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S環境科學

揮之不去的夢魘-臺灣與日本油症

撰文作者|李銘杰(科際整合計畫特約編輯/國立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所博研生)

科博文says:32年前,發生於台灣中部的多氯聯苯中毒事件震驚全台,並造成兩千多位民眾身心嚴重受創。如今,這些默默隱身人海的油症患者,不僅屢遭漠視,更漸漸被遺忘……

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永遠無法從歷史上學到教訓。

2 / 39

SHS環境科學

近年來食品遭受污染事件頻傳,三聚氰胺(Melamine)事件仍歷歷在目,卻又爆發了磷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污染食品事件,更令人訝異的是,此物質竟已毒害我們長達數十年之久,至今才因為一次偶然的檢測下被揭發。若是沒有這個偶然的發現,身為消費者的我們究竟還要被荼毒多久?食品遭受重大污染事件並非近年才有,只是人們很容易遺忘,忘了我們曾在一九七九年所付出慘痛代價。

一九六八年,日本發生了米糠油遭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污染事件,稱為日本油症事件。受影響的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目前持續追蹤的日本油症患者約有一千八百人左右 [1,2]。本以為米糠油僅遭到多氯聯苯污染,但隨後即發現,多氯聯苯會在高溫下產生副產物多氯夫喃(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此物質甚至比多氯聯苯的毒性還強,導致油症受害者同時承受多氯聯苯與夫喃之毒害 [3]。多氯聯苯與夫喃經研究證實皆具有環境荷爾蒙效應,極微量即可影響人體健康。在急性中毒部分可導致皮膚疾病、損傷肝功能以及容易感到疲勞。由於多氯聯苯與夫喃皆不易從體內排出,經過半衰期的推斷,油症患者終其一生都會身受其害。目前已知多氯聯苯與夫喃在慢性疾病方面可能造成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神經系統疾病、免疫疾病、甚至是癌症等,更可怕的是會損傷生殖系統,禍延下一代 [3,4,5,6]。日本發生如此重大的污染事件,本來可作為各國借鏡,避免悲劇再度發生。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這件事情竟然像是倒帶一般的在臺灣重演。

3 / 39

SHS環境科學

一九七九年,多達兩千人誤食遭到多氯聯苯與夫喃污染的米糠油,同樣的污染物質,幾乎完全相似的暴露途徑,竟然在十一年後再度上演。其中光是私立惠明學校就有多達一百多位師生集體中毒,其他受害者則主要分布於臺中、彰化與苗栗等區域 [7]。中毒者在甲狀腺腫大、皮膚病、女性貧血、男性關節炎、椎間盤問題、第二型糖尿病、男性精液品質異常等疾病罹患率皆比鄰居未中毒的對照組來得高。而油症患者所生下的「油症兒」,其智力發展遲緩、生長發育減慢且牙齒發育也有異常。更令人訝異的是,油症兒體內多氯聯苯/夫喃濃度仍比一般人高十倍以上 [8]。因此許多油症患者根本不敢生育下一代,即使生了下一代,也擔心被人發現是油症兒,終其一生得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

4 / 39

SHS環境科學

木已成舟,再多苛責也無法挽回什麼。政府若是願意妥善照顧油症患者,至少能讓油症患者無後顧之憂,其生理與心理上得到應有的撫慰。但我們的政府不僅犯了錯,事後也沒給予油症患者應有的照顧和補償。過去三十年,政府只有在油症患者中毒的早期較為積極處理,然而不幸的是早期所提出的相關補償與照顧措施皆不了了之。最終政府僅提供油症患者一張「油症患者就診卡」,唯一的好處只有健保掛號費優惠(還不是免費),而其他的醫療費用仍需由油症患者負擔。更糟糕的是,沒有幾個醫療機構認得這張油症卡,油症患者還需要解釋為什麼有這張卡片,用途與來源是什麼。多數醫療機構都對這張卡片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拒絕油症患者使用,對油症患者不僅沒有任何幫助,還造成二次傷害 [7,8]。

類似的事件,日本政府對日本油症患者的關心與照顧皆遠勝於臺灣政府。不僅在事發早期即擬訂日本油症患者診斷基準,持續追蹤日本油症患者慢性健康影響,之後還成立「米糠油症受害者支援中心」,無論是在心裡與生理方面皆給予日本油症患者妥善的照顧,此外日本政府還提供所有日本油症患者免費檢測體內多氯夫喃濃度。二○○八年日本展開大規模的油症患者健康調查,並提供二十萬日幣作為研究協助金 [1]。我國若是沒有民間團體(例如二○○九年臺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成立,替油症患者發聲並爭取應有的補償)以及許多學術團體(例如臺大醫學院郭育良教授率領的油症患者追蹤團隊,追蹤油症患者健康長達數十年)棄兒不捨的追蹤油症患者,並替其爭取應有的補償,我們的政府不知道何時才願意面對這個錯誤。

5 / 39

SHS環境科學

日本因為油症事件付出慘痛代價,隨即在一九七二年公告禁止生產多氯聯苯,其他國家如美國也於一九七八年宣布禁止生產多氯聯苯。臺灣政府當時沒有任何動作,即使一九七九年爆發油症事件,仍遲至二○○○年才全面禁用多氯聯苯,其反應速度之慢令人匪夷所思。我們的政府究竟有沒有因此學到任何的教訓?從三聚氰胺事件一直到近期的塑化劑事件,皆再三證明我們的政府從未學到任何教訓,事情總是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時才有所行動。若是不進行全面檢討,類似的事件只會不斷重演,最大的受害者還是無辜的消費者,又豈是你我之所願?

