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思| 太陽花學運之省思

[逆思|太陽花學運1]跨科際學生對服貿的看法

作者│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胡醴云(逆思 LET’s News 記者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一年級) 特約編輯|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自從318太陽花學運爆發後,台灣社會高度關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文簡稱「服貿」),從學運參與者中,可以發現各個科系學生對服貿的看法存在的差異與雷同。逆思團隊藉由實地採訪,將學生言論分為對服貿內容的存疑派、對法案程序的反對派,以及堅決捍衛台灣主權與國家安全的保守派,採訪對象包括理工學院、文學院、社會科學院,以及藝術設計類別學院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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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關注產業實質性利益分配、程序正義

在逆思團隊的採訪中,理工學院的學生著重在服貿簽署後對產業的實質性利益分配問題,譬如:

「這個版本的服貿我們不接受,要求重新制定一個。我希望他不只要照顧到台灣的經濟,還要照顧到台灣的弱勢,因為我們有所謂的強勢產品和弱勢產品,不能只主打強勢產品,還要照顧到弱勢產品,不管是產業轉型還是輔導就業,或者是一些補助。我希望他做出具體的配套措施,比如說,農業轉為精緻農業,工業方面的話則補助勞工,不要都是靠大陸資金,也不要畫一個很大的餅,但是底下的人完全吃不到。」(輔仁大學電機系林擎昊)

這類意見主要針對服貿對弱勢產業的衝擊,延伸出在自由貿易下,政府應當對這類產業提供補償措施,包括配套措施、協助轉型等,以及利益分配的階級公平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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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理工學院的學生聚焦在法案的程序正義問題。譬如:

「主要是反對政府的黑箱政策通過服貿,基本上我個人覺得服貿對台灣經濟也許是正面影響,但希望是透過法制化的程序通過。希望政府將莫名其妙冒出來的服貿退回,然後重新跟對岸做談判,而談判過程希望台灣有合法的機制可以監督,讓國會或是人民可以去監督法案。要退回服貿是因為,如果逐條審查沒辦法更改條文,就變成一種形式上的審查,講難聽一點就是在作秀,若我們沒辦法針對有問題的條文審查做更改的話,就沒有意義。所以我認同那些學生後來更改訴求為退回服貿,但退回服貿並不代表我們就是反對服貿這個議案,而是反對目前這個後來莫名其妙跳出來的議案。」(彰化師大資工系蔡明勳)

這類論述對於法案通過理當遵照法治程序相當重視,服貿的通過必須經過國會的實質審查,延伸出當前的立法院徒有形式而沒有功能、陷入空轉危機的國會失靈。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意見並未否認服貿簽署後對台灣帶來的正面經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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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社會科學、藝術設計學生:關注主權與國安

另一方面,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及藝術設計類別學院多聚焦在兩岸交流後可能引發的國家安全與主權保衛、文化磨合等問題上。譬如:

「我覺得簽訂服貿以後,我們很有可能受到中共經濟制裁,尤其是當你一直認為我們就是特別行政區的時候。我覺得就是如果中國對台灣實行經濟制裁,我們很難不交出主權,在民主跟經濟之中,我覺得擁有主權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所以不簽訂服貿才是可以守護我們主權最重要的防線。」(聖德基督學院外文系三年級學生)

「藉由這個協議,我們和大陸的關係不只是經濟上的,而且光就經濟方面來講的話,因為我們和大陸的兩個國家情勢差很多,我覺得在一個完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我們對中國大陸是門戶洞開的狀況;二來,就是因為和我們簽協議的這個國家是中國大陸,他對於我們的政治態度並不是那麼平等,一直有一些覬覦,一直有這兩方面的問題或是等等的。」(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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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會反服貿呢?其實我覺得台灣有自己的獨特文化,然後大陸也有自己的獨特文化,但這兩個國家在維護文化這件事情上面的認知其實是有落差的,可能大陸會覺得說我現在就是以錢為本,但它並不是以民為本,它並不是以一個:「我的歷史能夠影響我,讓我這個人起來去維護我該維護的東西」—這樣的態度在生活,可是台灣一直會以『根』、『我是誰』,去做一個很完整的自我認同,那大陸人就是覺得『我就是錢』,他們的認同就是只要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可以賺錢的,那我就是可以不顧一切去摧毀其他的東西。我覺得如果大陸人進來的話,其實台灣很多很原始的傳統跟良好文化會被摧殘掉。我不能夠是很以一概全的說一定會這樣,但我覺得一定多少會有衝擊,這是我非常沒有辦法去忍受的!」(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馬來西亞籍 李沁珊)

