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源耗竭

放。生:在放與不放之間糾纏─以旗津放生為例 [Part 1]

責任編輯:李佩儒
(中山大學社研所碩士生、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教學助理)

前言:

2014年一月,海濤法師在旗津進行法會,隨後進行放生活動。學生團體至現場舉牌抗議,指出放生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生態失衡及動物權利的受損。這一抗議活動引起媒體關注,報導指出放生過後大量魚類死亡,民眾「釣爽爽」,不僅破壞生態,被放生動物的「下場」也跟宗教團體的初衷背道而馳。

放生是佛教信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釋放已捉獲的動物,為信佛者的一種善舉。」在佛教本意上,放生是基於護生所做的行為,認為萬物皆平等,會感受痛苦與喜樂。許多佛教徒基於護生與不忍之心會有隨緣放生的舉止,例如買下市場裡待宰或待售的牲畜予以放生。隨緣放生的行動一直零星地存在於臺灣社會,隨著國人收入提高,放生規模日益擴大,部分宗教團體開始舉辦大規模放生儀式。1990年前後,開始有人提出大規模放生衍生的問題,包括:破壞生態平衡、動物權利受損、商業化等現象,這些都使單純的宗教活動變得更複雜。 環保意識抬頭雖促使放生的問題受到注目,大部分宗教團體也停止放生。但根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2004年的研究,內政部登記有案的2000間寺廟中,約有1/4仍舉辦放生活動。據統計,每年放生活動花費高達兩億元,至少7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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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解放生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與論述角力,「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治理」這門課的同學在阮曉眉老師的帶領下,以經常舉行放生的旗津做為田野地,訪談在地居民及政治、宗教和公民組織對於放生活動的看法,並結合旗津當地的史地資料和放生相關研究,分析旗津成為放生熱門地點的原因,而各個參與者在其中又如何角力。

在放生議題的結構中,有以下這些行動者:政府、商家、民眾、宗教團體、環保團體,不同行動者各有其自成邏輯的一套論述,與其他團體相互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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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對立

在放生議題中,不同利益團體與行動者,以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對立最為人熟知。目前環保團體對於放生行為相當反感,認為此舉嚴重影響原生生物多樣性,許多物種因為放生而加速滅絕,因此反對放生;而部分宗教團體則認為放生行為是出於善意的護生,不願看見生命受苦。

(2) 民眾分為放生者與非放生者

民眾又分為支持、反對放生兩派。部分反對放生的民眾會加入環保團體,企圖維護生態環境或支持正確的放生。支持放生者則認為此舉有解救生命、積功德、消業障之效用。民眾會分別援引環保或宗教團體之論述為己用,因此兩方仍在持續對立、相互干擾、各自演化。

(3) 宗教團體與商家的關係

時至今日,放生行為已成為一年舉辦750次、產值保守估計超過兩億的「產業」活動。放生日漸形成特殊的市場與需求,並成為大眾關注的社會議題。反對者稱「放生淪為商業活動,已非宗教隨緣放生的本意」。細究宗教團體的放生行為,從商家購買放生物,再將之帶到指定放生地點,此舉會產生以下問題:活捉與運送放生物的過程對生物造成傷害、收納放生物的條件惡劣與放生前冗長的法事儀式皆不利生物生存、商業鍊中的商家與捕捉者因供給放生物而層層獲利,捕捉動物與放生活動形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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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團體與政府的關係

漁業署目前推動魚苗放流政策,來確保漁業資源永續及提升漁獲率。宗教團體搭順風車進行魚苗放生,成為「合法」放生活動。環保團體對此種合作模式採質疑的態度,環保團體認為放生團體和政府合作利用魚苗放流來達成他們放生的儀式,與放生的本意並不相同,甚至可以說完全抵觸。放生本意在於給動物一條生路,但魚苗放流旨在增加漁獲量,來滿足人類的飲食需求。環保團體指出魚苗放生徒具放生形式,已背離宗教護生本意。

旗津放生田野調查

本研究對旗津地區的放生行為進行田野調查。在海洋生態保育方面訪談了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社會組織方面,訪談僧伽醫護基金會。而在公民方面,訪談旗津當地長老教會、旗津南汕里里長及當地計程車司機,獲得初步的相關資料並進行分析。

在旗津進行放生者大多為外來者,放生相關人員幾乎都是外地的宗教團體單位。放生地點多集中在北汕里與南汕里的海岸,幾乎每月都有放生相關活動的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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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旗津的放生活動何以如此頻繁?透過田野與歷史地圖脈絡的查證,我們發現現今主要的放生地點鄰近早期亂葬崗,儘管預期到放生會引來外地信徒會對於在地人生活產生干擾,但在地人基於民俗信仰的因素,默許、甚至某種程度上歡迎放生等相關宗教活動在當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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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在放與不放之間糾纏─以旗津放生為例 [Part 2]

責任編輯:李佩儒
(中山大學社研所碩士生、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教學助理)

