到高度不確定性,無法像在實驗室裡變數一樣被嚴密控制。
從第一週到本週,我們讀的文獻 (包括Gibbons都無法否定實驗室 科學知識的重要性)大都強調單一學科、或去脈絡化的學科知識的價值。但必須強調Mode 1的知識形式可以與Mode2 跨科際的知識形式、或是SSK中強調的高度風險性 / 不確定性互相共存,而不是斷然否定Mode 1或科學知識的價值。

因此我們發現SSK學者從日常生活中、試圖去了解地方百姓如何理解科學政策?例如每天生活在六輕周圍的百姓,當科學家告誡他們一旦發生爆炸、要立刻躲到屋裡,在地居民如何回應這樣的科學知識或政策?或在地化、脈絡化的知識使他們深知,發生爆炸時,不可能及時躲進屋內(可能有人在田裡或魚塭工作、無法遵守這些安全法則並採取行動),但他們會依照在地化知識系統去應對—SSK探討這種知識體系的差距,我們可以看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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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ynne在其著名的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1992)中論述在地化與脈絡化的知識:他認為大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不該只被放在信賴與可信度兩層意義上–因為兩者都建構於社會關係上– 也就是科學知識本身的客觀性與信度也是社會建構的成果。Wynne在北英格蘭的研究裡發現,在地農民對科學知識大多無法信賴、且認為科學家一直蒙騙他們;他認為要回到社會關係、社會認同跟社會網絡上,看公共關係如何理解知識體系。