上述的觀點不論從經濟探討,或從文化思考,最終的切入點都是政治面向,尤其是高階政治的國家主權與安全問題。經由比較,可用下表呈現跨科際學生孤點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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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對服貿內容的存疑派 對法案程序的反對派 堅決捍衛台灣主權與國家安全的保守派
科系學院 輔仁大學電機系 彰化師範大學資工系 1. 聖德基督學院外文系。
2.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焦點 階級與產業 程序正義問題 主權與國家安全

學運參與者的三項脈絡:形式、內容以及意涵

綜上所述,服貿議題藉由不同科系的學生表態,可以理出三項脈絡:形式、內容以及意涵。首先是形式:於兩岸仍屬內戰的延續,官方簽署任何協議當屬兩個敵對的政治實體之間的聯繫,但是也因此失去國際法的適用性,必須歸諸雙方各自國內法的規範。由此可知,兩岸的協議不如一般國際法規定的,國家間的條約需要經國會批准認可。對於中華民國來說,「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文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主要規範兩岸間包括簽署協議等聯繫往來的法律,其中第五條規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其程序,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本身訂定的不夠周延,使得民眾的期待與政府依法執政造成落差,出現「黑箱」、「程序不正義」的抗議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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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脈絡是內容。由於服貿牽涉到的產業類別包括生產者服務、消費者服務、流通服務、社會服務等領域,在台灣的服務業占全體GDP約71%的情況下,開放陸資來台儘管對服務業整體而言有利,但是在社會貧富差距漸漸擴大下,陸資促進的經濟成長並不會獲得公允的財富重分配,導致年輕一代的學生會對經濟成長無感,並且對弱勢產業的未來感到憂心,這一部分可能是「移情作用」使然,尚無資產積累的青年不自覺地將對未來的悲觀投射至弱勢產業的勞動者身上。近年來台灣公民社會對關廠工人、國道收費員轉職、青年新鮮人起薪2萬2千元等社會事件的高度關注,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個脈絡則是意涵。由於兩岸情勢的歷史演進,涉及到主權、領土、安全、國際政治等高階政治,使得兩岸交往的零和關係多於雙贏關係,即使是較不敏感的經濟往來,都會被政治標籤化。事實上,服貿的範圍涵蓋了敏感的國安領域,包括通訊、運輸等方面,在在顯現服貿本身的爭議性,並夾雜台灣的主體性認同、主權與安全等傳統政治問題。因此,此次太陽花學運部分人士認為服貿是賣台協議,中共以商逼政的「陰謀論」甚囂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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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僅讀史,也在寫史

藉由實地採訪,逆思團隊觀察到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多元性、跨界性,從中理出差異化的脈絡,但是在脈絡中,仍有部分意見重疊。儘管採訪樣本數尚不足於作為科學分析的嚴謹要求,但是其意義在於「口述歷史」對學運的史料補充。在資訊多元化、科技傳播便利的世代中,每一位公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傳播者。逆思團隊相信,每一起事件都是新聞,每一則新聞都是歷史,318學運的歷史,透過這一次次的採訪,被深刻地記錄在讀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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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思|太陽花學運2] 野百合與太陽花:運動傳承

作者│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胡醴云(逆思 LET’s News 記者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一年級) 特約編輯|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從野百合學運到太陽花學運,已經整整24個年頭。兩起學運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發生,有著各異的特色,包括新媒體的運用、文宣創意的進步、群眾個性的鮮明化等。然而,這兩代人的學運又有相同的特徵:都在初春的3月天爆發、皆屬學生對政府與立法層級的民主瑕疵感到不滿等。逆思團隊藉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實地採訪野百白合世代的學運領袖范雲,希望來學生運動如何跨世代的進行經驗傳承。

太陽花學運最血腥的一日莫過於323佔領行政院當天,但也因為這樣過激的行動,促使野百合學運的總指揮、現任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范雲在受訪時說,學生的行動是因為等不到府院的回應,而被「逼急了」,並呼籲政府儘快作出回應,希望全國民眾繼續關注下去,以保持此議題的對話空間。另外,被問到覺得此次行動與野百合學運的比較時,范雲認為主要差異在於議題的複雜性,野百合學運是較單純的民主對抗威權,而現況卻是要對抗民主的專制,且服貿議題又夾雜了中國因素、獲利與分配不平等,因此也加深此次學運在方向一致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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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在318學運期間頻頻出沒關心學生,除了讓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再度鮮明起來,也令人注意到歷次學運的經驗是如何再現與連綿下去。學運傳承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面向:思想和技術。前者舉例來說,太陽花學運出現道德解放的「大腸花論壇」,學生上台怒飆三字經,髒話聲不絕於耳。范雲作為上世紀末的女性學運領袖,也一同和新世代的學生「幹譙」政府,並且點出了在髒話上隱含著父權式社會結構:「只有女人可以喊幹拎娘,第一個,這是向同志致敬,第二個,跨世代的戀情是值得鼓勵的,只有女生可以喊幹拎娘,男生你給我喊幹拎北!如果做不到一點的話,不叫進步青年,你就不要跟我說你是進步青年,不要跟我說台灣會進步。」范雲透過參與學運,無形中傳遞了思想的價值進步性,有利於學運價值在公民社會思辨的沃土上更加成熟。