6 / 39

SHS環境科學

環境荷爾蒙危害-臺灣塑化劑事件

撰文作者|楊子鐸(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所碩士)
特約編輯|李銘杰(國立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博研生)

科博文says:今年五月台灣濫用塑化劑的新聞每日一爆,僅數天的時間,已造成台灣食品業有史以來的最大海嘯。其震撼強度餘波已從飲料、甜品、麵包…,掃到營養品、糖漿藥品及化妝品…等。相信有人不經會問,為什麼廠商有辦法進行這樣偷工減料的行為?而臺灣法規制度又出現了什麼問題? 不妨可看看此篇分析!

7 / 39

SHS環境科學

前言

科技發展使生活水準提高,卻也同時帶來了危害。而其所濫用的化學物質,更導致了我們的生活環境中到處可見的環境荷爾蒙蹤跡。臺灣今年五月爆發的塑化劑事件即是一種環境荷爾蒙問題,塑化劑除了對人體有害之外,也間接凸顯了臺灣社會在相關防範體制上的嚴重漏洞。本文將梳理塑化劑事件發展過程,對照學界環境荷爾蒙的研究重點,提出對臺灣社會未來發展可能的省思。

事件起末

今年三月,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一位檢驗人員,在檢驗食品中是否違法摻雜如安非他命等成分時發現可疑異常訊號,詳細分析後,發現摻有受管制的塑化劑DEHP(Di-(2-ethylhexyl) phthalate,簡稱DEHP)成份。此一物質不應該出現在食物或藥品中,因此衛生署開始展開調查,發現該產品使用的原料優格粉含有DEHP,其來自於金饌生化科技,而最上游原料來自於昱伸公司。昱伸公司製造的食品添加物起雲劑摻有塑化劑DEHP,供應約四十多家食品化工及飲料廠商製作常見的運動飲料、濃縮果汁等等 [1]。自此之後人人自危,並引起國外媒體的高度關注。

8 / 39

SHS環境科學

事實上,塑化劑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其中最常用來作為塑化劑的化學物質為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簡稱PAEs),DEHP即為此類化學物質之一種。研究發現,飲食人類暴露塑化劑最大的來源。日本 [2]及加拿大 [3]食物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食品本身皆受到高低程度不等的塑化劑汙染;另外,也有研究發現造成都是以食物包裝或塑膠容器釋出到食物內 [4],而且可偵測到塑化劑DEHP的存在。除了食物之外,一般塑膠製品、建材、醫療設備中也摻有塑化劑,甚至在人體化妝品、保養品及個人衛生用品中也能發現其蹤跡 [5]。一般而言,環境中有塑化劑存在難以避免,但若在安全劑量與管制範圍內仍是合法的使用。然而,昱伸公司製造的起雲劑,卻是額外添加DEHP以取代成本高的棕櫚油,因為棕櫚油製成的起雲劑顏色偏黃,而且保存時間較短;相對來看,加入DEHP製成的起雲劑顏色純白,保存時間甚至比棕櫚油製成的起雲劑長達六個月左右,其成本更是比棕櫚油製成的起雲劑便宜五倍以上。自然而然,廠商認為使用這類(DEHP)便宜又有效率的「非法配方」,是可獲取暴利的,因此以成品或半成品的方式賣給中下游客戶。這件事情震撼了社會大眾,多年來我們吃進的食物以及喝的飲料竟然有毒而我們卻渾然不知。

9 / 39

SHS環境科學

塑化劑事件省思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廠商有辦法進行這樣偷工減料的行為?為什麼政府總是在補救而非防範?為什麼我們社會經常要付出全體人民健康的代價?其實,這次事件並非特例,兩年前中國毒奶粉事件所造成的恐慌猶歷歷在目,同樣在奶粉的製造過程中非法加入化工原料,其同樣對人體(尤其是嬰幼兒)健康有很大的危害,但為什麼我們仍舊學不到教訓?毫無疑問,廠商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潤所進行的「偷工減料」非法行為,昱伸公司是最應該負責任的惡質廠商。昱伸公司只在乎拓展其中下游的原料市場佔有率,卻不顧大眾飲食安全以及廠商互信,販賣低價惡質原料牟取非法暴利。但是,這樣震撼社會的事件難道僅是一間公司的錯誤即可造成?為什麼一連串的供應商以及食品大廠,甚至市政府單位都沒有發現?