(2) 2,4,5-T除草劑個案;這是在英國一個備受爭議的事件,當時全英國僱於大農場的農民在第一線操作除草劑時、沒被完善告知其對健康的傷害;後來許多病例上訴到英國科學委員會中,但科學委員會用處理類似狂牛症的方式決議—尚無足夠知識與證據支持2,4,5-T的危害下–不應該禁止其使用;然而在農民提出自身經歷(如流產)證明其危害後,英國科學委員仍堅稱、這群人無法構成驗證法則,基本上是奇聞軼事;Irwin提及農民積極搜集資料、以科學語言書寫報告、反駁科學委員會的論述,證明在地知識可被納入科學知識體系中、接受學術論證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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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ian Wynne也研究北英格蘭Sellafield:在車諾比核災發生前,1957年曾有一次核災,當時有大量輻射物質外洩與大規模燃燒,但政府刻意隱藏此事—間接導致86年時民眾質疑政府、對類似事故的後續處理能力。車諾比事件後,輻射塵飄到英國上空,起初英國科學家認為、當地居民無須擔心落塵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但在英國科學委員會宣佈後一周,反而嚴禁宰殺或販售羊隻長達一個月—因為發現核落塵可能影響牧草、輻射物質透過食物鏈轉到羊隻與人類體內。當時Wynne觀察到農民或牧民對於這種以科學知識訂定的政策、一開始不太抗議(因為認為一個月的禁令不會對生計造成過多影響);但當此禁令將到期時,科學委員會又建議、無限期延伸此令。由此案例,Wynne指出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及民眾對科學家或科學知識的高度懷疑 (「為什麼全英國都受到輻射塵影響,為什麼只限制我們的生計?」「這裡在1957年就發生過爆炸,當時廠方與科學家是否試圖隱瞞什麼實情?」);Wynne也談到:在頒布此令後,英國政府派一群科學家到現場,宣稱某種火山泥可消除草被羊吃下後、所吸收的輻射物質;當時科學家們把全英國的「羊圈實驗基地」(亦即實驗室的操作方法)帶到田野裡,他們把羊圈劃分成一塊一塊、試圖把火山泥灑在方格裡。可是當地牧民嘲笑這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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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為除了每個地方的地質條件不同外(在地知識)、放牧羊無法被圈在格子裡–羊群是會移動覓食的!雖然此實驗終告失敗,但Wynne,指出在地知識其實很難被科學家或其知識體系重視。
這些例子並不是要全然否認科學知識(亦即其推演法或價值)、或從此只採信在地知識;Irwin強調,其實有些在地知識可以被科學知識驗證、進而加強兩種知識體系(及族群)間的「溝通」。因此Irwin 的「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旨在提供一個讓科學家以及大眾間有良好溝通對話的平台(或是說開始討論的機會)、正視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最後達到科學家宣稱的「有更好的生活或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是強調公民的知識或科學知識才是重點、而是各種知識體系都有存在價值(特別在探討環境風險與環境災害議題上)這也是「公民科學」與「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連結之濫觴。
這本1995年出版的書、對其後20年「公民科學」論述發展影響甚大—直到2011年、2012年都還有許多延伸、批評與反省;「審議民主」的爭議性也不小(其在政策訂定過程的效率極差—將大眾意見列入考量、就會產生較好的知識或政策嗎?),我們前幾週Seminar中討論到,每個人、甚至生物都俱有代表性—這些如何在審議的過程中均獲重視?這都是「審議民主」執行時或是「參與式科學知識」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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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win後來幾篇文章、Stiring在2008或2011年的文章、及一本名為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期刊都談及這個問題;Stiring用兩個名詞 “opening up” 和 “closing down”並認為審議或參與式的民主或科學、影響歐洲某些國家的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科學知識,大眾的意見必須被包含進、任何有關公共生活或利益決議過程。但後來大眾參與變成一種合法化的工具—決策過程除了象徵性邀請一些大眾代表、仍是由科學家拍板定案;再者,即使納入大眾,科學家的術語或知識也無法用於雙方溝通,於是大眾逐漸無法扮演 “challenge role”。反之,「公民科學」的實踐使大眾能不斷質疑科學家 (或科學知識)—過程中優缺點並存— 優點是改善大眾與科學知識/科學家間的溝通,缺點是如果參與大眾無法理解這些知識意涵、如何勝任 “challenge role”? 或者是哪些常民(lay member)可以進到這個場域 ?
但Irwin仍強調,參與式公民科學的價值不容忽略— 其對制度俱有全面性轉換的潛能 (在歐盟或歐洲境內,已看到更好的政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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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民科學」與「跨科際」間的關係是什麼?第一週談的 NPK– 知識生產方式有mode1和mode2;而「公民科學」直接挑戰知識分化、認為科學知識或單一學科分化的知識無法處理風險社會中複雜性與爭議性高的問題。如Gibbons認為Mode2或PNS(post-normal science; 後常態科學) 論述認為知識逐漸傾向在應用的脈絡中產生(亦即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知識);且大眾並非無知,特別在二次大戰後的教育普及、使更多群眾熟悉科學知識的研究方法(即使他們不在科學界或高等教育體系中服務),但他們理解知識生產的方法與價值、因此知識生產逐漸不限於大學,我們也越傾向「跨科際」處理高複雜性的社會議題。同時,科學家們也逐漸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開始意識到他們的知識,品質控管不能只依靠同儕審查的科學知識,因為對社會可能有極大影響;而「跨科際」生產知識的品質控管,則必須考慮到各層面的利害關係者– 這就是Mode2的科學知識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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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必須釐清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多科際(multi-disciplinarity) 和界科技(inter-disciplinarity) 間的差距;「跨科際」雖然在NPK裡被提出,也不斷遭受挑戰,(如Gibbon並沒有完全說明「跨科際」的定義);後續學者(如Wickson)持續界定「跨科際」、「多科際」與「界科際」的關係、並著重三個面向—以問題為導向 (problem-focused or problem-oriented)、演化方法論與合作。依據Wickson他們的文章,我整理這張表(見下圖):跨科際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但這不意味它不能處理概念性問題;「多科際」不著重解決問題或提供解法;而「界科技」也以問題解決為導向。但「界科際」和「跨科際」的差別,在於界科際所涉及的合作對象是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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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 多科際 界科技
問題導向 問題導向:出發點不是哲學面或理論層面,而是為實際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主題導向而非問題導向,旨在提供新的觀點而非提供解法 解決問題或理論層面等學科內的問題
演化的方法論 建立一套方法論,在其中整合不同領域方法論與認識論 傾向保持領域的自主性 在合作的學科間共有的架構下,分別處理不同主題
合作 科學家、研究者與利害關係者間進行合作 只在不同科學領域間合作 只在不同科學領域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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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談演化的方法論 (evolving methodology),基本上強調必須以問題為起點、再來找不同領域的專家,透過不斷討論與協商找到問題解決方法;但這過程會不斷演化且變動、因此學科邊際不再明顯。演化方法論上,「界科際」的各學科間保持相對的自主性;「跨科際」則有不同主題或學程、以合作為重心;「界科際」用以處理不同主題,但會以學科與學科間重疊的方法論找尋與解決問題。

最後,Wickson認為「跨科際」強調「合作」介於科學家、研究者或利害關係者間—大眾必須被納入解決問題的過程;而「多科際」或「介科技」的合作僅限於科學家間。 以上呼應Gibbons提的Mode2知識體系,「跨科際」也使「公民科學」更具實踐性—兩者皆強調知識的實用性與知識間的對話。因此我認為「跨科際」應與「公民科學」在台灣並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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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Session

陳竹亭:

在你的討論中,並不特別區分「知識」(knowledge) 與「資訊」(information);對「不確定性」的討論,是否需要先區分這是「知識」或「資訊」造成的?

王驥懋:

這次讀的論述直接用「知識」描述常民百姓所擁有的、在地的價值體系;Wynne認為科學家所強調的「知識」是單一的資訊、或科學知識方法。

吳泉源:

我用不同的角度將驥懋的討論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當年邀請Wynne來台灣前台灣最主流的思維叫做「科普」,很多人誤以為Wynne是PU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的提倡者;但Wynne提到他的研究是批評PUS的。因為PUS是在啟蒙運動後形成的以科學為中心主義,而PUS暗示著大眾是無知且需要教育的,且科學會帶來經濟繁榮、理性的社會與好的生活品質。Wynne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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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深具革命性:他指出,政府推派的科學家以「實驗室科學」的標準 (就是在實驗室裡作研究要有分析變項與標準化程序) 理解在地知識系統。Wynne在田野經驗中發現其實農民的知識是很有彈性的,例如處理輻射落塵時,因為他們知道羊怎麼跑、水怎麼流、山坡坡度不同,因此有各自根據土地狀況應對輻射問題的模式。可是這跟「正統的」科學知識是不相容的;更糟糕的是,許多科學家的實驗方式根本不可行,因為他們不了解當地土地的特性,因此農民們認為,科學家只是要控制他們的生活、而非解決問題。