學運傳承的第二個部分—技術,所指涉的類似於抗議的表達方式(靜坐、舉標語)、面對警方試圖驅離時的防禦動作(手扣手,身體放軟)等,譬如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厚銘告訴學運參與者如何以保護自己的方式採取公民不合作,例如勿怒罵警察,避免暴力污名化;面對警察抬人的時候,身心要盡量放鬆放柔,手往上以拖延警察的時間;若被警察抬上有階梯的巴士,就在階梯上儘量賴著,消耗時間。這些實際的技術傳授讓太陽花學運更有方法與能力,進行長期的體制外馬拉松抗爭,在經驗上確實地指導與延續社會運動應有的實務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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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不同世代的學運傳承為何,都顯現了台灣民主的故事。民主,一直以來都是脆弱的果實,然而經過野百合學運的努力,台灣總算踏入民主體制的殿堂。不過,儘管外界多以為這是台灣民主的勝利,但24年後,堅信民主價值的人民仍要走上街頭,發起太陽花學運以「捍衛民主」。台灣民主發展的脈絡凸顯出民主體質的缺陷。台灣至今的民主機制仍不夠完善及穩固,舉凡公民選舉出的代議士、國家領導者,當他們決策與現有民意的差距過大時,制度上卻缺少適當的措施來因應,譬如罷免權的技術性門檻過高,導致人民無法有效行使罷免權。解決之道在於體制本身理當修正,以對掌權者形成壓力,迫使政府與立委決策時更能全面考慮到多數民意。

逆思團隊在採訪過程中,對野百合時代等過去的歷史背景資料進行蒐集,並對照該世代在太陽花學運時的言行,除了發現思想、技術等遞姍與流傳,也從演進脈絡中找到台灣未來能夠繼續修正的道路。我們堅信,民主所產生的問題,只能用更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台灣代議民主的缺失,正需要公民社會力量的進步來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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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思| 太陽花學運 3]青年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社會誘因

作者│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 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 碩士生) 特約編輯|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 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 碩士生)

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激盪出近年來前所未見的巨大能量,無論朝野政黨皆首當其衝,這股能量的龐大席捲並重塑了政治溝通的過程,也令人人不禁好奇,什麼樣的原因導致台灣的青年紛紛踴躍參與這場學運?逆思團隊在現場訪問後,從眾多的一手採訪、新聞報導以及學術文獻中,試圖提出青年參與的社會誘因。