10 / 39

SHS環境科學

以下游廠商角度而言,如果你是某家廠商負責人,當你發現某種原料來源比其他供應商便宜很多時,自然會考慮使用該原料來生產產品。但身為獨立的廠商,就應該做好把關的責任,雖然中下游廠商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貪小便宜的心態才是主因。

以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機關之間的業務管理範圍沒有統合也是其中一項主因。以塑化劑來說,環保署和衛生署都負有相關的責任,環保署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從源頭管制其進入環境後對於人體的「間接」影響;而衛生署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管理其與人體「直接」的接觸。但這些相關部門缺乏整合,一旦發生問題時責任很難釐清,這造成了多數的政府官員只注意必要的管理與法規限制,鮮少會疊床架屋或自找麻煩以增加手上的業務量,使得不肖廠商有機可趁。此外,為減少貿易障礙,2000年政府公告免除食用香料及複方食品添加物之查驗登記,使得原本相關法規的管制出現鬆動的狀況,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11 / 39

SHS環境科學

12 / 39

SHS環境科學

但是,不論如何,消費者本身自始自終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互信的原則下,我們自然會認為食物應該是安全的。但從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一直到塑化劑事件,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幾乎是無能為力的。毒奶粉事件若是沒有貪小便宜的心態而去購買便宜的奶粉,尚能僥倖逃過一劫。但在塑化劑事件中,由於過去口碑優良的大廠也相繼淪陷,消費者即使選擇高價的產品也逃不過塑化劑的危害。其實,早在2009年,我國就有學者發現臺灣人民在塑化劑的暴露量,已遠遠高於歐美等先進國家 [6],只是當時尚未能發現真正的原因,而政府單位也沒有因為這樣的報告作出積極的舉動,現在我們才知道非法添加塑化劑可能是主因。身為一般民眾,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透過各種管道監督政府單位,督促政府做好把關,避免類似的事情再度重演。

結語

這次事件讓我們了解沒有絕對完善的防範措施,加工食品所使用的原料及食品添加物,至少都有數十種以上,甚至多達上百種。只要其中某項微量的添加物或原料出現問題,皆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同時也讓我們發現,環境荷爾蒙不只存在於環境中,帶給人體間接的危害,還可能透過這種方式,直接影響我們的健康。自此以後,我們應該持續重視這個議題,並將這樣的精神擴展至其他地方,避免類似的悲劇一再發生。

13 / 39

SHS環境科學

水域活動安全面面觀

文字 | 杜貞儀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編輯 | 黃群皓


上排從左至右:
Waves break on ledge:慎防堤防邊碎浪
Rip currents:裂流
High surf:慎防大浪
下排從左至右:
Sudden drop off:慎防陡降落差
Strong current:潮流強
Slippery rocks:慎防岩石滑溜

14 / 39

SHS環境科學

臺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但島嶼周遭這片「藍色國土」卻常常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望而生畏。每年暑假,教育部都會發函給各級學校,提醒同學注意水域活動安全,制定游泳與自救課程也是行之有年,但溺水事故仍舊頻傳。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死因統計資料,溺水死亡人數(1)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圖一),從內政部消防署水域安全資訊網提供的資料來看,104年截至六月止,共有154人死亡,76人獲救(2),溺水獲救的機率大概只有三成;而在2008年至2010年的歷史資料中,初夏與夏末的獲救比例最低,並集中在1~4歲學前兒童以及15~19歲男性(3,4,5)。這些數據說明了什麼?水域安全真的已經獲得很大改善了嗎?還是其中有什麼尚未釐清的事實呢?本文將焦點放在開放海域的部份,試圖從臺灣的現況出發,借鏡國外的案例,從水域活動安全的各個面向,討論其中不同關係者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從中獲得足以改善現況的切入點。

15 / 39

SHS環境科學

臺灣現況分析

水域安全可以分為管理、教育以及救援三大部分。在水域安全管理上,必須建立妥善的預警與監控系統,但受限於臺灣未有完整的海洋治理政策與法律,目前有關水域活動的相關法規,無論是活動的場域還是對活動本身的規範,主管機關便有多個不同的單位(圖二),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中,明訂位於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由該主管機關負責,而範圍以外則是由各縣市政府管理。在風景特定區與國家公園範圍內,又另外訂有國家風景區管理辦法與國家公園法。

16 / 39

SHS環境科學

既然主管機關有權責管理水域活動,做出必要的限制或禁止,那是否有限制或禁止活動的標準呢?從教育部及內政部消防署整理之危險海灘列表中(表一),可發現其中不乏熱門的活動場所–如基隆外木山、福隆、安平港、墾丁,而從公開文件中,也發現除了對水域環境的定性描述外,一般都是以該地點溺水人數作為危險程度的指標,可能忽略了其他因素,例如:參與人數、活動型態、年齡……等。臺灣目前並無針對溺水做個別、詳細的統計資料報告,僅衛生福利部在每年死因報告中將其列入「事故身亡」的項目,不易得知其他因素對於溺水事件的關聯,尤其在溺水與自殺的事後判定上,容易造成誤差。在消防署的勤務資料中,僅有近兩年有較仔細的分類(2)。而溺水主要族群–在學學生,教育部校安中心的通報,規定將溺水列為一般通報事項,因此有人質疑衛生福利部、消防署、教育部三者的資料無法統整對應,難以從中了解溺水的真正成因(4)。