在訪談旗津當地居民、意見領袖或宗教組織後,我們發現當地居民對宗教來旗津放生的行為多少有所質疑,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大多維持在非公開的私人意見層次,並未凝聚為公共議題或動員公民的組織。那麼,為何居民雖對放生行為有所質疑,但幾乎都不會採取行動?我們覺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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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放生活動都是政府核准進行的。政府與宗教團體在魚苗放流上合作得以互利,正當化並合法化放生的行為,居民對宗教團體的質疑因此減少。當地居民原本就不特發反對之聲,加上政府合法認可,也使得反放生的聲音在此地減少且不受到重視,也沒有足以對應支持者質疑的論述生產出來。

其次,對於居民而言,放生是非立即性且無關涉自身利益的議題。放生是行之有年的傳統民間習俗,儀式進行也不會直接干擾到居民生活。居民對放生活動並不關心,甚至不少民眾會在放生結束到海邊捕撈加菜。換言之,因為放生不會直接侵害里民福利或影響當地生活,因此抗議放生的多半是外來的環保團體。對地方而言,宗教團體將魚苗填入漁業資源枯竭的沿岸,不但是善事,甚至能協助漁業資源復甦。

第三,對當地居民來說,放生這是神明的事情,一般民眾不好插手。更何況行政中心新址原為亂葬崗,剷平墓園建設新大樓不免人心惶惶,外來的宗教團體在旗津進行法會或進行放生的地點都在該位址附近,對當地居民而言,放生或法事都有著撫慰心靈、祭奠亡靈的效果,所以沒有人會反對。

第四,當地居民本身生態意識的薄弱,對於放生可能衍生的生態基因庫失衡、原生生物多樣性破壞和動物權利受損等生態議題較陌生。甚至,比起生態環境保護的迫切性,民眾更關注立即的經濟利益或當下的民生問題,就算環保團體來旗津當地抗議,也難以激起當地人對放生議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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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簡單整理放生議題爭議,在於宗教團體堅持自己論點,無視環保團體的抗議,透過政府法令的合法化,將所有的放生行為視為正常無誤;環保人士了解到生物的復育情形不佳,持續與宗教團體對抗。這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迴圈指令,似乎找不到最佳的時機點讓問題停止。正因為問題依然存在,備受傷害的動物們不會減少。對宗教人士而言,放生也許只在乎當下生命的體悟、人道思維的昇華。對於環保人士來說,卻希望能夠在價值提升的過程中,保護每一個無辜的生命。兩者的論點都是美意,卻必須想辦法讓彼此達到「有效溝通」的狀態。

從魯曼系統理論的觀點分析放生議題,會發現當環保團體與宗教團體之間有所爭執,雙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放生議題,無法跳脫出自身所設下的框架或界線。乍看似乎兩者都不能從對方的想法來調整自身信念,持續針鋒相對,事情非但沒有解決,甚至還造成彼此之間的誤會更加嚴重,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也觀察到兩個系統彼此雖然無法點對點的接受彼此的意見,進而完全採納對方的批評或建議,卻能在各自的系統內部,一再地回應外來的干擾,這也形成了一股改革的趨勢與力量。儘管過程耗時曠日,卻也確實能觀察到宗教系統的放生活動不得不將生態議題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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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旗津的田野調查訪談中,我們也發現公民參與的可能與困境。旗津地區許多議題,關注者都是外地的公民團體,在地居民對於議題採取相對冷漠的態度,本文的放生即為一例。公民參與的驅動力有兩種,一是維護自身利益,二是抵抗價值觀衝突。這兩種驅動力是有高低層次之分的。當相應價值觀未普遍被接受並認可時,就只有維護利益的驅動去支撐公民參與。要能催生行動的利益,其切身性與嚴重性也相對高。當相應價值觀已深入人心時,則對利益衝突的強度要求則會減少。即便沒有對自身利益造成巨大損害或直接損害,也會因社會共同價值觀的紐帶而帶動廣泛的公民參與。

以旗津放生議題為例,當地居民的環保意識不足,因此我們傾向關注放生是否關乎到居民切身利益的面向。儘管從長遠來講,放生可能造成的鄰近海域的污染、影響漁民的生計和破壞居民生活環境等問題。但是非立即性的利益損害難以喚起重視,因為放生行為與居民原有的價值觀並不相違背,反而大家心底對放生能夠積功德有一層模糊的認識。只待捕捉放生動物、引發「放生等於放死」等事件為人所重視,並與人們的是非判斷造成衝突,才能引起關注並進而行動。然而,若地方居民總是仰賴外來者建構公共議題重要性,就容易使公共議題的討論流於一股熱潮,參與者對於議題沒有足夠、深入的了解。時間一過,不但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造成這段時間大家只注意單一議題,忽略了其他社會議題的重要性。這些都是我們在面對放生這類生態議題時難以避免的行動困境,也是我們尋找解決方案過程中所要克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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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文作者為選修《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治理》一課同學,按照姓氏筆畫排列如下:余思琪、林仙妮、侯俊瑋、楊昭儀、陳盈仁、黃丞焌、游雅文、張娜。授課教師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阮曉眉,教學助理為中山社研所碩士生李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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