台灣目前的政治及社會結構,共可分為以下四類: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以及世代。政治制度來說,中華民國體制上目前仍採用五權憲法,但是自從修憲後,已經走向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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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國學者杜瓦傑(Naurice Duverger)的說法,半總統制包括三要素:一、總統由全民普選選出;二、總統擁有可觀的實權;三、總統有個相對應的總理,該總理及其內閣擁有行政權和政府權力,只要國會不反對,總理及內閣就能繼續在職。此制度下的總統主管外交事務,得任免包括總理在內的各部會首長,以及解散國會;國會無權彈劾總統,但是得通過對總理的不信任案。歷經威權統治時代的台灣,和大多數後極權主義國家一般,多採用半總統制,目的是追求政府的穩定性,但是也逐漸走向「總統化」,政黨內部權力集中在總統,此現象使得政策形成與決策、人事選擇和選戰等大權在總統手中,總統成為國會多數的領導者。318學運的抗爭青年要求「黨意勿凌駕民意」,便凸顯出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法案上採取遵從總統的現象,在此現象下的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院是同一陣線,權力制衡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在涉及兩岸經濟高度合作的服貿中,部分民眾因為無法透過立法院有效監督,便走上街頭支持佔領立法院,來平衡總統—國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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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結構因素在於國族意識形態的對立。自80年代末,台灣主體意識開始上揚,統獨紛爭正式檯面化、白熱化,這肇因於民眾對國族意識的差異。據台灣民調指標今年5月調查指出,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民眾有26.8%,61.0%持否定看法,12.2%未明確表態。今年3月的遠見民調則顯示,台灣民眾的「終極統獨觀」中,49.7%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31.8%不贊成;22.5%贊成兩岸最終應該統一、61.0%不贊成。此項國族認同對立造成統獨議題成為社會中的潛在藥引,在許多時事紛爭中容易被揉合為複合式爭議,尤其在涉及兩岸事務上,不論是低階政治的陸生納保問題或兩岸經濟合作,實際上都是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這樣的認同對立結構,在此次服貿爭議中顯現出來,「反中」、「恐中」情緒是這次學運的背景,再者民主制度下妥協是達成共識的關鍵,因此對國族認同和中國大陸的情感上持不同意見的青年,便透過佔領立法院、支持上街抗議的方式表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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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結構因素在於階級。在巨大的國族認同對立下,階級在過去一直以來是相對輕微的問題,但是近年來歐美經濟的萎靡藉由全球化影響世界各地,台灣也難以倖免,以中產階級為主流的經濟結構逐漸M形化,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大,再加上低薪問題嚴重,使得階級差距成為台灣社會矛盾的主因之一。據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5%最富家庭和5%最貧家庭之間的所得差距,從2005年的55.13倍到2011年96.56倍(2012年財政部未公佈),顯見貧富差距的問題重重。在此結構下,身為經濟弱勢的青年多數不認為兩岸服貿協議的簽訂,會平均惠及每個人,政府政策設計較有利企業的事實,使得服貿通過的總效益雖大,但是卻可能集中在中大型企業,因此,318學運誘使眾多青年上街反對圖利企業較豐的服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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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結構因素則是世代差距。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讓世界人口大增,台灣從1945年之後也開啓了一波高峰,這波人力在經濟起飛的70、80年代中,開創並享有豐碩的經濟成果,形成階級流動。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發達和現代人生活作息的改變,人類的平均壽命較長,同時在金融海嘯和國內經濟結構等內外問題下,台灣嬰兒潮世代的中老年人除持續掌握台灣經濟的影響力之外,也能制定較有利於此世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也因此忽略了青年世代的經濟條件和需求,階級複製的現象逐漸取代階級流動;此外,全球化和科技發展導致資訊的流通,網路普及和低廉使得網路科技成為青年和世界建立連結的主要方式,社群網絡和論壇是80、9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常使用的網路場域,也變成他們的共同記憶,同時網路的無遠弗屆也讓抗爭的技術與概念得以自由地流通,譬如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抗爭書籍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各種語言,供人在網路上瀏覽和下載。與此相較,使用網路頻率不高的嬰兒潮世代,未能準確掌握和處理網路上反映的青年輿論,因此雙方在價值觀上存在世代差距。青年世代不滿掌握經濟權柄的嬰兒潮世代漠視青年的利益,後者因為缺少網路全球化的經驗、缺乏第一手接觸的資訊,對於前者產生諸如「草莓族」的誤解,因此服貿在立法院通過後,青年世代以激烈方式抗議,除了向嬰兒潮世代表態權力不對等的不滿,也展現兩者價值鴻溝的理念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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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及的四項結構性原因: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以及世代,都造成太陽花學運的結果,但是此因果過程中的思路脈絡為何?筆者建議可以「政治溝通」的角度切入。德國學者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民主是一種溝通方式,公民藉由溝通來傳達訊息並自我養成,在達成意見集體一致的過程中,公民之間的意見也彼此調和。以此觀之,太陽花學運的24天,所代表的是青年世代在話語權上的競爭,反映在藍綠政治結構和大眾媒體壓迫下青年輿論受侷限的問題。青年世代對於服貿爭議的看法,就政治制度、國族、階級、世代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並且透過網路建構與再現青年輿論,並設定議題,要求大眾媒體以及政治人物分享對問題的討論與掌握權力。長期被消弭的青年意見,在學運中得到解放。

最後,太陽花學運反映社會結構的問題,並不會因為學運爆發與結束而被解決,必須要透過思想觀念的磨合和政策制度的設計來處理。在結構問題獲得良好改善之前,應思考如何管控議題、防止問題惡化,否則類似的社會運動仍舊會斷續的衝擊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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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思|太陽花學運 4] 從國際結構看太陽花學運的生成與影響

作者│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特約編輯|趙祥亨
(逆思 LET’s News獨立媒體負責人、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生)