17 / 39

SHS環境科學

如果從溺水統計中無法了解成因,那我們是否能藉由了解水域環境特性,來訂定管理規範、設立告示,作為預警呢?可惜的是,目前臺灣在沿岸水域管理上,特別是在常有遊憩活動的沙岸,缺乏公告限制與禁止活動水域的一致標準(6,7)。在沙灘上常見的裂流(離岸流),也就是俗稱的暗流,是海浪在擊岸後破碎,當海水後退時,一部分海水反流回海中所形成的海流。此海流表面流速極快,任何一個沙灘都有可能會產生裂流,但出現時間、地點均不容易預測,有些地方的裂流會出現在固定位置,有些則會改變,對不諳該地水性的遊客會帶來極大危險,而波浪所形成的衝力,也會帶走沿岸的沙,形成漂沙,在海流流速較緩處堆積,進一步改變沙岸水域地形,影響沿岸流場。在無法確實掌握危險水域範圍、各地方政府多半未定期進行水域環境調查的情況下,很難依照水域特性公告限制與禁止活動水域,並且以告示牌預警。

18 / 39

SHS環境科學

此外,目前臺灣水域環境即時訊息及預報,有交通部氣象局的漁業氣象(包括潮汐、海面風浪等)以及即時海況浮標(包括海溫、浪高、流速等),但氣象局提供的資訊對於從事水域活動來說並不適用,以最關鍵的流速為例,現有的浮標中僅有澎湖與鵝鑾鼻有流速數據以及流向。而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底下的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今年甫建置完成環台岸基海洋雷達測流系統,雖然藉由環境資料庫可以取得即時環台表面海流圖,但若想提供給民眾做為水域遊憩資訊,仍在嘗試中,且依照氣象法的規定,除非經氣象局許可,否則該單位無權提供預報。至於海域污染以及水質,依海洋污染法,定期負責進行監控並公布資料的是行政院環保署,但僅針對海水浴場(8),不包括目前所有已知的遊憩水域。因此,以水域環境訊息而言,公告為地方政府,而實際提供即時訊息以及定期監測的則是中央政府的不同單位,訊息也就這樣散落在各單位的管轄中,缺乏單一窗口。

19 / 39

SHS環境科學

在教育方面,應當教育國人擁有基本的游泳能力、認識水域環境,以及在緊急狀況時的自救方法。以臺灣來說,教育部於民國90年至93年曾訂定「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劃」,標準則為國小畢業時必須能游15公尺,而國中畢業需能換氣游25公尺,並且學會水母漂、仰漂等自救方式,但經調查實際落實狀況,在體育課程中安排游泳教學的學校僅佔65%,仍有許多學校因城鄉差異或種種原因無法參與游泳教學(9)。在教育部現行計畫中,缺乏認識水域環境(如沙岸裂流)的教學內容,游泳時,變動的開放水域有著波浪和潮流,其中產生的阻力,會比游泳池這樣的平靜水域更費力才能前進,需具備游更遠距離的能力,才足以在開放水域活動。此外,水母漂、仰漂等自救方式,也有專家指出並非所有環境均適用(4),對於真實溺水狀況(即無聲溺水silent drowning,根據研究,溺水時的本能反應無法大聲呼救,因此除非受過專業訓練,一般人很難分辨出溺水者,而錯過救援的黃金時間(10))的說明更是付之闕如。

20 / 39

SHS環境科學

在開放水域的救生中,目前臺灣有數個民間團體進行相關訓練工作,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可,發予救生員認證,並提供志工服務。包括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以及中華民國海浪救生總會。然而,各個民間團體對開放水域的救生訓練內容有很大差異,造成臺灣救生員素質不齊(11)。此外,救生員志工的定點服務,以紅十字會為例,目前僅有暑期的假日,到下午五點撤站,然而許多民眾前往海邊時並不知道這項訊息(12)。一旦發生意外,又無救生員駐點時,救援工作便落在海巡署及消防署身上,但兩個單位本身業務就十分龐雜,除了水域救援外,海巡署主要任務是查緝走私、偷渡與港口安檢,而消防署主要任務則是消防和救護,因此人力十分吃緊,以消防為例,截至103年6月底,各消防機關總編制員額17,992人,但實際員額僅13,313人(13)。究竟海巡和消防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水域救援主管機關,也常是意外發生後責任歸屬的爭議點(14)。無論是救生員、海巡還是消防,對於在危險水域活動的民眾也僅能進行道德勸說,一旦發生意外,最後還是需要由各單位設法進行救援工作(15)。

總結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臺灣目前在水域安全有四大問題:

  • 主管機關橫跨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不清。
  • 對近岸水域環境變化了解不足,資料分散。
  • 缺乏水域安全及親水教育。
  • 現有官方救援單位缺乏執行能量。

以上四項問題,是否可以借鏡國外案例呢?