接著來看台灣的問題:有關核四的抗爭基本上是科學與社會間的信任關係,而在Wynne重新定義PUS後 (特別是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書)點出、我們一直認為百姓是無知的,但「無知」是很複雜的、是一種民眾積極建構與科學之間的策略;民眾所說的「不知道」,背後隱含許多社會意涵。例如有些民眾認為科學知識與其無關,或藉由不回答來獲取某些知識;也有些民眾的「無知」隱含某種心理防衛策略(避免為錯誤負責任);或有些民眾認為自己的知識不具有科學知識的嚴謹度、不適合稱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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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界定民眾在科學知識領域中、局外者的角色: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用科學知識生活、彼此是各司其職的。Wynne的系列研究不斷提醒、不能認為民眾是無知的,且大眾是極複雜的publics (複數 ! )。

因此首先要推翻「科普」的絕對性,再發展更多大眾參與的可能性。最新的發展是「審議式民主」一系列的檢討、實施與被挑戰批判。我認為我們必須適度地用西方研究知識來檢視台灣的狀況。

另外我想談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Roger A. Pielke JR, 2007)這本書,因為其中討論科學家或專家廣義的科學家如何參與公共政策。這過程中有四個角色:一個是 pure scientist(純粹作研究且不參與政治、並以書本知識提供資訊);另一個叫 science arbiter(科學仲裁者;負責回答可以測試且具體的問題);第三個是issue advocator(觀點辯護者;即擁有不同立場的科學家們)第四種是 honest broker(誠實代理人)。此書的核心論證是,因為科學不確定性很高,所以前兩者幾乎無法在科學政策上扮演關鍵角色;而 issue advocator在科學發展上很重要,但在科技正義與風險社會的時代,其窄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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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反而不好。所以當代社會最需要的是honest broker-他們能拓展選擇與可能性。但我認為討論核能等公共政策,經濟部長或總統等決策者不該當 issue advocator,應讓科學社群扮演這個角色,而他們扮演 honest broker。例如經濟部請清大提供核能政策,當核電不可行時,就改請工研院評估太陽能;太陽能不可行時,就請台大機械所評估風力。如此一來,台大機械所、工研院、清大各扮演 issue advocator,但經濟部是 honest broker,因為最終得有個選擇。我發現核能辯論中有科技專家,都具有專業知識、但一碰頭就吵得翻天,缺少個 honest broker,這是實現科技正義的重要條件。

接著我要回到公民科學這個概念,因為除了公民參與,我認為還要與科技社群對話、鼓勵科技社群構想更多可能的角色。這會減少對立與開啓更多對話-當然這過程包含很多因素(如:社會複雜性、科學不確定性、不同stake-holder的價值)。長久以來的迷思是專業社群可以對重大科技政策提供權威的解答;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科技爭議已預設了重大的社會分歧,換句話說,任何科技社群作出的判斷或結論,都可能誘發科技社群的對立。而且專業社群鮮少能提供解決科技爭議的權威解答,因為要化解科技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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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需要過去的資訊-這往往是科技社群無法提供的、也是科學知識無法影響的。因此需要建立民主程序與 honest broker(前者有一定時程、後者能統整脈絡)來制定公共政策。雖然從Brian Wynne以降公民科學備受討論,但在台灣專業社群、大眾與決策者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應該要找出三者通用的語言、增加對話可能性。

最後我要談「跨科際」,我認為這可能改善臺灣經濟的困局,因為我們過去很會解問題、也容易被你固定的概念框住、無法創新。我發現台灣人談的創新有兩個面向:一個是analytical分析,能夠訓練學生有調理且快速地找出問題的標準答案;可是我們現在需要創新,不只是需要解答題目、更需要定義產品。這情境跟風險社會很像-同樣充滿不確定性。比方說對於科學工程的學生而言,通常有問題大概解答一半也出來了;可是現在的重點是怎麼去定義或詮釋(interpret)一個問題。因此我覺得 問題導向 (“problem- focused”) 和對話(conversation)的概念很重要,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如研究手機的發展需要耐心對話、然後想像一個新的產品、創新就出來了。這過程可能需要很多時間,但以往解問題是個有時間限制的過程,台灣人很會解題,但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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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應新的文化、新的組織或去定義問題。所以很多產業沒落就是因為無法處理risk society,而這跟 SHS的核心思想很接近-前提是有自己的主體性、重新定義我是誰、想過什麼樣的生活,這是他們在摸索的。但我們或SHS仍缺乏一個載具,一方面摸索出新的產業升級、同時達到科技正義,使科技社群能與大眾作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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