太陽花學運4月落幕至今已經過了3個月,外界仍在分析與推測學運引起的後續效果及生成原因。逆思團隊將從國際結構的角度來觀察,揉合不同論述後提出嶄新的觀點。

當前的世界結構是什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明居正認為國際結構是一霸四強,即美國霸權下的日本、歐盟、中共和俄羅斯等四個強權所構成的國際體系。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欣之認為國際結構是動態變化,目前是美國霸權的治理以及兩個強權正在崛起—中國大陸和印度—將可能在未來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為體系中新的領袖國家。不論學界如何解釋當代的國際結構,兩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中國大陸正在快速崛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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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強國際結構形成的脈絡,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蘇聯瓦解後,當時,由於失去足以抗衡美國的國際對手,美國順理成章建構了單極體系,但是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全球經貿秩序後,經濟能力逐漸超越了英國、德國、日本,2010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佔世界第二強,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被預估最早將於2015年趕上美國。美中兩大強權結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尤其明顯,以中國大陸為首的東協加三(ASEAN plus 3)分庭抗禮以美國的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正拉鋸兩強的國際勢力範圍,使得雙方在國際舞台上的角力日漸白熱化。

從政治上來說,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快速上升,也促使美國針對中國崛起的壓力採用「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總統歐巴馬不僅任內與越南就越戰後續事項進行和解,促使雙方關係更進一步,也和緬甸破冰,挖中共牆角的意味濃厚,此外,美國也不斷放鬆日本再軍事化的約束,加緊駐軍澳洲,並在南海爭端上暗挺菲律賓,在在顯現美國希望聯合東亞多國來牽制中共快速增長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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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上來說,中國大陸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快速上升,也促使美國針對中國崛起的壓力採用「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總統歐巴馬不僅任內與越南就越戰後續事項進行和解,促使雙方關係更進一步,也和緬甸破冰,挖中共牆角的意味濃厚,此外,美國也不斷放鬆日本再軍事化的約束,加緊駐軍澳洲,並在南海爭端上暗挺菲律賓,在在顯現美國希望聯合東亞多國來牽制中共快速增長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全球積極佈局,在非洲投資油田和原物料生產用地,並修建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等地通往港口的基礎道路設施,避險過度依賴途經麻六甲海峽的石油輸入路線,其國有企業中海油公司也跨境收購加拿大的油商尼克森,華為和聯想等科技公司也積極希望能透過併購獲得高端技術。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增強也展現在對外爭端的態度上,在東海釣魚台爭端上以常態化海上與空中巡邏,應對日本國有化的作為,在南海主權爭端中,也發生在黃岩島與菲律賓對峙的情況,向眾多南海聲索國展現強硬態度。不論是全球經貿佈局或是高階政治的海上主權爭端,中國大陸都挑戰了美國傳統的勢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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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結構下,台灣處於美中兩強競逐舞台的中央地帶,一方面美國仍是台灣安全的最大屏障,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吸引力和貿易往來量年年增高,台灣意圖行使兩手策略,以「親美、友日、和中」的戰略思維,和中國大陸在經濟面上交流,逐漸開放兩岸的航空直航、兩岸人民往來、相互經貿等措施,然而台灣民眾的意識形態上仍舊相當依賴美國,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深植人心,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並未因為彼此經貿互賴程度的提升有所改善,但是台灣的權力平衡手段卻矛盾地凸顯兩岸經貿的表面熱潮下,藏有脆弱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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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在國際結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中介管道。理性主義使人們自16世紀後跨越空間的侷限向外拓展,並受到資本主義的催化,更積極對外貿易賺取利潤,加上技術的創新巨大地造成全球時空收斂、相互依賴,構成全球互動的規則。全球化意味著全球社會一系列社會關係轉變的過程,台灣也無法置身於這個洪流之外。太陽花學運的發生,便顯現全球社群網絡的技術威力,如臉書(Facebook)在中東造成阿拉伯之春一般,學運青年也透過臉書快速傳遞訊息,進行相互串聯與動員,但是另一方面,許多青年對於資本主義開始反思,往後現代主義思維靠攏,反倒詭譎地弱化了全球化中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因子。

最後,太陽花學運在台灣的發酵,是否會引起東亞其他國家的後續反應?香港的佔中事件繼續延燒,甚至有青年仿效太陽花學運的佔領行動,衝進香港立法會內抗議,中國大陸維穩經費逐年上升,凸顯其社會結構的不穩定和脆弱,群體性事件的比率和次數也逐漸增加,剛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日本也引起一波抗議熱潮,身居工業先進國的韓國則擁有工業先進國家排名之首的自殺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在未來是否也會受到台灣這一次學運的衝擊,甚至如同香港仿照台灣的抗爭手法,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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