21 / 39

SHS環境科學

國外案例分析—日本

日本水域安全管理的主管機關是隸屬國土交通部的海上保安廳(簡稱海保),在維護治安、領海警備、確保海上交通安全等相關事務外,並負責維護海洋台帳及沿岸域情報提供系統(沿岸域情報提供システム、MICS),不僅在單一入口提供海域環境相關訊息,也製作方便手機瀏覽的行動網站。特別的是,地方的海保單位也會負責海洋環境基本調查工作,以作為水域安全管理根據,如金澤海上保安部,在時常發生裂流的轄區內海水浴場,以求救用染料(Rescue dye marker,作用如信號彈,讓水面染色吸引經過船隻與飛機注意)與潛水士進行實地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公開給各界參考(16)。而在教育部分,文部科學省現行學習指導要領(17,18),明定體育課需進行游泳教學,包含事故認知與預防,以及意外落海時,穿著衣服如何保持浮在水面上的自救方式(着衣泳)。
救援部分,日本有三個官方單位負責相關工作:

  • 海上保安廳的機動救難士與特殊救難隊:負責船隻翻覆、搭載危險物質船隻船難、船舶火災等特殊救難狀況,各管區海上保安本部巡視船艇與飛機,可執行海空聯合救援勤務。
  • 各都道府縣警視廳的水難救助隊:屬機動隊,除進行救難工作外,多半以事故調查為主。
  • 各都道府縣消防廳下,管轄區域涵蓋水域的消防署,所設立的水難救助隊(19):成員皆為取得潛水士資格、並參與海保相關訓練的救難隊員,負責河川、海濱與海港內人員落水的救援工作。

22 / 39

SHS環境科學

民間組織部份,日本救生協會(日本ライフセービング協会),除了舉辦救生員認證、救生運動、於全國海水浴場進行志工服務外,也會收集全國救生員救生巡邏時發生的溺水事件資料,並每年公佈統計報告(20)。此外,也有類似英國皇家救生艇協會(Royal National Lifeboat Institution, RNLI )的日本水難救濟會(日本水難救済会)(21),其下設有遍布全國各海岸的救難所,與當地海保單位協調,打至海保118報案專線的事故,若不屬於特殊救難,便會轉至救難所。除了近岸水域救難工作以外,水難救濟會也負責進行海上緊急醫療救助和水域安全推廣。

上述兩個民間組織,均具備相當程度的運作能量,以維持全日本海岸總數超過五萬名的救難志工/救生員志工工作。除自行募款,也長期由日本資產規模數一數二的非營利組織–日本財團(原日本船舶振興會)支持部分運作。

23 / 39

SHS環境科學

未來展望

今年六月,立法院通過了海洋委員會以及其下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的組織法草案,自此臺灣的海洋事務將有專責機關,正式邁入海洋國家的正途。但本次通過的海巡署組織法草案,卻將海上救難與護漁工作移除(22),正如先前提到消防單位並無執行能量,不禁讓人擔心,海上救難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後是否就此成為孤兒(23),連帶使國家搜救中心指揮作業面臨更多的挑戰。從日本案例可知,透過民間組織分擔救生及救難工作,不僅需要組織行政、人力與資金的支持,更需要與政府單位協調溝通的機制以進行分工,才能發揮最大效益。以臺灣情況而言,日本的完善志工模式是值得參考的方向,但更應早日確立全國水域安全管理的主管機關,並藉由海岸法的落實,釐清各主管機關管轄範圍,並公開水域環境資訊,提供民眾安全的親水環境。

24 / 39

SHS環境科學

環境正義與科學民主化

講者 | 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編輯 | 黃群皓

編按:跨科際專題討論會已經邁入第八場,前幾場主要在釐清跨科際概念,這場我們邀請到范玫芳教授,從水資源爭議直接看到跨科際知識在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前不久,天下雜誌刊登了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先生的文章 –〈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提及財務、法律制度導致台灣快速邁向不公平,階級無法正常流動,有能力的後繼者無法和財大權大的家族勢力相抗衡,形成世代、財富不平等,環境正義的問題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的人製造了 PM2.5 的空汙問題,新生代的人卻要跟著呼吸 PM2.5 的空氣。許多社會問題都呈現類似的不公平現象,期盼跨科際計畫能透過一次次的專題討論,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向給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人。

25 / 39

SHS環境科學

什麼是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緣起於80年代的美國,當時有許多少數民族社區面臨經濟、生態不平等的問題,在此之前奠基的民權運動基礎,促使環境正義運動者連結環境、種族階級、性別社會正義等議題,挑戰既有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有別於更早之前的環境主義,以白人中產階級的觀點為主流,關注稀有動物保育和自然生態保育,環境正義的論述奠基在既有的社會正義、政治哲學思想上,關注範圍更廣,舉凡人們居住、生活、工作、休閒等地方都算是環境,探討面臨環境利益風險時應該如何公平分配,以及產生污染時該由誰來承擔、人們怎麼跟自然界互動。

為什麼少數族裔的生活環境容易受到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早期的環境正義研究比較聚焦在其關聯,例如是否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不公平是種族階級造成的?還是這些空間分布只是反映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性?也就是說,是廠商先設置汙染廢棄物,導致地區價格下跌,窮困者、少數族裔才搬過去居住。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種族階級、原住民受壓迫、社會階級等其實是多重因素交互關聯的。近幾年,環境正義的研究強調空間尺度的動態性,也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政策、居民活動,會造成跨越疆界的多重影響,例如氣候正義、全球電子廢棄物跨疆界移動、空氣汙染。在地環境的特殊性、居民的行為模式,都會影響到他們對有毒物質的暴露程度,因此,談論環境正義不能忽視在地知識、文化的多樣性,當主流文化以附屬地位看待在地文化時,往往在進行重大決策時,將在地意見排除在外,導致分配不公。

26 / 39

SHS環境科學

近年來,有不少STS的學者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該如何挑戰既有的科學,因為科學知識有時候會受限於議題敏感、權力不對等、特殊的政治結構,無法被有效使用,例如在美國,有些大型的工廠時常製造汙染,但當地居民又依賴工廠提供的工作機會,如果這時候廠商又提供很多政治獻金給官員,我們很難期待會有研究經費提供給科學家,去研究工廠排放汙染與民眾健康的長期關聯。這種情況下,過往偏向靜態的程序正義已經無法做出符合正義的決策。科學應該具有不確定性、變動性,如果有新的科學知識產生,我們理當賦予居民參與過程的機會與權力,例如美國有些州的大工廠必須取得執照才能營運,取得證照的前提是獲得在地居民同意,等於是直接民主,一旦有更多研究數據顯示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居民也有權力撤銷原有的同意權。

環境正義運動所倡議的正義、永續健康概念,若能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的過程中,有助於催生更公平的技術,有別於傳統的量化風險評估或是致病率這類過於簡化的計算,而是全面的涵蓋文化關聯性來考量。以蘭嶼核廢料為例,政府認為核廢料的輻射劑量在標準範圍內,避重就輕的看待污染,但卻未有涵蓋文化的全面性評估。

環境問題牽涉範圍廣泛,有學者提出民主化社運,讓常民知識與專家知識能完整結合,例如共同參與社區研究、爭論科學的客觀性,試圖在專家知識的高牆內納入常民觀點,重新建構科學知識,促使知識生產民主化,真正解決環境問題。

27 / 39

SHS環境科學

環境正義實例—水資源爭議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帶來嚴重的水患,其中以高雄小林部落遭土石流掩埋,四百多人死亡,災情最為嚴重。常見的滅村說法是當地位處順向坡,沒有做好水土保持且種植淺根作物,政府也缺乏監督,瞬間豪大雨造成土石流,但在地居民認為是曾文水庫越域引水才釀成災害。

28 / 39

SHS環境科學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主要內容是在高屏溪的上游支流-荖濃溪,興建攔河堰,利用東、西兩條引水隧道分別貫穿高雄縣桃源鄉、那瑪夏鄉的玉山和阿里山山脈,再經草蘭溪輸水管線到曾文水庫。工程開發期間需要炸開山脈,生態學專家認為是炸山的土石引發小林村災情,環評報告也提及開發工程行經數個斷層皺褶帶的疑慮,但水利署開發單位認為現有技術可以克服地質,不願改善,工程進行後卻發生工安意外,像這類開發前評估與實際開發後不符的情況,充斥在政府諸多大型工程中,環保團體認為應該引以為戒。越域引水也導致水資源分配爭議,官方以穩定南部供水為立論基礎,但訪談在地專家與居民,卻發現不符合經濟效益,質疑真正原因是為了供應南科用水,學者也質疑泥沙淤積等經濟效益問題。

水文生態方面,開發單位認為上游引水不至於影響下游水泉或生態,但在地居民表示,工程開始後不久,下游野溪已經有乾涸現象。水利大型工程的開發往往引自美國,專家的可行性評估未必能符合在地情況。總歸而言,從開發設計到環評,過程中有諸多疑慮,但環評通過後卻缺乏究責的機制,政府應有預警概念,施工過程盡量避免不確定性。

29 / 39

SHS環境科學

越域引水計畫也透露出對原民部落的不尊重,環評呈現的是有形資產,未將無形的文化資產納入考量,例如布農族將荖濃溪視為河川之母,開發案會破壞「祖靈」的神聖空間,政府與土木工程專家傾向將自然與土地賦予特定的金錢價格並將水資源貨幣化,反映出主流文化與在地文化的衝突。小林村災後重建也引起居住安全評估的爭議,專家的安全評估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政府參酌後,將部落劃分為不安全的風險評估級數,但在地居民認為,放眼歷史,現有荖濃溪平原是幾千年來氾濫造成,應該學習大自然的包容性,而非以人為方式強行改變環境,在此也顯現出災後重建倚重專家,卻又忽略社會文化的脆弱性、文化差異、社會的關係,居民只能在決策的末端參與,不利在地凝聚。

高屏大湖

同樣位於荖濃溪流域,莫拉克颱風過後,水利署提出興建高屏大湖(又名:吉洋人工湖),預定地目前是毛豆種植專區,但2013年環評沒有通過,至今仍然飽受爭議。此案例著眼於生態環境,在地農民也擔心影響原有的毛豆種植,比較特別的是在地行動進一步挑戰工程細節,依照水利署的規劃,將在高雄美濃旗山、屏東里港地區的台糖土地上,設五個湖區,夏季引入荖濃溪豐水期的餘水,到人工湖內儲存,但在地居民質疑:

30 / 39

SHS環境科學

  • 人工湖採用不封底設計,可能和地下水相交,是否能達到蓄水效果?
  • 六月至十一月為豐水期,只有這段時間有較多的溢流水,枯水期該從何處引水進高屏大湖,是否要抽地下水,造成搶水?
  • 豐水期本來就有淹水問題,改成引水,是否會惡化淹水的情況?

31 / 39

SHS環境科學

在地居民分享經驗與觀察,認為八八風災後環境變異,荖濃溪的水質汙濁,地下水變少,淹水情形加劇,質疑開發效益和其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並且和環保團體、立委合作,要求開發單位開挖試驗池進行試驗,挖到地下九公尺時,發現砂湧現象,十二公尺回填,環保團體認為某種程度回應他們的質疑與立論。此外,當地自來水公司挖了十三口深水井,居民觀察到水井開挖以後,溼地變乾地,原本一天只需要兩次灌溉,其實不需要人工湖,所以居民和長期關注在地生態、水文的專家結盟,並由環保團體召開研討會,邀請專家討論是否有替代方案,荷蘭的專家認為,高屏地區的平原可以採用地下水自然補助方式,不一定要興建大湖。

既定觀念是官方VS.常民,環團VS.工程專家,但高屏大湖比較特別,本身屬於地下水庫還是平面水庫,在水利工程界都有不同看法,專家間也有模糊地帶,例如水源界定困難、是否會抽取到地下水等問題。環評時,審查委員也認為政府對居民的疑慮沒有提出具體說法,高屏大湖的問題持續爭論中。

32 / 39

SHS環境科學

蘭嶼野溪整治

2012年,天秤颱風重創蘭嶼,官方推動蘭嶼綠島整治計畫,蘭嶼六個部落都有工程,編列預算高達1.7億,採用生態工法進行野溪整治,其中東清部落有爭議,暫緩工程,原因是在地居民和環團認為水泥化工程沒有考量在地特殊性,徒增環境風險與不確定性。此個案主要在探討,在地知識與傳統如何和環境文化相互形構,他們又如何回應政府整治工法的風險與可信度。

族人和溪流有相互依存關係,例如飲水、洗澡、攔水接管到部落使用,生老病死都和水息息相關,他們也從生活經驗得知溪水的流向會隨時間改變,例如流域旁的芋頭田,大水來的時候隨時都可能淹沒,不適合長久經營,除非特殊祭典需要,否則不會開墾芋頭田。

33 / 39

SHS環境科學

政府的整治工法不只是人為改變溪流流向,還會影響灌溉水泉。在地工法是採用上游沖刷下來的石頭堆砌成河堤,並且根據需求採用不同的植被,且特殊植被有助於形成生態圈。芋頭田也有特殊設計,例如U型槽能緩解水流沖刷速度,在地工法也有特定的規範,和社會文化、自然環境是相互作用生成的,居民透過分工合作完成工法,也有助於當地社會凝聚。政府則是同質化作法,認為不同場域與空間皆能適用生態工法,忽略氣流、水流、雨季的分布,也突顯新技術帶來的風險,例如固床工是溪流的生態殺手,生物的幼體無法迴游。但工程人員認為傳統工法不好用、使用時間不長,在地居民也挑戰工程人員的文化霸權,儘管水泥堅固,但仍然無法承受大水衝擊,不當的植被也會傷害溪流生態圈。居民形成聯盟並且透過網路尋求援助,在地非營利團體也整理在地生態歷史文化資料,希望呈現工程對當地的衝擊,最後終於促使政府招開說明會,暫緩工程。

34 / 39

SHS環境科學

過程中,在地居民呈現異質性,有民眾認為生態工法也可以有效防洪。在地知識可被理解為不斷透過協商、混合產生的知識體系,這也涉及多元行動者的協商,環境治理知識是可以在社會脈絡中不斷被重新定義的。

從三個個案可看到,環境正義帶來政治轉變,在尋求更永續、更正義、更民主的社會時,我們需要的是公民不服從,透過公民行動,人民獲得資訊,進而參與互動,才能重新建構更美好的社會。

Q&A

與會者A:剛才的幾個案例,還在可以討論、調整的階段,專家與常民的衝突也許能透過審議式民主改善,哪一個是牽涉法律或制度可操作的?

范玫芳:曾文水庫引水的問題,2004年已經在抗爭,環評通過後開挖,才發現造成野溪乾涸,但已經無法改變,反而是八八風災讓問題浮上檯面。至於高屏大湖,二次審查時已經擋下,開發單位必須重新規劃,勢必納入在地區民看法。蘭嶼野溪整治,五個部落的整治都已完成,只有東溪暫緩,後續還要再看是否能納入在地居民意見與調整工法。審議式民主應該在早期溝通,才能減少後期使用抗爭或體制外管道解決的情況,通常由執委會整理出討論架構,請20位正反意見的專家討論,誰來參加是個問題,但重點是審議概念,能將當地文化脈絡納入考量,朝向共同治理、監督的機制。

35 / 39

SHS環境科學

與會者B:政府將大型開發案委託給大型企業(BOT),產生環境問題時,廠商與公民對抗,例如六輕,但廠商卻說一切合法,有正常繳稅,也有政府的契約,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范玫芳:以新竹橫山鄉事業廢棄物設置為例,就是採取BOT的方式,2002年環保署獎勵民間處理廢棄物,一階環評有條件通過,已經要施工了,但在居民抗爭後暫緩,原因是如果發生土石流、不透水層布滲漏,該由誰負責善後?30、40年後,廠商賺飽離開了,政府也很難找人負責。後續政府如果要推動類似的政策,應該要有更完整的考量,例如請廠商提供預警保證金,並且舉證其安全性。六輕問題,除了公民參與,還要有在地監督機制,例如讓民間也能參與監測,避免不公平的分配。

與會者B:補充,六輕居民提到,台塑比政府想得更細緻深遠,有地方居民反抗,台塑就用錢收買領導者,第二波反抗運動就容易汙名化,會被認為帶頭反抗就是要錢,形成更深入的社會、文化的關係,或是跟居民說不能舉發汙染,因為舉發等同說自己的農產品有汙染,形成共犯結構。

36 / 39

SHS環境科學

與會者C:年輕的一代,如果有新公民運動,來討論文化、知識、正義、人的利害關係等問題,該以什麼樣的意識論述?目前的政權有殖民政治觀和在地政治觀,殖民絕非從在地看事情,如果不走新公民運動,難有機會改變,但如果走在地政治觀,如何有自己的思考論述。我是台灣出生的,但我接觸的是已開發文明國家的知識,如果我是公務員,就會將歐美對工程的想法帶入,例如要堆積石頭,我認為在裡面灌漿會比較牢固,但居民會認為灌漿就無法自然分解了,如果經歷大水沖刷,那些物質就會進入泥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脈絡知識。

與會者D:我想以另一個角度來探討,環境空間與資源分配都牽涉到國土,我們有沒有「國土」這種整體的觀念、知識、制度?另外和三個案例都有關聯的是環評,現在的環評沒有總量概念,一個小範圍通過環評不代表對其他地方就沒有影響,若有總量觀念就很不一樣。拿工程來說,跟水爭地,可以治洪的面積被占用,自然會衍伸排水問題,很多問題就是這樣產生。又談到對話問題,政府與民間團體的知識、資訊不對等,政府應把一些資料數據化,民眾才能理解,才能互相對話。

37 / 39

SHS環境科學

與會者E:這三個個案,不盡然是在地知識與新技術的對立,但可理解為地方和國家政策的對抗,剛才有些是傳統知識對上新技術時出現的衝突,但有些在和主流政策對抗時,所引用的是另一種觀點的知識以此對抗佐證,從這樣的理解來看,現在的科學技術與知識,究竟是為誰服務?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推綠色革命時,將技術帶到東亞的國家,其中一個是峇里島,當地水資源是由水神廟祭司分配水資源,誰可以灌溉、誰需要先停止注水,都由祭司分配,塑造當地社會關係與文化,當西方技術進入峇里島時,決定拿掉祭司的權力,改由科學家分配,但當地社會不適應,消極抵抗,因此綠色革命失敗,後來研究人員蒐集每次祭司分配的數據,發現跟西方科學的做法很接近,回頭來看今天的主題,只做環評,卻不做社會影響評估,是科技、技術的問題,還是政策的問題?

38 / 39

SHS環境科學

與會者F:從三個個案可看到,反對者不斷在擴張聯盟或調整質疑的方式,從早期質疑需求,到提供新技術,水利署只說這個計畫我們考慮多年了,這兩種知識的生產方式本身就是不同的模式,對工程、水利署來講,他們有自我生成的適從關係,人員之間互相認識、流動,關係緊密,但也知識封閉,古老智慧和美式教育如何對話,可以試著把這兩個案例拿來做比較,從中看到反對聯盟的改變和水利署的不改變。過去農業時代的供水以分散式的社區為主,但進入都市化以後,供應系統變成集中式,因此有許多大型工程出現,我們要回頭談分散化,需要從歷史去看中間的過程做了什麼樣的調整。

范玫芳:現今永續的議題,需要做根本上的轉變,挑戰根本的經濟、權力、政治結構,並且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既有的生活模式與思維。創造更多對話機制,讓審議精神能更制度化,不因執政者變化而失去基礎架構。

與會者G:原住民未必完全反對官僚技術,只是希望被尊重。

范玫芳:是的,這突顯環境正義的重要觀念,如果我們一開始先來討論如何審議,就是給對方基本的尊重,原民如何討論、面對衝突,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重要的是主政者不應緊抓權力,以人民為本位,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39 /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